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作家的自省意识

　　当很多人在谈当代文学所具有的高度时，几乎都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作家缺少“思想力”。

　　但我也听到另外一种说法，还是出自当红作家之口，即“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那么需要什么呢？只要有“感觉”就行了。他当然指的是“艺术感觉”了。这显然是荒唐而可笑的。我宁可将此看作是一种戏言，而不是他真的这么认为。其实，从普泛意义上说，人之为人，就因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更何况是从事文学艺术创造的作家？如果只有“感觉”，不会“思想”，那不就成了纯粹的动物？——作家的“艺术感觉”之所以与动物的“感觉”有别，也就因为在“艺术感觉”的背后必然是有思想支撑的。

　　思想应该存在于每一位作家的大脑中。人们批评作家缺少“思想力”，是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理解的。作家理应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更深刻的洞察力、更多的探寻疑难问题的智慧、更博大的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

　　近读一部介绍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专著《倒转“红轮”》，对作家的思想力问题又产生颇多感慨。纵观索尔仁尼琴、果戈理、别林斯基、高尔基这些俄国伟大作家、批评家的一生，发现他们的思想总是在不停地“变”，“变”——正是他们对社会不断观察、思考的结果，正是他们不断反省和自我否定、批判的结果。当然，也不可否认有些“变”带有投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属于前者。正是由于他们不间断的思考和探索，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深度和力度，成为一个时代思想艺术的峰巅。反省和自我否定，使他们思想和艺术创造的翅膀飞翔得更高更远。当然，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或许他们有时的思想“不合时宜”，甚至不可理喻，在今天看来有许多是错误的，但都不妨碍，它们都是那个时代思想者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在诸多的俄国知识分子中，索尔仁尼琴或许最让人捉摸不透。在国内时，他汲取一种宗教思想资源，猛烈地批判现行的体制和机制；流亡国外后，他在美国国会作演讲，美国听众以为他会极力歌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价值观，谁想到他大骂美国资本家，宣告“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将陷入绝境”，西方文明和全部西方世界正在走向“总崩溃”；1994年，已经80多岁高龄的索氏，被作为“民族英雄”恭迎回到俄罗斯，谁想到，这位老先生，一到达莫斯科就“骂”开了：“俄罗斯今天在各方面，都处于深重的大灾难之中，哀怨之声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国家走向一条虚妄、艰难和曲折的道路……”由于他的“致词”过于尖刻，使得俄罗斯的报刊，没有一家敢于完整地刊登他讲话的全文。虽然，索氏总让人捉摸不透，但我们还是可以“捉摸”到他深藏在“捉摸不透”背后的某些稳定的价值取向的，那就是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他说的往往都不是听众期待中的话，而是发自内心独立的声音。他开出的拯救人类命运的“药方”，未必能疗治人类已患的种种疾病，但他显然站在一个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制高点上，首先是一个思想的巨人，然后才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创造者……

　　还有那位被称为“文学界猛犬”的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写作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十多年，但他几乎在不停地“变脸”，其间经历了十多次自我否定式的思想大跳跃。他常常对自己刚刚发表不久的观点“反戈一击”，成为自己最无情的“敌人”。但他就在这种不断否定中，成为那个时代俄罗斯民族大脑和灵魂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感觉”，当然是指“艺术感觉”，对成就一位作家的创造力，是不可缺少的文学天赋。作家离不开“艺术感觉”，否则，我们就在不合理地要求作家都成为哲学家。但缺少了思想内涵的“艺术感觉”，必然是苍白的；缺少了理性的诗性，就成了无序排列、不知所云的文字“乱码”。思想高度决定艺术高度，大概任何一位作家都逃脱不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艺术尺度的衡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