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与忧思——我写“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

陈寅恪

赵萝蕤

吴宓

俞大絪

曾昭抡

　　最近，湖南文艺出版社相继出齐岳南耗时8年写就的长篇纪实作品《南渡北归》之《南渡》《北归》《离别》三部曲，共计170万字。两年来，该作在内陆已销售近40万套，台湾繁体字版销售近10万套，在两岸读者间引起反响。2011年，在《亚洲周刊》评选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非虚构)中被推为冠军。称其为“对复杂的现代史进行精心梳理”、“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著”。

　　然而，读者为之感动和哀伤的，并不仅是书中描述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学术命运，恰恰更是这批杰出学人在“文革”中的一连串政治际遇。两相对照，人们为经历千难万险没有死于抗战而死于“文革”的大师，以及这个民族在文化、学术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反思“文革”旨在揭痛的同时，触动国人曾经的心灵扭曲与本相变形之症结，亦追究当今“心灵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的无所适从”乱相之源。反思本不止一文一日之功。然抚今追昔，更助于国人警醒与自觉地抵达中国梦、强国梦。

　　“文革”：知识分子的群体哀歌

　　《南渡北归》第一部之《南渡》，叙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自平津、华北、华东等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求学、办学生涯。

　　8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破碎如风中飘絮。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被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南渡学人心忧国难，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气概，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延续学术与文化薪火。

　　“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其后，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北归》之由来。

　　抗战胜利后，流亡的知识分子真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家国故园。然而，经过了零星而短暂的好时光，等待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是欢欣与笑脸，而是阴云笼罩与血肉横飞的内战硝烟以及“反右”、“文革”阴霾。这批知识分子在这个翻云覆雨的大变局前后，开始了新的一轮凶险莫测的人生之旅。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面是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大师，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另一面则是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归故土，极力适应，却终于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哀婉地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更令人唏嘘——投湖、上吊、吞毒、冤狱，不绝。如向达、汪篯、俞大絪、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文革”中左右逢源、出卖投靠，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瞠目的尴尬境地。斯人已去！真令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

　　为大师的离去深情一哭

　　陈寅恪“文革”际遇如何？众所周知，他通晓十几种外国文字，37岁即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学术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之“大师中的大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1957年“反右”之后厄运连连，“文革”中更是惨遭荼毒。当时陈寅恪已是膑足失明，造反派把他当作“牛鬼蛇神”从床上拖下来，强迫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不能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一顿辱骂、铜头皮带抽打或棍棒敲头的惩罚。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出中山大学康乐园楼房而进入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的陈寅恪，病体衰弱得进汤水“流食”都已困难，偶有亲友躲开造反派的监视，偷偷前来探视一下，躺在病榻上的陈寅恪说不出话来，只是眼角流出浑浊的泪水。

　　1969年5月5日，陈寅恪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待”。陈氏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终至泪尽泣血。造反派弄来几个高音喇叭绑在陈氏的床头对其喊话批斗。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当即心脏病发作。当时，住在中大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对此作过沉痛回忆：“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造反派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就是小死一场”，她说：“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

　　“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此为陈寅恪死前留给这个世界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向这个扭曲的社会和人心发出的怒吼。

　　1958年陈寅恪被批判后，他的弟子汪篯也受到牵连，遭到一群号称“革命战友”的批判与围殴，汪氏不堪羞辱，当天夜里便喝下“敌敌畏”。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在“文革”中自杀的教授。另一弟子叫刘盼遂，“文革”爆发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被抄家时，刘氏被拖至水缸前，头上脚下强压进水缸，令其窒息而死。

　　疯狂岁月，何以言“善”

　　这段疯狂岁月所酝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难以尽书。

　　原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由赵萝蕤担纲，另有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3位教师，1948年年末，在国共即将易鼎之际，俞大絪据绝其兄、国民党交通部长俞大维派飞机“抢救”，毅然决定与丈夫曾昭抡留在北平。1952年院系调整后其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

