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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一页(邵燕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3月06日11:08 来源:文汇报 邵燕祥

  1960年1月上旬,收到第一个邮件,说第一,是开年不久的第一个,又是从农场回来以后的第一个。

  邮件来自王金陵。寄来她译的《乌克兰民间故事》,扉页写下“燕祥文秀:祝贺一个新的开始”两行大字。

  一般都说1960就是六十年代的开始了。那就让五十年代的一页翻过去吧。可我从来不相信过年常说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也就不会相信从日历上哪一天起,时代就翻新了。在我,生活,怕还是1959以至1957年的继续。

  再一想,这是说我结束了划右以后的劳改那一段,生活将有个新的开始。传递了友人心中的祈愿。

  不知道金陵从哪儿听说我回原单位了,要么是从一听说战犯特赦、右派摘帽的消息,就想起这个不争气的朋友了。不像我,她这几年没有蹉跎,译笔流畅的《乌克兰民间故事》有好几百页呢。想必样书一出,她第一时间就想借赠书给我们一个祝福。

  旧友到底是旧友。为了感谢她的关注和祝愿,我也得相信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这一年的4月,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大厚册,装帧不俗。金陵给我寄来,没有题签,我想她或许参与翻译了,那时候这类集体性的工作都不署名。

  她大概也没想到,她帮了我一个大忙,不过我一直没对她说过。

  从那个颠覆了我的运动开始,我就沉默少言语了,潜意识里是多言惹祸,但也因实际生活里我被“孤立”(当时的政策是: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并打击右派),我跟谁去说话,去多话?加上身历亲经的种种告诉我,到处尽都是不让说的,我还说什么?

  不让说闹饥荒,还是闹饥荒,不让说,一说就是传谣,就是右倾,就是对现实不满。可在“内部传达”时,还是承认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了。

  六○年底六一年初,广播局局长、总编辑梅益,传达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同时也传达了一项“精神”——那时候都这么说,“精神”指的是“政策精神”,互相问“有什么新精神?”就是问政策有没有新变化,也不管是向好变化,向坏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顾不上问这变化好不好,就得紧跟;——这回的新精神,听着不错,说人们物质生活欠缺,精神上的需要要尽量满足,比如文化生活更生动活泼一些,文艺节目更多样一些……

  这时老上级柳荫主管中央台的文艺部和表演团体,我挂在他那儿打杂,做些辅助性的文字工作,恰好有个不确定的任务,向中央台文艺部提供一些计划外的节目。

  我在浏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时,忽发奇想,何不以“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编一套系列专题?关于列宁的回忆文章,都说列宁喜爱音乐,不但懂得欣赏,而且自己也唱歌,在日内瓦流亡的时候,跟同志们散了会,走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他会带头高唱《斗牛士之歌》,激励大家的斗志。那么,《斗牛士之歌》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节目了。当然不止这,还有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一连串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可借此列入选题,个个都有文献可考,是革命导师十分喜爱的呀!

  当《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系列专题列上节目表,在《广播节目报》公布以后,那些爱好西洋音乐的“小众”,也许并没好好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个重要文件,却意外地得引伟大导师为音乐上的知音老友了——不可谓不老,宣传机器正以他的名义来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弥补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给“国际共运”造成的裂缝。

  久违了!《命运交响乐》!久违了,贝多芬!

  久违了!柴可夫斯基!久违了,比才!

  谁能说我们不是高举列宁主义大旗?

  从五八年起,总路线、大跃进的凯歌高唱入云,广播喇叭里连轴转地放的是“三面红旗”啊,“小车轴承化”啊,“钢是工业粮,粮是农业纲”啊,顶多是让那一个三十年代的苏联青年,徘徊在姑娘门前,晚霞中闭口无言,只是“目光向我闪一闪”,惹得姑娘猜不出,“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五十多年后,著名作家王蒙,还在忆旧文章中全文引用了这首刻骨铭心的歌词,这首像老唱机滑了针似的词曲,我估计也是当年经由广播反复灌输给他的。

