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前辈的文学“中国梦”(柳萌)

　　“莫言热”过去以后，文学出版界应该做些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我很想说一说。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莫言获奖也只是莫言自己的事，对整个中国文学没有推动作用，那就未免有点遗憾和可惜了。莫言获奖之所以如此受到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多年以来，我国读者熟悉外国文学、国外读者却不熟悉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完全不对称的格局，让国外读者开始注意起中国文学。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此话可谓一语中的。那么，我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举国家之力，有多少译成外文呢？据马悦然讲，仅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典文的文学作品，74%是从英文版图书翻译的。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1%。这就是说，我国文学作品直接被译成瑞典文的，仅占这1%中的零点几，相信翻译成其他语种的也不会多。这同我们翻译国外文学作品相比，悬殊和反差是多么大啊。

　　其实早在30多年前，已故文学前辈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就已经积极倡导并开始操作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事宜。莫言这次获得世界文学大奖，他们若地下有知一定含笑九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感到欣慰。

　　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光未然)，文学翻译家陈冰夷，都曾经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生前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并亲自组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专门从事介绍、翻译中国文学的工作。中国文学翻译家杨宪益，不仅和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诸如《红楼梦》《牡丹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唐宋诗歌散文选》《鲁迅全集》等百余种汉语图书，向世界介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而且也是成立专门的中译外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积极倡导者。

　　熟悉中国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依然没有忘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本人就是一位优秀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苏联，屠格涅夫著)、《草原集》(苏联，高尔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一个卖鱼者的生涯》(意大利，凡宰特著)、《薇娜》(波兰，廖·抗夫著)、《狱中记》(美国，柏克曼著)等国外文学名著，影响了我国几代读者，滋养了当时大批青年作家。

　　当时为促进中国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做了这样几件开拓性的工作：一是设立各个文学门类的全国性的评奖；二是组建作家出版社；三是创办《小说选刊》和《中国作家》杂志。做这些事情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集结作家队伍，提高创作水平，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让中国文学尽快走向世界。

　　作家出版社最早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1980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划归中国作家协会正式组建新社。在组建作家出版社的同时，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倡导，成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作为作家出版社副牌，向世界推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足见这三位文学前辈的远见卓识。

　　当时国家已有外文出版机构。据说，这个建议报到中宣部以后，曾经遇到一些外来的阻力，理由是不可有“两个渠道”对外介绍中国文学。最后报送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批示：“我看两个渠道未必不可”(大意)，最终在胡耀邦同志的鼎力支持下，这三位文学老人的倡议得已实现。这就是中国作协的第二家出版机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机构设置，从名称到经营管理模式，完全跟世界出版界对接，国家只批准社号不投入资金，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内地，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出版社。可惜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和情况，这个出版机构还未正式出版图书，就因经营不善宣布破产寻求转让。就是在这种艰难境遇下，中国作协主要领导唐达成、鲍昌，找从维熙和我研究如何处置此事。如果作家出版社想留这个副牌，就要负责偿还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债务，如果转让牌号，得到的转让金既可偿还欠下的债务还有节余。中国作协领导初步认为，出版社牌号比金钱更宝贵，保留下这个新型出版机构的牌号，会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经过多次反复研究，从维熙和我都同意偿还债务保留社号，继续用这个出版机构，向世界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时，从维熙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兼任作家出版社一把手，我作为他的主要助手主持作家出版社日常工作，作协党组便决定把我抽出来接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我于1988年接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工作以后，立即着手积极筹措资金，力求尽快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为探寻与国外合作的途径，我们策划出版了《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目的是想先让国外了解中国作家。丛书出版后效果相当好，法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驻华大使馆，先后举行招待会酒会祝贺丛书出版，众多在京知名作家、翻译家应邀出席。有的国家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还设家宴邀请我们，研究两国如何进行文学合作交流。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一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研讨会，邀请100多位知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出席，还特意邀请多位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参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名声，从此被国外一些出版机构认知，当年企鹅出版公司就与我们联系，拟共同出版大型画册《敦煌》，还有多家欧美出版公司表示了合作意向。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财力有了基础，我们就着手策划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经过多次考察研究论证，邀请军旅文学评论家陆文虎选编了一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请老翻译家胡志挥主持翻译成英文出版，想借此书向世界先行“投石问路”。入选此书的作品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王愿坚的《党费》、彭荆风的《今夜月色好》、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王中才的《最后的战壕》、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朱苏进的《射天狼》。这第一本中译英图书出版后，我们拿给张光年等三位文学前辈看，他们颇感欣慰并给予鼓励，认为开局不错方向对头，希望照此路子继续往下走。