　　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白天挨斗后，傍晚被放回家独自躺下呻吟。未久，另一伙造反派冲进来揪着俞的头发拖于床下，继之往墙上乱撞，让其交待罪行。俞据理力争，红卫兵索性把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教授剥光上衣，以铜头皮带抽打，俞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红卫兵将其家中东西查抄，装上卡车拉走。当晚，从昏死中醒来的俞大絪无法忍受如此污辱，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此为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乃曾国藩重孙、著名化学家，曾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遭革职，翌年转入武汉大学化学系“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俞大絪的死讯传到武汉，已患癌症的曾昭抡当场昏倒。后于1967年12月8日被迫害致死。死后的曾昭抡无人收尸，学校当局任其在单身宿舍床上变质腐烂。多亏曾氏一侄从外地赶来探望叔父，看到如此悲惨一幕，从校外找了一辆平板车，含泪将曾昭抡的尸体火化，而后将骨灰抛于长江。

　　赵萝蕤的丈夫、古文字与青铜器专家陈梦家，“文革”爆发，因不堪造反派的批斗与污辱，决心“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于1966年8月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后又于9月3日在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上吊自缢。就在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的第二天，红卫兵再度抄了陈氏的家。批斗者把赵萝蕤的头发剃成“阴阳头”，拉往北大校园，遭到更加酷烈的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殴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氏耳光的，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经过这一场身心折磨和人格污辱，赵的心灵受到重大打击，精神分裂症加剧。

　　与陈梦家并列为“四大右派”之一的北大教授向达，“文革”中被造反派押往昌平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从外锁死，夜间如厕一概不准。向达患严重肾病，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但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押回校内“劳改”。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向达可以说在痛苦中被尿憋死。

　　出卖背叛，何以言“信”

　　“人间热泪已无多”。在极端情境中，亲情崩解，朋友反目，同道成仇，比比皆是。到后来，连“冷泪”都鲜有了。

　　人所熟知的因《海瑞罢官》而落难的吴晗，成为10年“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人。吴晗死的时候，头发被批斗者拔光，牙齿被打掉，屎拉在裤子里。

　　据考据，当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尹达，与吴晗、邓拓有过数度合作，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年，尹氏不仅与吴晗一起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工作，还与邓拓一起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当“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尹达何以自处呢——他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写作组，即，以中国“史学界一哨兵”自居，揪斗失势的知识分子。当年翦伯赞、范文澜很快失势，成为“史绍宾”揪查、批斗的对象。继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发，“史绍宾”更是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给予吴晗迎面痛击。

　　其时，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回到堪称“红色堡垒”的历史所，召集“史绍宾”写作组得力干将，在《人民日报》抛出了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这篇“雄文”给命悬一线的吴晗断气前的最后一击。此后，吴晗彻底地登了鬼录。

　　1972年，已是79岁的国学大师吴宓被允许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宿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吴宓本性一介书生，运动一来，避之不及，只能备受同仁诬陷攻歼。如，他在日记中说，“下午2～6点，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合并运动座谈会。某某二同志监临，命再作交代。而耿振华、田子贞、李维品、朱学兰、周显忠、范太前等发言，集矢于宓”——如何“集矢于宓”呢？“命宓与父、碧柳、兰芳割断关系。众逼问宓与张宗芳关系……田子贞又揭发曾宛凤常捧花来，为宓插瓶中。朱学兰则述某女助教，在宓外室考试时，宓奉茶，供醪糟……”

　　甚至，他日记中如是说——田子贞补充说，“宓某晚发言有云‘打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横扫，即，打倒那些要横扫牛鬼蛇神的人。即是反对此运动，足见罪大！”平素同仁，瞬间反目，捏造附会，落井下石。吴宓虎落平阳，继而完全跌入深渊。

