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从小学到大学——回忆辛磊(马莉)

　　三年前的秋天，我从北京出差回到广州。那天是星期四，我下班回家的途中遇见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友和邻居美华，她告诉我，辛磊最近作了检查，结果查出得了肝癌……我听了，深感震惊，一时难过起来。我说最好再多去几家医院查一下。她说都去过了，查出来的结果相同……我们沉默着。

　　当天晚上，我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子庆。子庆正在煲红小豆与茨实粥。这是我们从一本《黄帝内经》中发现的去湿毒的饮食良方，无论有病没病，只要经常服食，能起到防病治病除病的疗效。我们事先盛好了一大碗，准备饭后看望辛磊时带去给他。7点多，我们去看辛磊。美华给我们开的门，把粥接过来放在桌上。我注意到辛磊虽微笑，但面色略微沉重，他转身坐回到客厅那张酱红色硬木椅上，对美华说，也像是对我们说：“正好两碗，可以吃了……”美华端到厨房加热，出来后又端来洗净的葡萄给我们品尝。我关切地问起辛磊的病情，辛磊反倒宽慰我们，他说，问题不是很严重，因为已经联系了珠海一位老中医，很有治疗肿瘤的经验，也治好了一些癌症病人……那天晚上，我们除了说起他的病，更多的还谈到了他那本长篇小说《大清商埠》拍电视剧的事。临走时，我特别嘱咐美华，要经常给辛磊煲红小豆与茨实粥。我相信饮食中有哲学的道理。

　　少年：不言愁的年代

　　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回想起小时候我和辛磊在湛江市霞山海军四二二医院一起玩大的那些童年和少年的岁月。也许除了子庆和美华知道外，再也没有哪个同学知道，我的父母与辛磊的父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战友，我和辛磊是在部队大院里一起玩大的！

　　1964年，我和辛磊同在湛江海军子弟小学——海鹰小学读书。我清晰记得我们每天放学的情景。早上，我们部队大院的男孩和女孩都排队上学，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晚上放学的时候，各部大院的孩子们自己排队回家。每次上学之前，辛磊的妈妈总是跑到我面前，对我反复叮嘱：“马莉呵，放学时等一等辛磊呵，不要把他丢了哦……”我总是说：“赵阿姨你放心吧，辛磊不会丢的。”但是，赵阿姨不放心，还经常和我妈妈念叨，妈妈也就常和我念叨。有一次我放学刚到家，看见赵阿姨来到我家门口对我说，“马莉呵，辛磊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呢？”我告诉赵阿姨我和我班上的几个男同学在半路上离开了大队伍，走了一条小路，是穿过中山医学院湛江附属医院后门田野的小路，有坟墓的小路，有死人骨头的小路，没有人敢走的小路，辛磊和大队伍走的是原来的大路……

　　那天晚上从辛磊家回来，我把这件往事告诉子庆，子庆像听小说一样入迷。我还告诉子庆另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文革的时候，我们家和辛磊的家还共用过一个保姆呢。那是1968年，我爸爸住院，我妈妈天天值夜班，没有人照顾我们姐妹俩。我妈妈想请一个保姆照顾我们，但是那时正是文革混乱时期，保姆都回乡下了，城里很难请到保姆。辛磊的妈妈知道了，就对我妈妈说，不要请了，我家有一个保姆，我们两家共用这个保姆吧！于是我们两家就真的共用一个保姆。我们放学后在保姆房睡觉，所谓的保姆房，是指专门给保姆集体住的一间房子，很大，像现在的大会议室那样大。保姆床是大通铺，很宽，从这头到那头。那个年代部队军人的孩子们是跟保姆睡觉的。我记得每天晚上，保姆睡在中间，左边是辛磊和他的妹妹，右边是我和我妹妹。每天晚上，保姆煮好热水帮我们洗完脚上床后，我就隔着保姆的身体和辛磊讲话，你一句我一句，保姆不让我们讲话，保姆说，你们再讲话我就告诉你们的妈妈，不让你们来这里睡觉了。我们就不敢吱声了。过了好多年，辛磊从我们海军大院搬走了，因为他的父母转业到了地方，我好长一段时间也没见到他。

