美国当代小说家理查德·鲍威尔斯

鲍威尔斯

《回音制造者》英文版书影

　　理查德·鲍威尔斯(Richard Powers，1957— )是美国当代文坛的主要小说家，被称为美国后品钦时代的“三剑客”之一(另两位是伏尔曼和华莱士)。其作品获美多项文学大奖。其中《回音制造者》(The Echo Maker, 2006)夺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鲍威尔斯的大多数作品已译为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并享誉欧美文坛。作家于2011年入选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其小说主要探索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的影响，寻求科学和艺术两种文化融通的途径。他的小说模糊并消除了两种文化的界限：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手法——百科全书式叙事和并置叙事，作者建构了庞大的生态叙事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科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相互吸纳，共同参与建构叙事系统。作家现在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任教。

　　鲍威尔斯1957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年幼时曾随父亲前往泰国曼谷，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和初中学业。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少年的鲍威尔斯似乎发现了一座圣殿，音乐和文学成了其最大的乐趣。大学时代由于受到一位文学老师的影响，他由主修物理改为主修文学，他认为文学“对于要鸟瞰世界的人，是最佳的观察方位”。从此他广泛阅读文学作品，为文学生涯作准备。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关注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博弈理论、基因工程、肿瘤学、生态学、电脑程序设计等都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一切都为他在创作中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埋下了伏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美国后现代小说鼎盛时期，鲍威尔斯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后现代小说家的影响。事实上他在作品中多次引用品钦等后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借用其观点及其典型的后现代创作风格——元小说、零度写作、跨体裁、跨学科、通俗和严肃文体兼顾等，这些都说明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鲍威尔斯是一位勤勉的通才作家，从198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舞会路上的三个农民》(Three Farmers on Their Way to a Dance)到现在，已经有九部小说归其名下，且每部作品都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金壳虫变奏曲》(The Gold Bug Variations, 1991)被洛杉矶《时报》评为年度畅销书；《游魂在行动》(Operation Wandering Soul, 1993)和《我们歌唱的时代》(The Time of Our Singing, 2003)分别入围国家图书奖；《加拉蒂2.2》(Galatea 2.2, 1995)以其重新建构了IT时代的皮格玛利翁神话而入选《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6版；《营利》(Gain, 1998)获库柏历史小说奖；《冲破黑暗》(Plowing the Dark, 2000)获国家艺术院颁发的伏塞尔奖。《回音制造者》和《兴高采烈》(Generosity，2009)从心理学和神经学角度探索了人的身份的构建这一复杂的生理和社会问题。他的最新力作，一本集音乐、历史和侦探为一体的小说将于年内出版。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鲍威尔斯还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鲍威尔斯相信生活就是叙述故事，通过叙述，人类可以发现真理。他的作品是用科学和艺术建构的庞大叙事话语，不仅展示了他驾驭不同科学话语的能力，而且显示了他将科技知识融入其小说美学的高超技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并不会对传统小说构成威胁，反而为传统小说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法。他的作品打破了科学和艺术两种文化间的界限，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相互吸纳是其小说的主旋律。

　　基于鲍威尔斯对科学和艺术的认识，描写并探索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相互融通便成了其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畅言：“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小说都试图消除艺术和科学间的界限，试图将思维和情感联系起来。”于是，就像其前辈品钦用熵、芳香族聚合化学原理等理论入侵文学领地一样，鲍威尔斯则用IT时代的科学技术改写了人类叙述的历史，将玄奥的科学概念融入小说叙述，架起了人文学科与“硬”科学之间的桥梁，拆解了科学文化和艺术文化之间的厚墙。其小说语境是科学思想和艺术思想相交织的语境，既表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惊喜和困惑，又赞扬科技发展为人文精神的强化所带来的新途径，当然也对科技未能根本上缓解人类的迷惘、孤独和失落表达了遗憾。

　　鲍威尔斯的笔下几乎是20世纪的科技博览会：《舞会路上的三个农民》用三条平行的叙事线索讲述了与一张一战前的老照片相关的故事，凸显了技术时代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小说已初显了作者今后的创作题材，即科学和艺术相互交织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在《囚犯的困境》中，作者借用博弈理论探讨了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困惑，将核战威胁与迪士尼乐园并置，既强化了主题又使小说结构紧凑。其第三部小说《金壳虫变奏曲》常被认为是作者的巨制，这里作者将音乐学、历史、基因工程、电脑编程、信息工程等现代学科编织为庞大的叙述网络，创造了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科学和艺术的分界在这里既是其创作题材又是建构其小说的准则。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呼吁面对强大的科学，要尊重自然，尊重人的个性和情感，把科技永远置于人类的掌控之中。《营利》则从生态学、环境学、肿瘤学角度描写了工业化对人类健康和大自然的破坏性作用，作品被认为是IT时代的美国悲剧。《我们歌唱的时代》则用量子理论、熵和音乐理论解析了美国的种族问题。《冲破黑暗》用平行叙述手法讲述了西雅图计算机程序实验室的虚拟女性与贝鲁特美国被困人质间象征性的悲欢离合，继续探索网络技术和人类的关系。《加拉蒂2.2》是描写两种文化冲撞的另一力作。这里作者用网络技术、认知神经学编织出了一个认知科学中心，一个由网络技术组成的迷宫。作者对传统意识概念的本质提出了质疑。通过描写主人翁(作家本人)和电脑机器人Helen的关系，作者强调在科技时代人文关怀更为重要。鲍威尔斯最近的小说《回音制造者》则是用神经科学建构了巨大叙事网。该书出版后备受关注，被评论界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的杰作，是会改变读者一生的书”。作品描写的是正在兴起的神经科学和人的身份认同范式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作家用神经科学的前沿知识解构和颠覆了传统的自我身份。

