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躺着也中枪(李国文)

　　一

　　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年间的事，其中涉及两个关系为舅甥的美国人。外甥在中国，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师，以布道传教为业；舅舅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相当牛岔。很可能是，或将可能是国会议员之类的要人，从他一张嘴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凌口气，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此人“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回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

　　从此，“在他的面前，人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那时还在美国当牧师的他的外甥)，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于是，这位其实相当窝囊废的牛牧师，到了北京，居然神气活现起来。不但“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　鸡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样，这个渐渐胖起来的牧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

　　“中国通”，这说法如今不时兴了，由于总能勾起百多年来被列强侵略的阴暗记忆，不那么令人愉快，逐渐称为“汉学家”，已是当下习惯。

　　虽然牧师的舅舅，这个曾经的流氓，因在华贩卖鸦片的履历而成“中国通”，不等于西方世界里过去的“中国通”与现在的“汉学家”，都是流氓。按照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骂一些国会议员“是狗娘养的”，后来被要求登报道歉说“一些国会议员不是狗娘养的”逻辑推论，那么，“中国通”或“汉学家”中有一些流氓，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我每当看到这样一些“汉学家”，来到中国打秋风的时候，那副嘴脸，着实教人不敢恭维。尤其我的那些同行，围绕着这些洋人时那副谄笑胁肩的仆欧相，更是不堪入目。

　　更有甚者，有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某某，与另一位也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某某，争风吃醋，互别苗头；　甚至还有一位更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某某某，加工定做迎合洋人口味的异端作品，投其所好。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挟着一本 《圣经》，成天跟着牛牧师，装傻充楞，卖乖讨好一样，无非想得到几文赏赐，好到便宜坊买点卤肉杂碎，用干荷叶包了回家喝两口白干，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经人劝他：“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丁点儿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一个中国人，只要他的脊椎中有了这根哈洋的贱骨头，你跟他说一百个“无耻”，也不顶屁用，因为他的灵魂中已经没有“耻”的概念。

　　二

　　大概在多老大尾随牛牧师混吃混喝的时候，一个名叫巴克斯的英国人，也出现在北京城里。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笔下牛牧师或多老大那种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是拥有一个男爵头衔的英国贵族。在他的家乡英格兰的约克郡，人们先称之为Sir　(爵爷)，然后才是他的名姓。埃德蒙·巴克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或译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于公元1873年，死于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个世纪。

　　这是一个极具侵略色彩的“中国通”和流氓意识的“汉学家”，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对经历过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的北京人来说，对于那段屈辱的历史，对于那些曾经趁火打劫过的“中国通”和为非作歹过的“汉学家”，早就扫进垃圾堆，并努力将其忘却。最近，由于他的一本 《太后与我》，先在香港问世，后在台湾出版，接着，在我们这里，一些见利忘义的文化人，又将这个英国老瘪三从泔水缸里翻腾出来。可想而知，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书，当红一时，译者和出版社赚了一个钵满盆满，连做梦也笑出声来。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为老外作伥，干这种刨坟掘墓，燔尸扬骨的行径，若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点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谴的。

　　这有什么办法呢！如今哈洋的中国人太多太多，人一哈洋，必无心肝，所以慈禧躺着也会中枪。不过，细想起来，西方世界对付中国的手段，伎俩，把戏，招数，一蟹不如一蟹，不免可笑。从18世纪的炮舰政策，到19世纪的殖民蚕食，到20世纪的封锁扼杀，到21世纪的分化支解，如今竟然堕落到用这等手淫式的文学作品抹黑中国，借以宣扬西方优越的沙文主义，标榜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大概也确是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你不能不服气中国民谚“黄鼠狼下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之深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之透彻。如果鸦片战争中英军统帅义律，巴夏里，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底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烂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国来撞撞运气，与老舍先生笔下的牛牧师之舅贩毒中国，倒有相似之处。牛牧师的舅舅因为偷牛在美国混不下去，巴克思因为债务缠身在英国混不下去，两人走了同一条道。不过，牛牧师的舅舅因偷牛的缘故，被割去一只耳朵，而巴克斯欠债高达三万二千英镑，一抹脸宣布破产，就开溜到中国了。按18世纪英镑的金本位制，每一个英镑，应含纯金7.32238克计，合美金一千五百元，近人民币一万元，他所欠之债，差不多可以买下三万头牛，然而他却屁毛无损，两只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脸上呆着，出现于东交民巷原为淳亲王府的英国大使馆。