　　高中毕业后，1974年我作为最末一批知青去到湛江卫生药场，辛磊也去到湛江附近的农场。半年后他回城当工人，而我也到了湛江市糖厂当临时播音员。大约是1976年夏天，在湛江市作协组织的青年诗人笔会上(地点在市图书馆)，席间休息，有一个子高高的男孩子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是辛磊，你还记得我吗……”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我说当然记得。会议结束后，他约我去他家玩，他说他家不远，就住在市委大楼附近。我们步行去他家，一路上他还问起我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两家共用过一个保姆的事情？我回答：怎么不记得呢？当然记得。那是最有意思的一段童年往事。那天我在他家吃的中午饭，他亲自做的鸡蛋面条。

　　青年：以诗会友的年代

　　那时候我们都梦想着考大学，都狂迷诗歌，都渴望彼此的交流。有幸在我短暂的知青岁月，我和辛磊有过短暂的通信。有一次辛磊问我想看什么诗集，他说他可以帮我在市图书馆借书看，因为他有一位叫陈凯的朋友在那里做图书管理员，借书可以走走后门，而且别人还书的时间限制在一周以内，他可以在一个月以内。我说我想读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穿裤子的云》。辛磊很快就帮我借到了，并且贴了航空邮票寄给了我。我收到这两本诗集后回信问他，从湛江市到湖光岩有航空吗？他回信说当然没有，但是考虑到平信寄会很慢，他领教过，所以想用航空让邮件走得快些。结果他每封信都用航空寄，我就回信说他很笨，信收到的时间并不快呵，他回信说“你是一个不懂幽默的人”。我回信反诘说“什么是幽默？难道说出诚实的话就是不幽默吗”，我们在信中探讨了一番幽默与诚实的问题。那时候“四人帮”还没粉碎，年轻人还没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探讨的事物仅触及简单的精神层面，但现在想起来不无温暖和感慨。这本诗集我非常喜欢，借了大约半年之久，直到我考上中山大学之后，还舍不得还给辛磊。结果后来辛磊来信催我了，他说：“我倒要看看你还要读它多久？”他还说：“你再不还图书管理员就要罚我了！”最有意思的是，他说：“罚钱是小事，关键在于，这本诗集并不见得就这么值得你读，还有更值得你读的，干嘛为这本书花上那么多时间呢？”其实在那个年代，一本伟大诗人的诗集放在床头是一种精神象征。说来我还真的要感谢辛磊，他还为我借过查良铮译的《普希金诗集》和涅克拉索夫的叙事体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等俄国诗人的诗集。辛磊的回信字迹清丽，笔划工工整整，以致于我母亲在一次偶尔读到我展开在桌面上的辛磊的回信时，还夸他写字写得漂亮，批评我的字体潦草不好看呢……我后来把这事告诉辛磊，他笑说，“把字写得再好也不如把诗写得好重要。”

　　两年之后的1977年，“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高考重新恢复，我们都有幸参加了高考。

　　1978年春天，我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辛磊在信中告诉我，他今年差几分没有考上，明年一定要考上，也一定会考上。果然，1978年夏天，他如愿地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记得有一年，我因为肾病经常在下课的时间去中大医院打针取药，有一次从药房走出来，在通向广寒宫宿舍那条路上刚好遇见了辛磊，他说他也刚在中大医院取药出来。我早就听我妈妈说辛磊心脏不太好，是辛磊妈妈告诉我妈妈的。但那天我们没有相互问询病情，因为那时我们年轻，身体的病只是一时的，不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更关心的是最新一期《诗刊》，他说有一组诗很值得一读，是顾城和舒婷的诗。有一次在中文系资料室的外面，我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辛磊，他把一卷诗歌手稿给我看，他说这一组是我们系里的同学写的诗，有的写得非常棒，他准备编入新的一期《红豆》杂志，他当时是中大中文系这本颇负盛名的学生文学刊物的主创人之一和诗歌编辑。他打开来让我看，并且边走边读，他特别激赏一首超短的小诗，他说这是一位七八级的男同学写的，题为《标语》，全诗只有一行：“神经性皮炎。”他说这只有一句诗的诗歌其实真正触及到了现实本质。我问他这“一行诗”的作者是谁？他说是朱子庆。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81年夏天的情景。6月刚考完试，我和朱子庆从中文系资料室走出来，迎面遇见辛磊，他问我暑假回不回湛江？我说先回湛江，然后去北京。他说他这个时间段也一定在北京。我就把子庆家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了辛磊。我还把打算见北岛的事告诉了辛磊，辛磊说：“那好，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见北岛吧！”我到北京的时候是7月中旬，子庆到北京火车站接我的时候，就把辛磊寄到他家的一封写给我的信交给了我。我按照信中的电话打过去，是辛磊接的电话，我告诉他北岛家的地址是北京德内大街三不老胡同一号大院。