  托列宁的福,《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这套节目,当时收听率挺高,几年后在“文革”中也没当成我的罪行。可在这套节目之外的,比如我帮文艺部音乐组润色过的歌剧剪辑《巴黎圣母院》、古曲欣赏《春江花月夜》等的文字稿,就都沦为推销“封、资、修”“大(后来江青又改为“名”)、洋、古”的案例,不过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打击的是一大片,即使算到我的头上,我也早就“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不愁”了。

  《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也早不播了。不是吃了我的挂络儿,而是那些古典音乐都被装进了一个破筐。列宁的标签是崇高的,不能屈尊纡贵贴到这个破筐上。反正列宁自去爱他的西洋音乐古典音乐,不受干预。我辈就不行了。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双重标准。后来在“文革”中,从小道消息知道江青、王洪文他们可以随便调看好莱坞老片子(把《出水芙蓉》唯一的拷贝都弄丢了),又可以指定译制好莱坞的新片子,不过只许他们自己小圈子的人看;毛泽东主席有专印的大字本古籍可读,还专门组织拍摄老戏老相声的录像。人们听说并不惊异,也不羡慕,相信这些高层领导水平高,抗毒性强,不怕感染,我们水平低,不听不看,正免得中毒挨批呢。

  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十年间,虽说中苏关系的分裂逐渐明朗化,但在意识形态上本是血脉相连,没法一刀两断。中国先是响应二十大,也不讳言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虽说这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过了几个月,因斯大林问题引起各国共产党内人心波动,于是,毛泽东首先在高层会议上讲“列宁是一把刀子,斯大林也是一把刀子”,“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不能丢”。这样一来,跟苏联有了分歧,赫鲁晓夫高举列宁的旗帜,用列宁的“好”,反衬斯大林的不好,于是出了不少歌颂列宁的书,从列宁的青年时代,到他的晚年,原来革命铁腕和强势山鹰的形象,这时化成富有人情味的老爷爷,从故事、回忆到剧本,这些书不少也翻译到中国来了。

  当时能看到的中译本,我多半浏览过了。有一本回忆列宁时代的书,叫《黑面包干》,留下难忘的印象。作者似名杜布罗维金娜,是位布尔什维克老奶奶。写的是1919到1921年时期的生活,一边打着内战,一边还要支援德国革命,要从嘴边上省下口粮运到德国去。我想是由于有了时间的距离,不必再忌讳当时粮食短缺、经济困难、民生疾苦这些阴暗面了,在我这个几十年后的读者看来,应该承认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可信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那些青年革命者忍受着饥饿和病苦,却还一心一意地要为远在欧洲的无产者兄弟奉献一切——哪怕只是黑面包干!我想,我若生活在当时当地,也会这样义无反顾。这是那一派“内忧外患”的情势裹胁了我,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情怀感召了我?

  《黑面包干》里写的这一切,是真实的吗?我相信基本是真实的。因为作者和她笔下那些早期革命党人,他们无保留地相信布尔什维克,相信列宁。

  斯大林把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差不多赶杀尽净了,一旦斯大林的神话破灭,人们自发地,或者在苏共的引导下转向对列宁的怀念。

  好像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让斯大林为所欲为,那么一切就会好起来。

  好像后来苏俄的厄运,只是因为没有了列宁。

  这个思路,其实也正像前一时期认为苏联的一切成就,一切真实的或虚妄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都是因为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的缘故。

  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当虚妄取代了真实的时候,强势的虚妄一时强奸了孱弱的真相。

  在我1962年参与改编的苏联题材剧目《叶尔绍夫兄弟》中,那位对赫鲁晓夫新政不满的老市委书记,在他猝发心脏病去世前,最后一句话,就是激动地喊出:“如果列宁还活着!”

  当时,我们在中国看苏联,自以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又是其实,我们当时的种种想法,也还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打转呀。

  回忆五十年前事,想起金陵1960年初祝贺我“一个新的开始”,我也接受了这个祝福,我们都太天真了。随后不久的“文革”,就打破了我们的天真。我虽在“建国十年大庆”前夕第一批摘了“右派”帽子,几年以后还不是作为所谓“摘帽右派”“老右派”回锅重炒?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新的开始”,亿万斯民一分子的个人,哪里说得上“一个新的开始”呢!?

  2012年7月6-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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