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大年夜和鲁迅的弄堂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社会凋敝，经济危机接二连三。1932年公债风潮之后，不到三年又是白银风潮。因受外汇投机失败和抵押经营地产过多导致周转失灵，银行钱庄纷纷倒闭；工商企业因借不到钱歇业，商业更是门庭冷落，购买力严重不足。据统计1935年中秋节前后，短短9天时间，上海工厂就倒闭166家。

　　茅盾的《子夜》描写了公债风潮前夕上海的社会世相，但因成书时间关系，并没有将随后的白银风潮写进书中。1934年春节，短暂的公债风潮已经过去，茅盾又明显感受到白银风潮给上海带来的凋敝与冷落，这与公债风潮前夕社会躁动、经济燥热明显不同。

　　1934年2月28日，茅盾写了一篇随笔《上海大年夜》，真实反映了白银风潮初起，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大年夜的商业氛围。他听一个朋友说，南京路的店铺因生意不景气，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许多商店准备歇业。于是，他在大年夜带着一家人前往南京路消费兼实地考察。

　　结果发现情况还要严重，过不了年关的商店有五百多家，关上大门贴出“清理账目”的铺子也有200多家了，其中有一家60多年历史的老店，有一位朋友对他说：“你猜猜。南京路的铺子有几家是赚钱的？哈哈，说是只有两家半！那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呢，听说是冠生园。”

　　与茅盾相比，鲁迅则将白银危机的描写拉进了上海弄堂里。1935年5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漫画生活》第9期，发表《弄堂生意古今谈》，通过摊贩在弄堂的叫卖声，也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白银风潮前后，上海市民生活的不同世相。

　　“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居民似乎也真会化零钱，吃零食，时时给他们一点生意，因为叫声也时时中止，可见是在招呼主顾了。”

　　鲁迅曾住上海景云里23号，靠近闸北宝山路，因嫌靠马路的弄堂太吵闹，迁居同弄18号，1932年后又迁居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也是弄堂石库门房子。写作此文的时候，鲁迅已从闸北搬到虹口，他写道：“现在是大不相同了。马路边上的小饭店，正午傍晚，先前为长衫朋友所占领的，近来已经大抵是‘寄沉痛于幽闲’；老主顾呢，坐到黄包车夫的老巢的粗点心店里面去了。至于车夫，那自然只好退到马路边沿饿肚子，或者幸而还能够咬侉饼。”

　　鲁迅写道，与白银风潮前相比，摊贩推销的货物切实了不少：麻油，豆腐，润发的刨花，晒衣的竹竿；就是弄堂里的叫卖声，说也奇怪，竟也和先前判若天渊，卖零食的当然还有，但不过是橄榄或馄饨，却很少遇见那些“香艳肉感”的“艺术”的玩意了。方法也有改进，或者一个人卖袜，独自作歌赞叹着袜的牢靠。或者两个人共同卖布，交互唱歌颂扬着布的便宜。但大概是一直唱着进来，直达弄底，又一直唱着回去，走出弄外，“停下来做交易的时候，是很少的。”可见生意的清淡。

　　不用说，住在上海弄堂里的鲁迅，对小贩们的生意经耳熟能详，因而能写出如此生动而犀利的小品。当然鲁迅此文别有深意，着眼点不在梅边在柳边，直指国民党政治的堕落。不过对研究30年代中期的白银风潮来说，《弄堂生意古今谈》无疑也是一个极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