　　本来，巴克斯到中国来，走的是时任大清王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门路，希望能在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谋一份差使。谁知是他宣告破产的不良记录，信用丧失，还是他声色犬马的浪荡丑闻，不堪收留，考虑其精通中文这一点，赫德顺水推舟，将他荐举给英国驻华使馆。此时，适为戊戌变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势突变，住在颐和园里的老佛爷，一举扼杀光绪新政，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在菜市口处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而当时担任《泰晤士报》驻远东特派记者莫理循，偏偏在远离北京的外地旅行，于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连串的北京电讯，其中有许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闻，胡编乱造的独家消息，扑朔迷离的宫闱内幕，以及无法证实的政变背景，一时间不但轰动英伦，欧美也为之侧目。70多年以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经过研究查实，郑重宣布，这一时期 《泰晤士报》 关于北京康梁维新以及随后的政变报道，“绝大多数是巴克斯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

　　文学允许虚构，不虚构哪来文学。新闻必须真实，不真实还能算是新闻吗？那就是造谣了。看来，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黄，扭曲真相；　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煽动蛊惑，挑拨离间……百多年来，一脉相承，敢情其来有自，祖师爷就是这位巴克斯男爵。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的结论，“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伪者的命门。不但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伪善的西方媒体露出本相。如果说，男爵先生的杜撰，是为了“维持生计需要”，至少还要编得让人信以为真，而系出同门的后续之辈，那些西方媒体的杜撰，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执杖，铺天盖地，打上门来，要比巴克斯更为强势。

　　中国有句俗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那个一只耳朵的牧师舅舅，偷牛贼出身的美国阔老，尚能在中国靠贩卖鸦片发迹；　那么，两只耳朵的英国男爵，一口气赖掉三万二千英镑的拆白党，能够安安生生坐定下来，做汉学家应做的学问，做中国通应做的研究吗？

　　所以，对当下内地出版的 《太后与我》，应该庆幸18世纪初期，照相机的使用，还停留在老式柯达单反当家的时代，那时既没有数码技术，更没有Photoshop手段，否则，这个巴克斯肯定会炮制出慈禧太后暴露三点的春宫图，那才叫真恶心呢！一个贵族要是下流起来，那肯定就是无恶不作，这就是明末遗民王夫之在分析君子和小人区别时所说的：“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　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君子，是有界限的，有他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小人，是没有界限的，没有他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巴克斯拥有下流的可能，必然百分百的下流，如果，无耻能获得回报，巴克斯会比任何人更无耻。

　　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个来自绅士国家，讲究genterman风度，被授予男爵头衔的贵族巴克斯，竟是英国作家蕯克雷说过的“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以后，允许士兵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掠财产，镇压百姓，北京城顿成人间地狱。而在这伙成群结队，四处搜括的强盗队伍中，巴克斯也率领一彪人马，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他所牵头的这支抢劫小分队，穿行于大街，游走于小巷，重点剽袭王公府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进行恫吓，用他的流利汉语实施诱骗。据他在回忆录内自供，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里，他连唬带蒙，连抢带偷，搞到600多件青铜器，两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这是一个专家型偷盗者，他知道该偷什么，不该偷什么，他甚至以盗来的珠宝、玉器与联军士兵交换他们手中所抢得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东西。

　　三

　　如果说，他以莫理循的名义，在 《泰晤士报》 上发表有关北京戊戌变法的文字，开始了他杜撰式写作的第一步；那么，庚子事变(这也是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将要写到而未写的一个章节)中，基本上算是一个文物大盗的巴克斯，所抢到的堆满好几间屋的物品，该是他在中国挖到的第一桶金。这小子，那年他27岁，已经抱负大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这些赃物，献给他的大不列颠王国，实现他衣锦荣归的梦想。

　　我有幸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看到他们堆积如山的中国收藏，显然，这其中少不了巴克思的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被民国政府聘为政治顾问，与这个杜撰式代笔者没有继续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由上海转派北京，这个爱尔兰人，中国话说得十分流利，那个英格兰人，中文功底相当札实，说是心有灵犀也好，说是一丘之貉也好，都是吃着中国，啃着中国，还恨着中国，骂着中国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合，一点就通，相见恨晚。很快，一本题名叫做《慈禧外传》，又叫《太后统治下的中国》 的书，1910年出版。另一本题名叫《清室外记》，又名《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1914年出版。尤其是《慈禧外传》，由于拥有《景善日记》“独家资料”，等于是“庚子事变”全过程的实录。此书不但展示清廷高层的内部斗争，更揭露帝后之间的矛盾决裂；　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慈禧细节，几乎就是一本有关这位太后淫乱的性生活史。此书问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过，民国初年的出版业者，比较谨守本业行规，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了，虽然这是捞钱的好生意，但也没有很快翻译出来，大赚一笔。大多数国人对此书懵懂不知之时，称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汉学的第一名人辜鸿铭，这本书当然难逃他的法眼，遂即表示“极大愤慨”。据一篇《迟来的清算：濮兰德和贝克豪斯(即巴克斯)的骗局露馅始末》文章，因为“濮兰德和巴克斯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将慈禧的阴狠残暴，擅弄权柄，腐化奢糜，龉龊肮脏的种种传闻予以充分刻画的下流做法，不仅意在满足西方读者对慈禧近乎‘窥阴癖’的阅读需要，更主要的还是试图通过羞辱君主的手段，来诋毁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

