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配得上永远地休息 ——怀念我的老师曾华鹏先生

　　2013年1月27日上午，曾华鹏老师离开了我们，他永远地休息了。

　　2012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和吴义勤一起来到了曾华鹏老师的病榻前，先生已是弥留。我们兄弟俩一人拉着先生的一只手，就那么傻乎乎地站着。半个小时之后，先生的神智似乎清醒了些，他认出了我们，想和我们说些什么，但是，因为接氧的缘故，先生说不清楚了。先生大约也知道自己说不清楚，很急，满脸都涨得通红，他的手开始晃动，不停地摇晃。先生又说了一些，我们也说了一些，但是，我和义勤都知道的，我们和先生并没有构成对话。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先生的手就那么晃啊晃，一直晃到我们离开。

　　1983年，天哪，都30年了。那一年的9月15号，我成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子。几乎就在第二天，最多是第三天，我听到了一个名字，曾华鹏。在随后的日子里，“曾华鹏”这个名字一直陪伴着我，一直到今天。

　　我不想这么说，可我只能这么说：曾华鹏老师是我们的偶像。在今天，“偶像”这个词充满了游戏的成分，充满了孩子气，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偶像是肃穆的。当我第一次在校园里见到先生的时候，身边的师兄立即低声耳语了一声：曾华鹏。随后我们就安静下来，悄悄绕开了。真是很奇怪，先生的身上没有一点咄咄逼人的东西，他的谦和让每一个和他打交道的人都如沐春风，可我在他的面前一直拘谨，从不乱说，从不乱动，直到我年近半百也依然是这样。这就是德高望重的力量。

　　先生的个子不高，一米七二左右，他的发型是侧分的，梳得十分整齐。先生走路很慢。先生的脸上永远伴随着笑意，时刻做好谦让的样子。

　　——就在我进校后不久，我终于要去见先生了。我们打算建立诗社，想请先生来参加我们的典礼。为了把先生请过来，我纠结了。一个在大马路上都不敢和先生说话的人，如何到先生的家里去呢？如何和先生说话呢？先生住的是平房，我就在先生的门口徘徊，——他一直坐在那张藤椅上，半躺着，在看书。

　　我到底走进了先生的书房，反而平静了。我做了自我介绍，说出了我的目的。先生在听我说话的过程中放下了手里的书，最后说：“我去。”这是我第一次和先生说话。想过来想过去，先生真的就说了两个字，我去。

　　八十年代的诗歌是多么的吸引人哪。诗社成立的那天，窗前都挤满了人。我把先生带到讲台上去，他有福建口音，但是，咬字和声音都十分清晰。他谈到了鲁迅，谈到了五四。他重点谈论了文学和启蒙的关系。——我想说，这是我在大学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堂课。

　　对我的许多同学来说，先生是博学的，先生拥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但是，我想说的是，先生对我的作用可能要大得多，怎么评价先生对我的作用都不为过。在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陷入得很深的文学青年了。因为高考，我必须控制我自己。现在好了，我读大学了，我可以百无禁忌地热爱我的文学了。我想说的是，在整个大学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先生所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我的文学生涯当中的“第一口奶”。正如我在母校110周年庆典上所说的那样，“我看到了五四的精神，我了解了启蒙的意义”。是先生让我由一个“天然的”文学青年变成了“自觉的”文艺青年。

　　我要实话实说，在高考之后，我对自己是失望的。我不想去扬州师范学院。我觉得自己屈才了。但是，我的无知、狂妄和虚荣并没有毁掉我，我遇上了先生，我遇上了莫少裘，我遇上了李关元，我遇上了孙露茜，——仅仅是现代文学这么一个专业，当时的扬州师范学院就拥有了如此豪华的师资，真的是群星璀璨。我不想夸张，可我们中文系的师资真的是强啊，老师们不只是业务精湛，更有一个好的学风。这都是历史的机缘，扬州师范学院赶上了，我们也赶上了。

　　先生在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潘旭澜教授是一拨的。很不幸，先生的大学还没有毕业，野蛮的政治运动就把他牵扯进去了——如果不是野蛮的运动，先生，还有和先生一起工作的那一拨老师，他们还能不能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结缘呢？我不知道。我只想说，一代人的幸运和上一代人的大不幸因果相连，“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不是一代人的说辞，是两代人的历史演变。我们这些后来的学子永远也不该忘记先生那一代的血和泪。

　　我都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去描写先生对学生的爱。他从不求回报的。一丁点都不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只能往庸俗里写。先生不允许师生之间有一点点物质上的往来。30年的时间里，我只能给先生送花。除此，我们在私下见面连一顿饭都没有吃过。这是不可思议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十分难过。我们没能报答先生。我坚信先生的许多学生都会有我这样的遗憾。先生的淡泊是骨子里的，先生的淡定是血管里的。他不求，不求学生，不求社会。先生干干净净。我想说，在当今的中国教育界，先生堪当师表的师表。先生的人格在那里，这样的话我敢说。

　　2005年，江苏作协为我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先生特地赶来了。弟子不才，可年逾七旬先生硬是把我2005年之前的每一部作品都看了。他怕遗忘，可先生是多么严谨的一个学者，他怎么能允许自己遗忘呢？他就做了许多卡片。在先生发言的时候，一张又一张卡片就放在他的面前。场面是鸦雀无声的。我说过，先生不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可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尊敬他，都知道在先生面前不可放肆，他的温和却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强大。那一天我特别地骄傲，那是做儿子的人才能体会到的一种骄傲。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一句话一直在我的耳边重复：“你有一个多好的老师啊。”

　　我有一个多好的老师啊。

　　先生关照我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好好写。”这句话他总共说过多少遍？我记不得了。我能记得的是，见一面他说一次，见一面他说一次。

　　那一年在北京，我去先生的房间里看望先生。先生的兴致上来了，突然走到我的身边，把我拉到了一旁。其实，房间里没有人，就我们两个。先生神神叨叨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关照的样子，先生悄悄告诉说：“少参加活动！”一边说，一边用指头敲打我的胳膊。说完这句话先生像孩子一样笑了，不停地眨巴眼睛。先生天性醇厚、老实，老实人通常是没有秘诀的，可先生就是觉得自己拥有秘诀，并把这个秘诀悄悄传授给了我。他高兴得不得了，不停地重复：“少参加活动。”

　　少参加活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靠自己，靠劳动。这是标准的老老实实的人说的老老实实的话。

　　先生的一生老老实实、踏踏实实，也许你会为他遗憾——他完全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的。可是，我要想说的是，先生的一切都结结实实，他的身上没有一点是虚的。他名副其实。这个谦和的、软绵绵的人骨子里铁骨铮铮。这才是需要我们永远继承的地方。

　　先生永远地休息了，他为他的事业和学生劳作了一辈子，他配得上永远地休息。

2012年1月30日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