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访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

　　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是中国优秀的批评家。他以新锐的思想、激情的想象、独特的话语方式，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流氓的盛宴》、《记忆的红皮书》等。癸巳新春之际，朱大可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里择要刊出，以飨读者。

　　记者：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你是如何理解和判断这种变迁的实质和内容呢？

　　朱大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代资本主义是器物资本主义，它以器物(实体制造、能源和金融)为其基本特征，第二代资本主义始于上世纪60年代，而在90年代因互联网和视窗出现而趋于高潮，那就是资讯资本主义，它以资讯(品牌、金融、数码信息、文化符号等)为生产对象，而把实体制造业外放到第三世界国家。鉴于20到21世纪之交，西方多次发生数码和金融危机，去年开始，美国正在迅速调整国家战略，从第三世界召回并复兴实体制造业，形成资讯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的双重结构，相信欧盟也会随之跟上。西方正在迈入更加成熟的第三代资本主义时期。

　　记者：在世界变迁的格局中，如何评判中国当代的文化状况？中国应当如何改变现有的格局？

　　朱大可：相对而言，中国至今还处在实体制造的时代。这种对实体制造的过度依赖，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严重忽略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实体制造业中，文化的因素变得非常虚弱，对于部分主管官员和企业家而言，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顶多就是经济的轻盈花边而已。2009年以来，顶层设计者开始倡导文化产业，试图将其升格为支柱产业。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资讯应该是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双核之一，它不仅是文化产业的基本内容，而且应当成为实体制造业的灵魂，推动上游的自主工业设计和下游的国际品牌营造，更应成为建设健康公民社会的坚硬骨架。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文化领域却受到各种非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现状，又该如何推动文化领域的建构和改革？

　　朱大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没有获得跟经济一样的成就，这种状况引发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其中，属于公共伦理的诚信危机，受到了公众的最大诟病，但它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是公民阶层、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没有这种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刻画在沙地上的蓝图。

　　记者：如何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探索中的功能，并总结其得失？精英和大众文化如何实现良性的互动，以塑造新的文化可能？

　　朱大可：自从轴心时代以来，精英持续成为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它的三个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都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但这种认知已经被互联网时代所击破。大数量的自媒体如博客和微博，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幻觉，认为碎片式的言辞可以代替哲学思辨和思想探索，而口水可以代替文化原创。但事实上，除了有助于形成舆论监督环境之外，这种广场式运动，对文化建构并无直接助益。中国的问题在于，它已经错过了文艺复兴型的精英导引时代，而鉴于精英的饱受质疑，文化改造的使命，变得无人可以承担。“公知”正在成为一个反面名词，遭到各色人等的嘲笑。作为文化重建的主力，专业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独立性、精神性、创造性和正义性的普遍衰弱，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大难题。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核心价值的共识。

　　记者：儒家文化是主宰中国意识形态长达2000多年的“官学”，在20世纪饱受摧残之后，现在又面临被高度追捧的“复兴”局面，你如何评判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和功能？

　　朱大可：在20世纪以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空气里。但儒学是一个内容驳杂的体系，其中既有一些值得吸纳的道德教义，甚至有陆王心学这样的哲学高峰，但也有大量需要加以过滤和批判的思想垃圾。不加甄别地把儒家神圣化，并视为拯救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这是缺乏现代智慧的表现。有人甚至用宪政跟儒学作互相包装，弄成所谓的“儒宪”，指望从儒家思想主体中长出宪政民主的大树，这种缘木求鱼之举，最终只能把文化引向“乳腺炎”或“乳腺癌”的歧途。

　　记者：你认为怎样的文化格局才符合你心目中的健康文化形态？

　　朱大可：我赞成重新接续历史文化传统，但我也担忧儒家的一家独大。我们不仅要重视孔子，至少还要重视老子和墨子。尤其是墨家思想，长期受到打压，从未获得必要的传承。中国的“文化菜谱”，应当是各种思想菜系的自在组合，它不仅要容纳中国的各种思想学派，更应当容纳西方先进文化，由此形成多元并置、百花齐放的态势。只有这样，公民对文化思想作自由选择的权利，才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

　　记者：知识界公认的中国文化源头，是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你怎么看待这个“文化常识”？

　　朱大可：中国文化源头的源头在于商周以前的宗教/神话体系。即使是先秦百家，它也不是自闭环境下的原生果实。由于春秋诸侯大量焚毁上古典籍，先秦诸子无法实现区域文化的自我传承，只能被迫向域外文化求援。老庄学说的原型来自印度吠陀教，墨子学说的原型来自早期希伯来先知；邹衍的阴阳家学说，其中“九州”概念源于印度，“五行”概念源于波斯祆教，道家的“阴阳”概念虽然是自创的，却也深受祆教的光明/黑暗二元论的影响。先秦是一个高度对外开放的时代，它的文化繁荣，得益于这种虚心学习、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甚至就连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英明”举措，都是向波斯帝国求教的结果。

　　记者：照此说来，中国文化显然有一个从输入和输出的转变，你如何解读这种“历史转型”？这种文化输入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朱大可：中国经过两汉，完成了汉民族自我认知。汉文化开始真正建构起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跟世界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中国由先秦的“输入原则”转向了“输出原则” ，它的文化原创性这时上升为全球第一。宋明两代无疑有两次高潮，大量的中国原创技术及其器物，如造纸术、磁铁、瓷器、丝绸、茶叶，甚至明代士大夫的美学，都被传输到世界各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版图。在我看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处于这种输入—输出的漫长循环之中，而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循环期的输入阶段，它似乎在放肆地模仿、克隆和“山寨”外部世界的先进事物，但我希望这种模仿不要仅限于器物制造，而应当涵盖包括精神在内的所有领域。唯有如此虚心吸纳，我们才能像先秦那样，最终获得文化重新起飞的有力支点。