　　所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辜鸿铭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传》的憎恨，首先出于他钦慕西方人士对于王室和国君荣誉那种与生俱来的珍惜和尊崇”。其实，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里知道这些穿着燕尾服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如果不是野蛮人的话，至少也是与非洲的黑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视你为劣质民族，你还想从他那里获得最起码的尊敬吗？西方世界里，确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账。

　　譬如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里，那个一只耳朵的美国人，就是这样吃中国，啃中国，又唯恐中国不乱的混账，就看他怎样开导那个在北京传教的窝囊废外甥，便一目了然：“在一个野蛮国家里，越闹乱子，对我们越有利！乱子闹大了，我们会出兵，你怕什么呢？问问你的上帝，是这样不是？告诉你句最有用的话：没有乱子，你也该制造一个两个的！你要躲开那儿吗？你算把牧师的气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以此类推，便知道濮兰德和巴克斯糟蹋慈禧，埋汰中国，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老把戏而已。

　　挟舆论渲染之强势，借媒体轰炸之暴力，这本是西方世界玩得熟透熟透的惯技，辜鸿铭哪里敌得过濮兰德和巴克斯，以及他们身后那些愿意看中国笑话，看中国人出丑的洋人世界。于是，风靡欧美的这本书，集丑恶淫乱于一身的慈禧形象，从此定格。后人对西太后的负面观感，不良印象，都是受到这两个中国通的《慈禧外传》影响。幸好，曾任慈禧女官的裕德龄，用英文著述的《清宫禁二年纪》问世，让辜鸿铭松了口气，终于有人写出来一位真实的太后，倍加赞赏之余，还为此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发表在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上。他说：“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最后这句话，显然是冲着那两位“杜撰”的汉学家而去。

　　1915年辜鸿铭在他那部《中国人的精神》中，再次提及这个话题。“我原本想把我写的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著名的关于前清皇太后的著作的评论文章收入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该文章的复件，此文大概四年前发表在上海的《国际评论》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像濮兰德和巴克斯那样的人，他们没有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为濮兰德和巴克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思想不够率真，过于精明计较，像现代人那样，排演的是扭曲了的理智。”如果，这位享誉中外的大师，看到这个巴克斯接着写的第三本书《太后与我》，我想，老先生未必这样平心静气了。

　　而且，从那以后，迄今为止，那些“扭曲了理智”的西方媒体，依旧本着那位一只耳朵的美国大佬对他外甥的“开导”，加上巴克斯男爵的“杜撰”精神，妄自臆造着合乎他们口味的唯恐中国不乱的消息。

　　四

　　《慈禧外传》第十七章所引用的《景善日记》，视为奇货可居的独家秘籍，其实是巴克斯闭门造车的“杜撰”。他的搭档，这本书的另一作者濮兰德，说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这本日记的中文原稿。1924年前后，英文版《景善日记》单独在报纸上刊载，随后，濮兰德将英文手稿赠送大英博物馆。馆方循例要得到译文的中文原件，但不知是当时越洋电话不好打，还是巴克斯心中有鬼，濮兰德得到的回答，先是说他因生计困难，早就转手卖掉；后是说他偶一不慎，落入炉中焚毁。撒谎的人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就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丁名楠断言：“景善日记是假的，白克浩司(即巴克斯)发现日记的整个过程也是假的。它不过是白克浩司为了蒙骗人们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第一，作为日记这种文体，除了类似博客或微博，是要给人看的外，绝大部分日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私密性质。然而在这本日记中，看不到主人公一点点的私生活，内心活动，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文字，更不用说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讳莫如深的一切，有所流露了。

　　第二，主人公为当时京城大把抓的普通官员，论理，有可能接触个把高官，但官卑职微的他，居然成为执政当局路路通的人物，从这本相当于在场新闻纪实的日记看。立场不同，观点不一的高官贵爵，不分派别，与他过从甚密，事发始末，无不巨细悉言。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三，一个坐冷板凳的礼部右侍郎，或一说为内务府官员，绝非炙手可热的军机处章京可比。他不可能处于新闻发生的源头，更不可能介入政争的风口浪尖，尤其不可能侦听各方动态，打探内外消息，获知老佛喜怒，了解百姓反映。我一直认为，这样“包打听”式的人物，正是当时巴克斯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不上不下的旗籍官员，恪守本分，犹恐不及，哪有胆子卷入政治漩涡，惹是生非。

