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真相——写在《永远不回头》之后(李美皆)

　　一

　　从青藏线回来，就在酝酿着为青藏线写点什么。内心是那么饱满，好像随时都可以动笔，但却迟迟不能动笔。因为之前遗留下一些不能不写的零碎文章，总觉得必先扫清周边才好去写它。扫清了周边，博士论文又催得急。终于，博士论文未能按时完成，青藏线的稿子也觉得不能再拖了。拖一天，就是一天的心债。而且，这种纪实性的写作，还是有必要讲究一点时效的，至少不能变成陈年旧事。

　　一件事情，看得越重，就越不能轻易开始，仿佛必须有个特殊的时刻、氛围、心情才可以，否则就会轻慢了它。似乎哪一天都不配成为这个需要刻上记号的日子，所以延宕着，如同自家的闺女过于宝贝，反而耽误了终身大事。

　　4月13日，睡前想起沱沱河兵站那一夜，想起朋友打来电话的情形，突然睡不着了，决定停下博士论文，先去写它。一旦决定，就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甚至等不及明天早上来临就想马上爬起来去写。

　　自我感觉心里一切现成，甚至已经发涨了，只需着笔，就会江河直下倾泻而出。可是，真的到了第二天上午，面临已经积累的关于青藏线的笔记和资料时，写作的冲动却消失了，只感到畏惧，想倒头昏睡，或掉头而去。那是蚂蚁面对一座山的畏惧。真的想过放弃，甚至赖账一般地想：反正我也没有承诺过谁一定要写。最终还是觉得不能放弃。为了缓冲畏难的情绪，我决定先去查资料，扫清那些小障碍，或许会使我感觉清爽一些，有劲儿去写。这一查就是半个多月，我还查了许多由青藏线引申出来，但与青藏线无关的东西，比如茶马古道、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我就像童话里的小红帽，不停地为森林里的小花所吸引，越走越远，以至于迷失，忘记了给外婆送好吃的。我情愿越走越远，既是为森林里的小花所吸引，更是为逃避给外婆送吃的这件“正事”。

　　5月2日，真正开始写时，反而感觉很随便。

　　我对这事跟博士论文一样认真，一面写，一面查资料解决随时遇到的问题，一个可能在行文中根本体现不出来的小问题也不放过。我就是要尽量吃透。为了弄清青藏公路动工时的人员构成、装备情况，真不知花费了多少工夫，虽然最终只是一笔带过。我的认真近乎迂腐了，但是，我愿意。就是一对新人站在牧师面前说的：我愿意。

　　描写无知的东西，困难在于经常连如何命名都不知道，不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你如何去打听他呢？比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大昭寺金顶上那尖锥样的东西叫什么。好处是给你一个契机，让你粘连式地了解很多有趣的东西。

　　主观上的问题就是捕捉和还原内心的真相。首先是还原内心的混沌。我来的时候，对兵站部和青藏线几乎一无所知，当贾政委同意我上线时，我甚至跟朋友说，“从源头沱沱河开始走兵站”，这足以证明我对于即将开始的行走的无知达到何等荒唐的程度。我来的时候，保持着对于陌生的足够无知，但是，那些为熟悉者所司空见惯习而相忘的东西，也许只有以陌生化的眼光才能捕捉得到。我是为了旅游还是所谓深入生活？是为了去西宁还是青藏线？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内心都是模糊和迟疑的。那时候我连体验都不敢说，只说是去看看。最初，唯一确定的就是我可以在西宁旅游一下，其他都是待定的奢求。意外之外还是意外，一连串的意外让我应接不暇又兴奋不已。当然，后来一切都变得透亮了，但是，我不想用后来的透亮来代替当初的混沌，我愿意保持内心的原生态，我也想梳理一下看看，自己是怎样从混沌走向透明的。所以，我必须回溯到混沌的源头，然后重新开始行走，看混沌的花苞是如何盛开为明亮的花朵的。我常常把自己也当作一个观照的客体，就像目睹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