　　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

　　遥想当年，在民族存亡续绝的艰难岁月，南渡的知识分子深明大义，虽颠沛流离而不屈不挠，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种子，使之弦歌不辍，香火不绝。然而，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之后，更有1966～1976年“文革”10年，这一批当年留在大陆、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噤若寒蝉，从此集体失声、民主不彰，学术自由消失殆尽——岂止学术与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连自身生命，已形同一只蝼蚁，随时都有被虐杀的可能。我只是书写了他们被虐杀、被蹂躏、被封口的历史的冰山一角而已。“文革”之中，传统文化的大厦轰然崩溃，学术阵地尸骨遍野。野草疯长的文化荒原之中，除了叼着人骨的狼的嚎叫，难以闻到人类文明的气息了。

　　极目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令人痛心又无奈的事实是：大师远去了，隐匿于历史的岚山雾海之中。延续千年的传统弦歌不再，道德根系几乎彻底断裂，学术进程自源头始停滞，教书育人的灯火黯淡。大师们当年之“续命河汾之志”成为一曲苍凉的绝响。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人们看到的只是飘渺于天地间几缕忽明忽暗跳跃着的香火——这便是“文革”为中国文化学术结成的一个恶果。

　　更深远的影响则是它的遗毒在散布与蔓延。如地下水的污染，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排除与净化呢？不要说，残酷的历史似乎教化了人们的生存技巧——背叛、出卖、诬陷、攻讦，似乎成为某些人的人生哲学，他们精熟地掌握着进攻防御的战术技巧，出于利益而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就连被称为“这世上的盐”的知识分子本身又当如何？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尽管执政者与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萌发扭转乾坤之志，却是步履维艰，代价无穷——知识分子本应成为社会呼吸的肺腔和喉管，然而它们曾经被窒息和割破；知识分子本应成为社会的脊梁和硬骨，然而它们曾经被打断和根绝；知识分子本应成为中国的一颗最自由的心，承载着传统的文化与德行之根脉香火，然而他们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他们自身“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历史的镜子被摔得粉碎，文化温情全然消失，冷酷无情又面目狰狞，人们变成非理性的群盲，集体失忆。

　　历史是映照正义与邪恶的镜子，一个不知反思、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如今，在“文革”浩劫结束30多年的当今，难道不该还原“文革”历史、探明真相，找到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吗？

　　我以为，另一方面，“文革”固然是人性恶的集大成。它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复原为蛮荒时代的嗜血族类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丧失了基本的文明。人们血液中的人性恶全被激发出来。最终竟是“善者亦为恶”，随同着人们去糟蹋一些好人，这就不单单是善恶之辨了。事实上，或许，人们应该换一个视角来审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人祸”。即，应该超越通常所理解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一面是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恶无法被量化，因而作为个体无法被准确测量和划归；另一面是，“邪恶制度下的人性”会将恶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常化、合理化地表现出来——又有谁，能身处时代漩涡而能安然自处？可又有谁对“文革”中的“邪恶制度”负责！

　　因此，仅仅分辨出正义与邪恶是不够的。简单的善和纯粹的恶，是人类的“天然性”，善恶站在同一边；而站在另一边的，是不可或缺的健全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道德和谐的文化内在，是对历史的尊重和道得的敬畏，是人类的“社会性”——健全法律制度、道德自觉和文化良知，中国需要一百年亦不为过！也唯其如此，巴金所担心的“文革”浩劫才不再重演，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才能得以实现。

　　记得2005年出版的李宁武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一书指出，“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即，不但要记录和研究“文革”，还要对思考方式本身进行反思。以往，关于“文革”的研究存在局限，即多在“简单否定”的层面上打转，用“文革”所固定下来的思考模式研究“文革”，从而对之简单否定与声讨。“历史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历史否定上，那么，很容易造成简单的再否定，形成循环否定的历史怪圈。”

　　有人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得足以令人自豪，但一场“文革”把数千年的历史消耗了一半。这种历史实践中的反动与内耗的循环，必然充满着反人性、反历史、反人类的血腥味——或许，这也正是《南渡北归》揭示并省思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