　　第四，最说不过去的，也是最不应少的，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在自己的日记里，起码要记下他四时八节，有感而发，应酬唱和，附庸风雅的诗词歌赋，这也是中国文人最爱表现的一点。哪怕一个狗屁官员，要是不会写两句诗，要是不会题两笔字，要是不会喝两壶酒，要是不能风花雪月两下子，在官场上能混得下去嘛？

　　百密一疏，巴克思完全有能量弥补这些漏洞，他应该会，也并不难。然而，所有伪币制造者都有其无法摆脱的，受到时间、空间限制而注定失败的宿命，因此，露马脚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细节上的疏失，最后导致满盘皆输。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巴克斯太急碴了，1913年，这位老兄40岁。他的《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出版，另一本《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也要问世，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尸骨未寒之际，他的杜撰著作即应声而出，这阵势，这彩头，最敏锐，最深刻，也是最及时的首席中国政治观察家身份，能不稳操胜劵地落入他的囊中吗？于是，基础奠定，本钱十足，名声响亮，底气充沛的巴克斯，开始向伦敦叫板。

　　当年8月，巴克斯通过海运，将他重约8吨的收藏，包括27000件中文古旧手稿，以及书画卷轴，以及古版图书，以及青铜器之类的文物，运抵伦敦。这当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而更轰动的是巴克斯宣布，他将全部藏品捐赠给他的母校牛津大学，以回报对他的培育。这批在中国所搜括的东西，百分之百皆系赃物，充满了贼腥味，但受赠者牛津大学，倒也没有嫌弃，欣然接受。不过，牛津大学也有其“牛筋”或“牛劲”之处，就是不答应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换条件，给予他教授头衔。东西，我要；教授，不给。因为，一，他在牛津没有修完学业，二，他在汉学领域里没有权威著作。当一名普通的汉学家，可以，想当牛津大学的汉文教授，没门。巴克斯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名誉文学硕士的学位？主持校政那些老朽，研究来研究去，最终也没一个结果。

　　一气之下，他买了一张到天津大沽的船票，回到北京，在西城石驸马大街一处院子里，过起隐士生活，从此终老中国。

　　五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巴克斯避难于奥地利驻华使馆，结识瑞士领事贺普利，贺普利还是一位医生，给他治疗的同时，建议他把一生经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本《太后与我》。在这本书里，这个被人视为疯子加骗子的巴克斯，自称与不少名人保持过同性恋关系，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尔兹利、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唯一的异性性交往者，为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在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写之外，还杜撰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唐突梯，驴头不对马嘴，比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还要走火入魔。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死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劻、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迎光绪“归政”；慈禧获知密谋，即指派太监绞杀光绪，打算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随后，袁世凯在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

　　你不能不佩服这老小子，真是亏他想得出来。一位名叫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批评家说：“巴克斯对于这些和太后之间的荒唐性爱游戏的放肆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遭遇战的荒诞不经的详细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彻底失常的极度兴奋的性幻想变得令人生厌。开始于几十年前的被视为机智、淘气的讽刺作品(伪装成了历史)，如今退化为疯子的涂鸦。”

　　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在 《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一书中，建议这本《太后与我》，应该换个书名。他说，这本巴克斯的回忆录，应该改为《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宫廷中》，更为贴切。

　　连对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贺普利，在编辑整理他的这本书稿的后记里，也不得不坦承：“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所以，他手里掌握的这份巴克斯的《太后与我》，不但在沉湎于性幻想中男爵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张罗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死掉以后，也没有为他出版此书的意思。只是将他亲手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原稿，复印多份，分别寄存于英、美数间大学的图书馆。1973年，贺普利也去世了，这本《太后与我》，一直在图书馆束之高阁。

　　冷落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本书，到了2011年，似乎有点一声令下的声势，先是英文版，后是繁体字版，接着简体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热闹。

　　《太后与我》的出现，也许不过是一起人想发财而想疯了的偶发事件，也许并非反华政客们有谋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精神攻势，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试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多老大曾经说过“连咱们的皇上也怕洋人”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那些抱有种族偏见，殖民心态，白人至上，霸凌恶习的西方人士，怎么说也是不甘心，不顺心，不安心的。更何况面对自身难以排解的衰势，面对中国难以阻挡的崛起，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失落感，挫折感，还有从心底泛上来的酸溜溜味道，在肺膈腑脏间梗阻着，当然不好受，不痛快，不开心。于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头最早运到贵州场坝上的毛驴，在没有完全技穷之前，再尥你两蹶子，恶心你一下，捣乱你一下，让你难以招架，让你穷于应付，是绝对有可能的。

　　(选自韩小蕙主编《2012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