　　原来以为，写个两三万字就成了，所以，一开始是把它当作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一个调剂和插曲来对待的。没承想，写到自己都发急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决定开始写时，离我走青藏线已经七个月过去了；8月21日完成时，已经快一年了。历时四个月，我居然写了十好几万字。如果早知道是十好几万字，我不会中断博士论文来写它的。

　　写作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自我困惑：我在写什么？有意义吗？谁要看我写的这些东西呢？已经有那么多的关于青海西藏的游记存在，我又何必多此一举？我写的不能算游记，也不能算主旋律报告文学或小女人散文，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简直是一个四不像，有这么不靠谱的写作吗？

　　我的一位朋友说，这是登顶之后的收获，当然要写出来。我倒也没有这么高蹈的想法。人的宿愿往往跟宿疾一样，是说不清的。

　　最后，我只好告诉自己：就算为了自己的内心而写，就算是写日记，就算给自己一个交代，就算只为给几个亲友看。既然这是我给自己命定的一件必须去做的事情，就什么也不问地做罢。不写出来，一辈子都不会甘心的。不管是什么，先写出来。本本分分地写出来，不夸饰，不虚掩。

　　二

　　写作的过程，就是重新走过一遍的过程。若无这个过程，有些东西就永远遗落在光阴之外了。我已经不当它是写作，只当是记录，在记录中纤毫毕现地看见自己，在记录中全须全尾地拥有和消化那个用心行走的过程。

　　沈从文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我也只能这样说了。写完浏览一下，发现自己写的都是一些琐细的事。细节，使我靠近还是远离了所途经生活的本质？

　　通常，我是被视为从事文学评论的人，从事创作似乎不务正业，但这两者在我并无界限，我只想把内心的东西写出来，至于它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界定是别人的事情。

　　对于青藏线上的军人的感动、敬仰、赞美和自我的惭愧、顿悟，发生在我这样一个有自由主义嫌疑的人身上，可能有点不可思议，甚至像假的一样。有些东西就是太真了，反而像假的；而且，越正面的，越像假的。儿子小时候第一次在北京看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睡美人》时，一直到看完，都以为是假的。因为那些人的化装都像芭比娃娃一样一丝不苟，还因为从形象到动作都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真人。真善美在这个时代所遇到的挑战，就在于它被本能地认为是假的，至少是可疑的。原本，连真善美这个语词，都早已被妖魔化了。我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种行走及写作，我同样对自己感到不可思议。

　　我所遇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自我透视可以坦白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把自己的欲望、得失、荣辱多大程度上袒露出来？

　　就是在青藏线上行走期间，评奖的失落侵扰着我。此前此后，这个问题都没那么困扰我，就是那几天，它使我严重不爽，如果在写作中回避了它，我那几天的心态就是不真实的。两种触动，是贯穿我行走过程的两条心理线。前面的世界在吸引着我，后面的世界又在牵扯着我。前者写出来尽管有矫情的危险，但还能承受；而后者却难以言表，也难以承受。

　　有多少灵魂是经得起触动的？有多少神经不是脆弱的？这件事太敏感了，我真实地、无回护地写出来，对自己是一种难堪，是一种内心的为难；对别人，可能也是一种尴尬。

　　三

　　暴露内心的欲望，不就是给别人一个鄙薄和羞辱自己的机会吗？在这个聪明的年代，谁还会这么幼稚？别人会怎么看我？眼光会有怎样的浑浊？也许首先会认为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在我，最后是真的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了。但在别人看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嫌疑，譬如一个人原本是想生男孩的，可是，一旦生了女孩，他就会告诉别人“我原本就想要女孩”，而再不肯承认自己是想要男孩的。好在我承认我是想要男孩的，生了女孩我很不高兴，只是最后我真的觉得，女孩也有女孩的好。

　　若不触及灵魂，单是外在的照相式的写作，自己都觉得没劲；若是触及灵魂，可以到什么程度？底线在哪里？自我的设限与人格有很大关系，那个限度所在就是对自我人格的挑战。如果我不敢自我正视和剖析，我会瞧不起自己的。

　　鲁迅先生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斗胆用这句话来自勉吧。

　　(《永远不回头》李美皆/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