　　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使人文学科面临诸多困境，基因科学使人们探索生命的脚步大大加快，电脑的普及使生活网络化了，人类从此进入了后人文主义时代。讴歌人文精神的文学艺术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甚至有人宣称人类叙事的终结，“书要消亡了”。然而鲍威尔斯却以其写作活动证明了网络技术绝不会消灭人的本性，也不会使小说退出历史舞台，传统叙事手法也不会因此而降低身价，以纸质为媒介的肯定人文精神的叙事手法依然是人们探索现实世界的有效途径。其独特的叙事手法使他能够深入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中心地带，出色地完成前辈或同辈作家未做之事。

　　就作家而言，科技的发展对人文精神的张扬创造了契机，网络技术则可更新传统叙事。为建构宏大的科学叙事体系，他首先采用了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手法(encyclopedic narrative)。在鲍威尔斯笔下，宏大的科学系统已进入其叙事背景，成为小说情节发展和整体结构不可或缺的文化语境。鲍威尔斯将主人翁置身于包罗万象的科学迷宫中，让其困惑，让其彷徨，作家最终是要探索科学对人文精神的冲击。根据曼德尔森所说，百科全书式叙述主要产生于文化动荡时期，叙述正在兴起的文化及其存在感，记载一系列文学式样和叙述形式，用举隅手法描述技术、科学、艺术或社会政治图景以展现当下的知识状貌。除了这些特点外，曼德尔森还认为百科全书式叙述手法还有“接收”和“期待”等外部因素，即必须为民族文化提供独特的文化焦点(cultural focus)。这种叙述手法是由多个信息系统组成的复杂的混合网络，而联系各个系统的正是叙述，因此这一叙述又被称为生态叙述手法。鲍威尔斯的小说是由诸多专业知识(以举隅法展示)组成的变化万千的叙事系统，庞而不杂，多而不乱，各系统之间通过叙述，使静态的体系变为活的百科全书式的系统，从而构建了有生命的、能演进的生态系统。

　　鲍威尔斯的《金壳虫变奏曲》、《加拉蒂2.2》和《回音制造者》都采用了典型的百科全书式叙述手法。这些小说都出色地描写人类档案壮观的复杂性和不可能性，展示人类生存将永远处在惊叹之中。他用宏大的叙述手法复制了地球上丰富多彩的自然和社会景观，告诫人类要控制自己的活动，以免对地球上复杂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在《金壳虫变奏曲》中，各条平行的叙述线索相互回应，自我相似的叙述模式在小说的各个层面重复。作为叙述模式，百科全书式的叙事在这里担当着整合信息的任务。“在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所构成的各种信息体系中，通过这一叙述，复杂性和意义得以体现。”这样作品便以其生态叙述模式再现了世界的多样性、开放性和联系性。《加拉蒂2.2》是以网络技术和神经科学体系为主建构的百科全书叙述模式；《回音制造者》则是用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组成叙事系统，全书恰似庞大的有机体，通过神经脉络、神经元、神经末梢有机地统一起来，有条不紊地运转。

　　鲍威尔斯小说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借用音乐创作中的对位法，将互不相容的领域并置起来，构成平行的叙事线索，这样他的小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复调结构。事实上，他全部的小说都是用复调结构进行叙述的，科学叙事和艺术叙事构成两条平行的线索，相互照应，形成了庞大的对话叙事关系。其《舞会路上的三个农民》是由三条平行线索围绕着照片展开的叙事，三条线索看似互不相关，但却通过照片联系起来，共同说明主题，即科技和艺术可以改变现实。《我们歌唱的时代》则将黑与白、音乐学与物理学并置；《囚犯的困境》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战争威胁与迪士尼乐园并置；《加拉蒂2.2》和《冲破黑暗》将网络虚构现实与实在的现实并置；《回音制造者》将山丘鹤的生活栖息习惯和人的神经结构并置。由此可见，平行并置的叙事结构是鲍威尔斯建构其小说体系的主要手段，这一点也和其创作目的相吻合。他曾说过，“叙述和认知间的双向关系是我创作的中心，通过这些关系的描写我试图将叙述与杂乱离题的写作联系起来，以寻找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两个对立面相互表现、相互映衬。”这一形式实际就是其惯用的并置手法，这种双向关系便是科学和艺术间的关系。正是通过这一手法的运用，作者才能洞察出科技发展和人类及整个社会间的关系。

　　无论就题材或叙事艺术来看，鲍威尔斯在其小说中都试图打通科学和艺术间的通道。20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都进入了其小说的叙事话语，且紧紧围绕社会发展展开叙述，这样科学叙事语言便参与现实的制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百科全书式叙事和并置叙事——又使其建立起了庞大的生态小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科技和艺术都是生态链上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它们间的联系才能奏出美妙的“金壳虫变奏曲”。

　　鲍威尔斯的创作切中了信息时代生活的本质，其对科学和文学关系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两种文化之争。其创作题材宏大，作品的社会和艺术价值巨大，许多评论家认为，他很有可能在未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对其作品进行系统的翻译和出版不仅能推动我国的美国文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将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带来新的元素，甚至引领新的潮流，也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