　　这本《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收入的莫言成名小说《红高粱》，即使不是第一次翻译成英文，起码是最早由我国自己组织翻译的作品。因此，得知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老翻译家胡志挥特别高兴，我见他有文章回忆当时情景，说：“除了《红高粱》外，(其他作品)均很快落实了英译人选。有个外国朋友得悉我在北大兼课，便介绍一位在北大教英语的外籍女教师(翻译《红高粱》)，她读了(《红高粱》)原文表示说：作品写得很好，但她在理解和表达上均有很大困难，便推荐我去邀请大卫·柯鲁克(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次子迈克承担(翻译)。迈克看完原文后，也说‘心有余力不足’，接着，我又去找朱世达(文学翻译家)，他说：自己刚调至中国社科院当研究员，实在无法效劳，便极力向我推荐了两位新华社英文部的同事。其实，经他们组长的推荐，我已约他们俩合译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回家仔细审读他们俩已上交的译稿，果然水平不低。于是，我立即登门去跟他们商量(翻译《红高粱》)。他们阅读《红高粱》原文后表示：时间倒不成问题，但因有些情节不太熟悉，在英文表达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我表示：凡遇到没有把握的只管留着，最后由我与英国专家审稿时统一解决。在我的恳请下，他们俩终于接受了翻译《红高粱》的繁重任务。”翻译家胡成挥的回忆文章，对于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了解莫言作品翻译情况，我觉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组织众多编辑家、翻译家，打算再编译几位作家作品时，由于报刊社整顿，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号1989年被撤销，停止了业务活动。我国文学出版界这个新生儿，刚刚学会迈步走路就夭折了。我再次见到张光年、陈冰夷，跟这两位文学老人说起此事，他们无不为之叹息连说：“可惜，可惜。”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社号撤销后，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锋，让我汇报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情况，我把沿革过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后，他以探询的口气跟我说：“机构怕是保不住了，留下的人，你看还能做点什么呢？”我建议换牌子做原来的事，成立个“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继续做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实现三位文学前辈的心愿。马锋认为这个意见可行，让我拿个具体方案，交由中国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组建“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的方案交上去没几天，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玛拉沁夫找我和艾克拜尔·米吉提、张曰凯谈话，郑重传达中国作协党组决定，同意在原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基础上，成立“中国文学编译中心”，由我们三人分别任正副主任，并希望早日开展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工作。艾克拜尔·米吉提当时在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工作，得办理调离移交手续才能过来，张曰凯原在的《小说选刊》此时已经停办，党组领导谈话后他很快就来上班。正当我们重整旗鼓准备再干时，却被告知“中国文学编译中心”没有获批。张光年、陈冰夷、杨宪益三位文学老人希望依靠自己力量实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自此彻底成了泡影，再无法挽回而成为文学界的遗憾。

　　今天重新审视这件事情，我以为，三位文学老人的美好愿望和设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精神。他们的文学“出国梦”，他们的超前意识和举措，他们对文学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实在值得文学后来者尊敬、学习，有志者更应该继续他们的事业。

　　这三位文学前辈倡导的文学作品中译外，最初提出设想并付诸实现是在1980年，距莫言获得“诺奖”的2012年，时间早了整整32年。这就是说，在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方面，在打破文学翻译介绍不对称格局方面，在让世界读者认识中国文学方面，不见得是经意的，却被忽视和怠慢了二三十年宝贵时光，实在可惜。

　　诚然，机会已失，时不再来。希望在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方面，当今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翻译家和领导者，在向世界介绍翻译中国文学方面，继续多做有益国家和文学的实际事情。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既要靠国外汉学家，更要靠我们自己。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外语人才，比之二三十年前，都更有基础和条件，做好这项工作完全有可能。我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提供的大量创作素材，可以让当代中青年作家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尤其令人欣慰和兴奋的是，现在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熟悉借鉴，都展现出全新的风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介绍和翻译上更为容易。

　　总之，在这个机遇和条件具备的年代，实现文学的自觉、自信、自强，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事逢其时人逢其事，我们万万不可轻易放过。这样，莫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才不至于像过年鞭炮一样，噼噼啪啪响过一阵子，就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