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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学完美主义的文学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3月05日13:28 来源:湖北日报 王先霈

  湖北省几位前辈作家,我是先读过他们的作品,对他们怀有由衷的敬慕之情,后来才有了接触的机缘,只是,由于生性拘谨,不但从来没有立雪程门,没有到他们府上去拜望请益过,就是单独谈话的次数也很少。也许正是因为直接、单独的接触不多,那不多的接触留下的印痕反倒格外深刻,偶尔忆及,如在目前。

  徐迟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高蹈峻洁,可敬而不易亲近。在一些会议上,对于他所不赞成、不接受的人和事,常常不留商量的余地。比如,八十年代谈到通俗文学,他视为“洪水猛兽”,说过颇为激烈偏颇的话。但他也有与之迥异的另外一面。某年在翠柳村,大概是作家系列的职称评审会吧,武汉大学的两位老先生最后到,毕焕午教授走进会议室,徐迟就站起来,两人行西式的拥抱礼。徐迟身材伟岸,毕焕午个子矮小,两人抱在一起,并不显得不协调,倒是看着让人很有些动情。我没见过徐迟与别的先生行这种礼,也不知道他和毕焕午交往的历史,暗中揣测,两人往昔友情不会很浅;动乱浩劫之后,垂垂老矣,见面不会很多。在十几双眼睛注视下两人旁若无人相互温存,既饱含真情,也充分显露真率至性。毕先生坐下来之后,巡望一圈,主要针对一排比他们年轻一辈的人说,“你们大概很惊讶,毕焕午这老头怎么还没有死掉,还出来开会!”说罢哈哈大笑,我见徐迟也随之微笑。同样的话我好像听毕先生说过两次,我以为不仅仅是一个幽默,而包含了他洞达世情的人生体验。他比徐迟年长五岁,不到二十岁便发表诗歌和小说,五十年代初是中南文联常委,据说是因了一个十分偶然的因素,被边缘化,从此少为文学晚辈所知。到上面提到的翠柳村开会,他已年近八十,老态龙钟了,看他开玩笑时平和宁静,我脑中忽涌出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还觉得,在这一点上,就在那时,徐先生和毕先生的心会是彼此有感应的。

  同时,徐迟对于青年作家、评论家,也是满怀爱护之心,从他对许多人提出的很具体的指导意见,可以知道他是细读过这些人的作品。感受到徐迟温情的一面,对他的为人了解稍微全面一些了,那就恰如《论语》中子夏所言:“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顾炎武解释:“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厉也。是曰是,非曰非。”徐先生有时候疾言厉色,大多是出于对他所坚守的文学理念的执着,不容文学的圣洁性被玷污的理想主义的态度。他的所是所非不一定全都被证明是不可辩驳、不可移易的,但这种爱憎分明,敢于和一时风潮抗争的作风,我是很佩服的。以前,极左思潮猖獗,后来,功利主义泛滥,文学的尊严屡屡被践踏。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现实很需要多几位这样有风骨的文艺家。

  另一次,也是在翠柳村那间不大的会议室,休息时,我见徐迟一人坐在长沙发上,便去向他提到我老早存在心里的问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节,引自陈景润的论文,作家在第二节说,即使是著名的数学家,如果不专门研究这个分支方向,也不一定能够读懂。绝大多数的读者,看着就必定是犹如天书。“为什么你要把这天书一样的不算很短的文字,放在最开头呢?”徐迟原来是略略俯身而坐,听了我的问话,仰身把头搁到沙发靠背,望着天花板,得意地微笑,喃喃似是自语:“多么美丽的一幅题图!”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再需要直接的解释了。徐迟对于数理科学,有着令人惊异的强烈兴趣。他对文学的挚爱和对科学的兴趣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他仙逝前几天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夸克》,证明了文学和科学与他人生的终极追求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联想到爱因斯坦、海森伯等许多大科学家对于艺术、对于人文学科的钟情,自古以来希腊的和华夏的智者,也都不认为科学和文艺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值得引以为怪的不是徐迟对科学的深情,而是我等后辈对自然科学最新进展的冷淡。

  1996年,作家熊召政和他的朋友合办的“东方书林”书店,要在街道口举行开业典礼,提前把我接到东湖宾馆等候,徐迟先生也在那里。那天没有别的人,徐迟特别散淡,和我漫无边际地闲谈,不经意间说及生活中缺少了激情,缺少了兴味。我记得,1993年,也是在东湖宾馆,开过徐迟文集和碧野文集出版座谈会。徐迟真情感谢省里给他配备电脑,表示下一步要翻译荷马史诗,很自信地说,“我是有资格来翻译这两部史诗的。”才过三年,他却放弃了当时的雄心。我说,“您不是很喜欢音乐吗?听说你家里有许许多多磁带。”他说,“磁带上的音乐,都是录音室里制作出来,不是音乐厅里录的,太‘干净’了,没有现场感。”关于音乐,徐迟也称得上专家,我无法对他说些什么,于是,只好转换话题,说说别的闲话。那天熊召政手下工作人员给我们拍了好些张照片,徐先生风采依旧,我当时和事后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有焦躁或消沉的心绪,只是有一种说不清的落寞。到了12月14日,省作协召集参加第五次全国作代会的代表交代进京事项,我才得知头天徐迟先生有那惊世的一跃。第二年,为了出版洪洋同志的《徐迟的第二次青春》,和他多次谈及,也和曾卓先生等谈过几次,人们对徐迟的这一选择有多种分析,这些人对徐迟是很熟悉的,所说各有所据。我当时说,我没有什么依据,只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徐迟是一位文学的完美主义者。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从国民文化生活的中心向边缘位置滑落,是历史的必然;技术的进步造成机械复制的便利,弱化了文艺精品的耀眼光芒;文化产业的迅速扩张,诱发文学艺术生产的分流——所有这些,不能不刺伤文学完美主义者赤诚的内心。曾卓老师过了几个月对我说,他和他的家人,以为我的感觉可能有几分道理。徐老、曾老那一辈毕其一生献身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先后离我们远去了,社会在继续变化,我们需要正视、接受变化,同时,对于诗,对于美,对于艺术和科学的敬畏和痴情,也还是应该永远珍视和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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