　　那天是我、朱子庆、辛磊、陈小奇一行四人，约定的时间是7月23日晚上8点在北岛家的门外等齐，然后一起进去。没想到，北岛已经站在大门口等我们了，他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衣，戴着细而精致的白边眼镜，清瘦，修长、斯文，说话声音不卑不亢，在我看来，这是很符合诗人形象的。那天晚上除了见到北岛，还见到了同样让我们景仰的朦胧诗人江河，以及写小说的北岛胞弟赵振先等人。北京的夏晚天气炎热，北岛买来一个大西瓜切开来招待我们这四个从广州的中山大学来的校园诗人，我们边吃边谈着令我们感兴趣和激动不已的《今天》(这是北岛和芒克创办的民刊)，以及在《今天》上面发表的诗歌和诗人。

　　记得1982年春天，也就是我大学毕业的前一个月，在从中文系资料室回宿舍的路上，遇到辛磊，一路上他谈起他最近读到几则古人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断，颇觉得有意思，一是《国语·鲁语》中说的“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另一是《礼记·曲礼》中“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而行不怠，谓之君子”；再者是《论语·颜渊》中说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辛磊还说，孔子把小人列入“难养”之列。那时候我们都好强，我也想显示我的学问，我忽然想起“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的句子，我告诉他，这是庄子在《庄子·山木》里说的，于是我大说特说地解释开来：君子之间的交情像水一样透明清淡，小人之间的交往是基于酒肉的，所以混浊俗气。辛磊说：君子之交淡若水是中国人理想的交友境界和准则，而小人之间的交往虽然甘甜，但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随时与你绝交……就这样，我们一路探讨着君子与小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分界。快到广寒宫的门口时，我拿出一个小本子，请他为我即将大学毕业留言，他拿出笔，想了好一会，写下了七个字：“君子之交淡若水。”

　　君子之交：好朋友兼邻居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电台工作，一年以后，辛磊也分配到广东电台工作。我在二楼右边的办公室，他在左边的办公室。他经常要外出采访，而我，一直想调到北京去，因为朱子庆分配在了北京。三年后，朱子庆调来广东省文联，我也离开电台调到了省总工会的《五月》杂志社。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跟辛磊见面了。

　　1992年春天，我调来《南方周末》，几年后，陈美华也调来《南方日报》，我们每天下班都一起坐报社的班车回家，我们家离辛磊家住得不远，都在天河东路附近。有一次美华说朋友送给她两捆大闸蟹，她说要送给我一捆，让我去她家拿。那次去，没见到辛磊。2004年的五一节，我在美华的鼓动下也买了新房子，不久离开了天河搬到番禺居住，和美华、辛磊成了邻居。子庆喜欢下棋，曾和辛磊杀过一盘军棋，结果子庆输辛磊赢，子庆不甘，曾几次约辛磊一起再争胜负，但辛磊总是说在外面呢(那段时间，应该是他正忙着写作和出版他构思已久的“岭南三部曲”之一《大清商埠》吧)，下次吧。但约了好几次都没能再玩成。

　　在辛磊病着的那些日子，我和子庆有时晚上散步时会去看望一下辛磊，有时在回家或者上班的途中遇见美华也会问起辛磊的病情。无论美华还是辛磊，他们给我们的回答并不是很悲伤，我甚至感到一定会有好的转机。

　　但是，2010年5月13日傍晚，子庆从同学区进那里得知了一个坏消息，他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我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辛磊走了。尽管我知道有这一天，但这个不好的消息还是让我难过。

　　两天后，远在美国的苏炜同学来我家中相聚，作为兄长的苏炜很高兴我的儿子也考上美国的大学，他要来贺喜，也想把留学美国的一些经验指点给他，时值中午，我们正在包饺子，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苏炜就要飞回美国。美华发来短信，告诉我们当天下午送别辛磊，我们没能赶上参加，真是遗憾之至！

　　但是，我内心坚信辛磊会原谅我的，因为我没有忘记他，我总是回忆着这位与我一起长大的少年时代的诗友，眼前总是出现他熟悉的笑容、淡定的表情——那是君子的笑容。

　　我总是与子庆谈起辛磊，谈起他在诗歌创作上和小说创作上的才华，谈起我们小时候一起用过的保姆，一起探讨幽默与诚实，探讨君子与小人。子庆说，多有意思呵，你快把它写下来吧！等老了记忆就会模糊的。

　　是的，现在我还不老，记忆历历在目，写下这些点滴，算是对辛磊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