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义门》与氏族秘史(雷达)

　《江州义门》　陈启文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近来在文学创作上，家族史、家谱史的叙述如暗潮在涌动，我们已读到多部，这也是文学创作在历史文化向度上开拓的一种新的表现领域，是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文化寻根的纵深化的表现，很值得注意。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血浓于水，叶落归根。家谱，族谱，承载民族的凝聚力。相同的姓氏构成了家族，百家的姓氏和千千万万个家族的汇聚，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族谱体现了宗法与人伦这一维系家庭、家族关系的本质功能，同时也具有维系社会、法律、道德、传统的深厚内涵。这也是血缘的延续，是根脉的连接。不管你是何氏何姓的延续，都是中华民族根脉的连接。

　　在我看来，陈启文的《江州义门》是其中显得有声有色，头角峥嵘的一部，在作者笔下，通过家族文化追溯和探究民族文化与民族灵魂，是一部致力于发现久被沉埋的某种社会形态和所有制方面的历史遗迹的揭密之作，也是寻根问祖，寻找精神家园之作。作者试图以此书揭开尘封千年的氏族秘史。应该看到，家谱文化的深刻内涵，家与家族的存在，它是衣食住行，道德伦理、人生规范、教育子弟的具体存在方式，它是根的象征。如章学诚所言，“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现今之人，大多只知爷爷辈，再往上有谁何就不知了。这是残缺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江州义门的写作是积极的，有现实意义的。

　　江州义门的历史也着实值得书写。当家族史的写作遭遇到文学的叙述时，它的进入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叙事也似乎有些单调甚至沉闷，但跟随作者一起经历着这个家族的起承转合，你会发现作品中蕴含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根植于作者毫不花哨、沉静平实的叙述，也根植在这个家族以及它背后的几千年中华文明。五百年家国，有着一条貌似清晰的血脉贯穿始终，但这条血脉在江州义门的后裔中一直充满了争议。此书作者陈启文也是江州义门的直系后裔(至少作者自认是)，他并未确定是哪一种家乘谱牒是准确的说法，只是沿着这条血脉不断的追问、质疑，又在追问与质疑中层层推进。追溯起来，江州义门为南朝陈皇族的一支。陈灭国后，后世皆尊后主陈叔宝之弟、宜都王叔明公为为义门发源祖。而此书正文从唐著作郎陈伯宣叙起，到唐昭宗昭赐立义门，至元末陈友谅建立“大汉王朝”而功成垂败止，江州义门陈氏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初创、崛起、兴盛、衰落、直至覆没的历史。

　　在作者笔下，江州义门的历史无疑是从陈伯宣和陈旺这两个有着不同意义的“始祖”开始的，陈伯宣为江州义门公认的一世祖，陈旺乃伯宣公之孙，为迁居江西江州郡浔阳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的开派始祖，由此，世人咸称这一支陈姓为江州义门陈氏。义门陈氏创立后，到了宋初开宝年间，义门陈氏已发展到七百四十余人，到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短短二十余年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一倍。到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陈氏三千九百余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大家庭。唐僖宗李儇御诗 《赞义门陈氏》：“金门宴罢月如银，环佩珊珊出凤闉。问道江南谁第一，咸称惟有义门陈。”至道二年宋太宗御封“真良家”，次年又赠“聚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爨(或同居)五百年天下(或世上)无双”一联。宋朝裴愈题写了“天下第一家”匾额，因此世人皆称江州义门陈氏为“天下第一家”。宋太宗还御书“一犬未至百犬不食，牢内异物皆效义；一吠突起百吠齐怒，寨中同声共护门”一联，于其家百犬牢。《中华姓氏通书》称“义门陈氏天下奇，百犬同槽奇中奇”，也被载入世界吉尼斯记录。

　　当然，这些并非确凿的史实，只是为我们对江州义门的追溯提供了一条可供参照的历史线索，而《江州义门》这本书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族叙述和寻根，义门陈氏以“义”立门，在此之上构建了一个血缘、宗法、制度的“民间王朝”。但它又绝非一般的家族或“王朝”，作者在追寻一个家族精神历程的同时，通过江州义门所构建的一系列制度来呈现一种“饮食同味，食无别肴，衣襦同袭，家无私产”的社会形态以及创立这种社会形态的可能性。至此，作者的核心意图也昭然若揭。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家族史，实际上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史。而如作者宣称，在大约五百年的漫长时间里，江州义门一直在殚精竭力地建构着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理想社会，而且把“共有”和“平权”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具有某种“立法”性质的确立，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比西方的乌托邦和太阳城更加体系化，也更有操作性。它们建构社会的方式和追求的目标都惊人的近似，而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当英国和意大利的两个伟大幻想家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开始他们的幻想时，江州义门已经在他们诞生的六七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变成了现实，先有江州义门，尔后，西方才有与江州义门相似的幻想出现。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也许并不知道江州义门的存在，这恰好又证明了，东西方之间，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其实并不存在像我们所臆想的有那么大的差距，这就像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却彼此相通。

　　果真如此，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的再现：中国最早的公制社会形态早在一千年前就出现了，就出在江州义门。但江州义门是否等同于现代的公有制？总使我不能放心。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汪洋大海中，是否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的性质？江州义门最重要的灵魂人物陈崇所制订的三十三家法，虽然颇见光彩，但能否说明江州义门已是高度文明的社会？而这正是这本书的灵魂的东西。对于江州义门，一个“义”字无疑是最重要的精神符号，但作者似有偏爱，所谓“义”者并非陈氏专有，仁义，义字当先，水浒灵魂。这并非陈氏的独出，也是中华文化圈之内其他姓氏普遍遵从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

　　去年岁末，我就在《民族心史与精神家园———对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的观察和质询》一文中，把《江州义门》作为一部“从文化视角重新思考家族史”的新作予以推介。但我感到这本书比较难读，按说，作者的叙述是流畅的、雄辩的，很有才气的，这里的每句话都不难懂，可为何读下来未免沉闷、少变化？我认为，作者是在历史与现实、虚构与纪实、史传与小说之间自我冲突，十分矛盾。作者不愿失去史传的真实性，采取历时性叙述，一个个陈姓老祖的事迹，构成了纵向叙事链，应该承认，陈青、陈伉、陈崇、陈友谅们的故事，也很好看。但它又是小说，如何植入小说因素，故事、情节、悬念成为难题。原因是，作为小说，没有故事性，更无情节的曲折，感情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是一个个陈氏传人的生平叙述，这些人谁也不认识，只有在尾声中写到陈嘉庚、陈寅恪等众所周知的人物时，读者的兴趣才提了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作品，它到底是一本家族史传，还是一部长篇小说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把这本书看作一部小说，一部对传统小说定义有所拓展的“新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