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我属文学的大多数

　　从没放弃过文学梦

　　始终坚持纯文学写作，不在网上捣鼓文字的路内，并没有因为4部长篇小说的成功而大红大紫，他的名字如今仍然在一个爱好文学的小圈子中流传，他的作品总也保持着不算高也不算低的印数：2万册左右。路内跟我开玩笑地说，出小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不让出版社朋友亏就行”。至今，他也没有写出一部能被改编成影视剧大肆炒作的小说，他对网上日码几万字几年赚几千万元的那种写法不屑一顾，“这最多能被定义为码字，不是写作”。采访结束后，我总是想起路内的一句话：“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感，对一个写作者是有益的。”这也是他喜欢上海的理由。

　　这就是路内——或者一批像他这样的写作者的现状。在上海这个城市，沉淀下自己，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保持着不近不远的关系。他们不是专业作家，却勤奋地写作；他们不红不紫，却从没放弃过文学的梦想。正如路内所言，可能“他们才是文学的大多数”。

　　从苏州到重庆，最后落在上海，履历表上有长长的“游荡痕迹”

　　路内：我属文学的大多数

　　从苏州到重庆，最后落在上海，履历表上有长长的“游荡痕迹” 路内：我属文学的大多数

　　第一次见到路内，是在3年前的上海青年小说家创作论坛上。当时的他已在《收获》杂志连着发了两部讲述一个男孩子路小路孤独、伤感、无奈而又热烈成长的长篇小说，并因此而引起文坛的注目。之后，有人将他的《少年巴比伦》比作中国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而其另一部作品《追随她的旅程》则被称为中国的《在路上》。

　　同时，他还在上海做着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要知道，仅在半年内一个年轻作者的作品两次“登”上《收获》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他这样的体制外写作者来说。

　　“写《少年巴比伦》那一年我30岁。我很久没有坐在马路边上了，这姿态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对张小尹说：‘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我就开始讲故事’。”路内在上海开始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叙述，尽管《少年巴比伦》写的是另一座东方城市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发轫，正是由于他在上海相识相恋的太太张小尹想要他“交代前史”。后来，张小尹这个名字成了小说中的人。冥冥之中，路内与一座城市的缘分，就这样在文学和现实中同时埋下了。

　　青春，是那时的路内笔下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三十四五岁的路内笔下的“青春”暴露着那些“80后”难以企及的野心——为处于转型中的年代作传。王安忆坦言自己喜欢路内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在书写青春的同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工厂里的矛盾、世情和人心，没有观念先行、刻意而为，故显得松弛又自然”。

　　一晃数年。再次坐到记者面前的路内已然迈向中年。用他的话讲“混迹上海好多年一直没离开过文学”。在那次上海青年小说家论坛后，他正式告别广告界，辞职在家写作。在他履历表长长的钳工、维修电工、值班电工、操作工、仓库管理员、营业员、会计、小职员、电脑设计、小贩、播音员、公关公司老板、广告公司文案职务的后面，添上了“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一笔，这就意味着每个月可以从作协领1500元钱。这个晃荡的人，以极其难以安定的状态，游离于一个又一个地方，从苏州到重庆，最后落在了上海。年少时浮沉不定的经历、屡屡失败的生涯却给路内留下了一笔财富——敏感的内心感受，还有文学。25岁，他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小说，在《萌芽》上，正是这篇小说让他谋到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

　　命运就是这样凑巧，他的第三部长篇《云中人》，仍然发在《收获》杂志上，2011年的第三期。

　　那是他真正成为一个纯文学作家起步的地方。路内与文学的缘分，就在这个城市悄然生长。“初到上海时，觉得上海是个概念化的城市。这么多年，将自己的观察、体悟和写作与上海这座城市交织在一起，当然也包括谋生，还有在上海认识的那些人。逐渐的，上海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我也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路内由衷地说。

　　现在，路内重新回到了那个还没有讲完的故事中。他告诉记者，他正在写《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后“追随三部曲”的第三部，唯有这样，少年路小路的命运才算得上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