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问”让他流芳后世

——外孙女眼中的汉学家高罗佩

　　高罗佩(1910—1967)，字芝台，荷兰著名汉学家、外交家、小说家。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增进了荷兰乃至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其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成功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玛利亚·安·苏鲁米亚克女士是高罗佩的外孙女，她的外祖母水世芳则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这样说来，玛利亚身上流淌着1/4的中国血脉。记者面前的玛利亚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齐耳的短发流露出干练和洒脱，优雅的微笑表明这是位温和而富内涵的女士。最近几年，因为“姥爷的事情”，玛利亚经常往返于荷兰与中国之间。谈起姥爷与中荷文化交流，她滔滔不绝。

　　“他的人生就像小说”

　　“不，一切都不会是永久的。我们的名字也如此，它们将变成空洞的音符，顶多只会使在我们之后来到世界上的人们想起一种个性，但那并不是我们的个性。”高罗佩在《小田原的温泉》里这样写道。不过，高罗佩的名字及作品肯定不会这样，逝去的只是高罗佩的生命本身。玛利亚并没有亲眼看到过外祖父。“姥爷去世时57岁，那时，我妈妈才14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姥爷的形象却愈加清晰。“一个卓越非凡的人，他的人生就像一本小说，我管他叫‘世界公民’。”她说。

　　高罗佩是个不世出的人物，其才华与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荷兰外交官，他通晓15种语言，任职遍布远东各国，从秘书、参事，到公使、大使。尽管仕途上一帆风顺，但流芳后世的是其“中国学问”——他痴迷琴棋书画，20岁研习书法，终身不辍；他醉心于古琴，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他爱写旧体诗，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多有唱和；他一生汉学著作颇丰，写下了《琴道》、《中国绘画鉴赏》、《秘戏图考》、《长臂猿考》等著作。“姥爷过着4种生活”，玛利亚说，“作家、外交家、汉学家和艺术家。”

　　然而，当记者问玛利亚“什么是高罗佩最重要的遗产”时，她却并没有用高罗佩的任何一个头衔或一部作品来作答，而是非常真诚地说：“是他对人的关注和发现，特别是东方人。他想弄懂东方人的思维和行为，希望自己也能那样做。姥爷喜欢观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兴趣去发现当地的茶馆、书店和寺院。他写狄仁杰就是在写自己，很多学者说，能在《大唐狄公案》里发现高罗佩。”

　　“他真正地活过。”玛利亚若有所思地说，“姥爷的知识十分丰富，对他来说，一种人生就代表一种知识，一种知识也代表一种人生。”人生固然短暂，但求知则是人类的永恒话题，这或许便是高罗佩的魅力所在。

　　“姥爷就是个中国人”

　　2012年，欧洲多个国家包括荷兰政府相继表示，要改变现有的移民政策，强调以本土社会价值观为核心。除了受外祖父高罗佩的影响，玛利亚的外祖母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环境中。

　　“文化就是一种工具，多一种文化，意味着多一种工具、多一种选择。生活中要面临很多问题，多一种文化，就多一种生存之道。”这一典型荷兰人的思考方式听起来很有趣。“总体来说，对于多元文化的家庭和社会，我的经历是积极而愉悦的。我有很多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玛利亚的外祖母在高罗佩病逝后，因为不喜欢荷兰凛冽的寒冬，搬到西班牙南部独居，直到2005年去世。“我和姥姥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觉得她有意思。她告诉我好多关于姥爷的事情。”玛利亚回忆道，“姥姥很好地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她会说荷兰语、英语和法语。”“更有意思的是，姥姥总说自己越来越西方化，而姥爷却越来越中国化。她说，姥爷就是个中国人。”

　　看得出，玛利亚很享受多元文化的家庭氛围，但记者还是忍不住追问了一句：“难道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吗？”“对妈妈似乎有过一些负面影响。”玛利亚坦诚地说。“姥爷去世时，妈妈还小。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有着典型的中国人的容貌。当时，很多媒体故意丑化中国人。在欧洲，中国人的形象不是很好。可中国毕竟是妈妈另一半的根，所以心情难免会受到影响。不过，现在她很好。”

　　玛利亚的本职工作是创意设计，参与了荷兰的设计、时尚和建筑计划。“我接触到一些中国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她说，“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努力建立自己的认同，很中国，又很国际。”“你说，这是不是文化碰撞带来的？”玛利亚向记者提问道。“文化碰撞能丰富彼此的文化，这也是文化创意所需要的。文化多样性对荷兰人从来都不是问题。”

　　高罗佩的遗产

　　在许多人看来，高罗佩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搭建了桥梁。“我做的算是当下比较时髦的创意工作，要变化、要创新。”玛利亚说，“但姥爷的遗产好像是无限的，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望之弥高，钻之弥深——这句话完全适用于玛利亚对外祖父的感觉。

　　2005年，玛利亚毕业于英国金史密斯学院，获影视人类学硕士学位。此后，她一直在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工作。2010年，受姥爷高罗佩的“中国情缘”影响，她也前往中国。“我在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工作了两个月。”玛利亚说，“随后，我参与了一个独立的创意项目。”

　　为了促进高罗佩作品和精神的传播，通过高罗佩这个中荷文化的“联系点”，加强两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玛利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2010年，高罗佩诞辰100周年之际，她前往重庆。“我是和荷兰导演罗伯·龙布一起去的，为拍摄《跟随高罗佩》做准备。”玛利亚介绍，“这是一部非传统制作的纪录片，今年就要正式开拍了。”

　　重庆是高罗佩与水世芳结婚的地方，对家人而言，那里自然拥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46年，高罗佩夫妇带着孩子离开中国，此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2011年，高罗佩的家人第一次回到重庆。“我们联系上了姥姥家族里的人。”玛利亚兴奋地说，“姥爷当年在重庆学习古琴的天风琴社至今还存在，在白云观里观摩道士弹奏时用过的石台和石凳也在。”她的舅舅托马斯·范·古力克还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了高罗佩生平及学术成就讲座，三峡博物馆表达了举办高罗佩展览的具体设想。

　　2012年，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玛利亚在上海组织了“听高罗佩说”文学沙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施晔介绍了开展高罗佩研究的因缘、取得的成果及未来的计划，罗伯·龙布介绍了正在录制的高罗佩纪录片。活动的成功使玛利亚产生了成立“听高罗佩说”委员会的念头。她说：“目前，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主要是想提供一个平台，收集、共享高罗佩的有关信息和知识。下一步，我们准备开发一个网站，并使用微博等社交媒体，促进涌现更多年轻汉学家。”

　　玛利亚表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高罗佩，Facebook、微博等媒体上形成了一些关于高罗佩的“圈子”。上海师范大学还开设了高罗佩与中国文化的研究生课程，很受学生喜爱。今年4月，莱顿大学汉学院前任院长伊德玛等世界权威汉学家将齐聚上海，共同召开高罗佩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我想，他们可能会商谈如何把中国的课程推广到世界其他大学”，她高兴地说，“并且制作在线的课件，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高罗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