　　记者：据悉，你的新著《中国上古神系》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你为什么最近几年在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同时，又花费很大精力转向上古神话的研究？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朱大可：文化是一个历史有机体，你很难把它从时间上进行切割，进而简单划分为古典学和现代学两个部分。前些年兴盛“国学”，最近又开始谈论“古典学”，其实都是研究者为自己编织的时间笼子。文化的复苏必须以文化传承为前提，但传承又必须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之上。许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说老子如何了得，但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居然没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回答过这个问题。连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都没弄清楚，就搞什么“国粹”和“文化复兴”，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研究上古神系，就是要弄清民族文化的起源，进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做出比较合乎历史原貌的描述。我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近20年的时光。《中国上古神系》，可以看作是一块敲门的“板砖”，希望能够就此引出全面梳理中国文化的思想美玉，进而为文化的复苏或飞跃，架设起一个基础性的学术平台。

　　记者：你能否为本报读者简要描述一下《中国上古神系》中的基本观点？

　　朱大可：这本书试图就中国上古的8位主神和12位辅神的来历，做一次尝试性追问，以弄清楚盘古、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帝喾和西王母等神祇的身份秘密。有趣的是，研究的结果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比如，黄帝是以西亚女神为原型的变迁神，西王母的原型是印度大神湿婆，等等。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泛亚文化共同体”，而中国处于这个共同体的边缘，先秦思想就是这个共同体的结晶。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普世特征，它跟世界的分道扬镳，是轴心时代结束后的事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恰恰不是人们误以为的“自给自足和自我生长的原生态”，而是它的高度开放、吸纳和多元性。如果没有这种跟世界接轨的阔大气象，先秦的文化繁荣是不可思议的。

　　记者：对于当下网络语言肆虐横行，不断颠覆传统汉字的用法，你是否认为这将会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社会热点五花八门、实时更新，如何做才能在快速飞行变化万般的时代里，始终保持思想新锐的状态？

　　朱大可：汉字的衰变是过去式，它主要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而汉语的衰变则是现在进行时。互联网在贡献大量新词和新文本的同时，也导致了汉语在语体、风格、质感等方面的退化。这种退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拖垮了当代文学，把它变成当代文化体系中最虚弱的部分。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每天都会有大量新偶像雨后春笋般诞生，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大众文化事件基本都是泡沫。你可以学会像孩子那样去欣赏五颜六色的泡沫，甚至去加入吹泡泡的游戏行列，但千万不要把泡泡当成本质。只要看穿它的本性，你就是一个永不落伍的人，因为你握住了生活的内在逻辑。

　　记者：有人说我们是精神信仰缺失的一代，那么你认为我们的精神应该寄放在何处？

　　朱大可：你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词——寄放。这是一个旅行者的思维。是的，我们都是人生的匆匆过客。但相对而言，灵魂的问题似乎更加严重。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欲望被金钱所包围，钱袋虽然已经鼓胀起来了，但心灵却穷得只剩下一个空囊。这是存在的最大难题。值得庆幸的是，21世纪，是心灵重新回归身体的纪元。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流放者归来”，这其中被流放的，就是我们的文化灵魂，它曾经被我们驱赶到很遥远的地点，但现在，它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刻。在以后的每一个精神元宵节里，我们都要点起灯来，庆祝跟它的历史性团圆。

　　微点评

　　日前有论者就春节的文化意义进行阐述，谓之：春节彰显人伦，血浓于水、瓜瓞绵绵，绵延不绝。春节，文武之道，张弛有度，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加油站、助推器。

　　文力谭点评：在浩渺的宇宙中辟出时空来，用以庆贺、纪念、联欢，这是人类文化的一大特征，其根源在于人类生产生活和大自然运行规律之间的有节奏的呼应。巴甫洛夫认为，生命的特点就在于节奏，人类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节日文化就是一个文化肌体生命力的表现，节日内涵、规则的变化和调整，也是文化变迁的反应和印证。中国的春节，一度曾经被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挤兑，几显收缩和冷落，这些年在传统文化重建的背景下，又重新坚实起来，并融入了时代化的观念和内容。五千年文化的力量和节律，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再次顽强地表现出来。由此，我们期待更加浓郁和深沉的年味。

　　教育部日前公布《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从春季开学开始，书法教育将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学生将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

　　文力谭点评：多年来，我十分奇怪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全世界都“说中国话”“写中国字”的时候，在国内的教育中却松懈了语文教育，仿佛真觉得中国文化完全就可以遗传，不用认真对待似的。教育部重新把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是在战略上尊重文化传承规律的表现，是可贵的文化担当和文化自觉。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汉字的书法艺术，融符号辨识、语言学习、历史感受、艺术创造、文化体验、身心修养和社会交往于一身，是研习和体会中华文化最好的入口和方式之一。明代项穆论书曰：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书法对中国人的价值远大于别国。书法教育的回归自然是传统文化重建不可替代的支柱了。

　　日前，国务院发布《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目标是要在2020年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

　　文力谭点评：国家把休闲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加以指导和规划，这是现代执政理念的又一鲜明体现。休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休息问题”，也不仅仅是“带薪休假”的国民福利问题。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个体自由创造的角度，把休闲视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认为休闲是哲学、艺术、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马克思进一步从劳动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想出发，赋予休闲更充分的价值内涵，他认为，休闲是“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实现精神自由的时间”。不仅如此，人的解放的本质就是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自觉把握和运用，从而最大程度地扬弃”劳动的异化“，推动创造性劳动的充分的实现，为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社会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