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经典为何成了“断”经典？

　　专家质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短”经典为何成了“断”经典？

　　当下，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青黄不接，令人担忧。新近出版的“中国短经典”系列丛书中，入选的11位作家均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其中生于1950年代的多达8位。与之相比，译介世界当代短篇小说的“短经典”系列丛书，目前入选的22位作家在年龄上没有出现扎堆现象，且有4位是“七零后”年轻作家。反观2012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图书版税收入前二十名的作家竟然有9位“八零后”，而他们的上榜的图书全是长篇小说。

　　这一现象不禁让人深思：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为何后继乏人？

　　短篇小说创作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然而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文章的长短，不决定文章的优劣。但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的篇幅，能表达得生动形象，却是艺术能力的体现。短篇小说的“小”是一种能力，一种可能。

　　短篇小说的“短”，不能仅仅用篇幅和阅读时间来衡量。从消极的方面看，短是一种限制；从积极的方面看，短却又是一种追求。短篇小说家孙犁就曾做过一个形象的类比：熟练的画家，几笔就能勾出人的形体，而没有经验的人，涂抹满纸，还是不像。其实，艺术是相通的，绘画如此，文学亦然。文章的长短，不决定文章的优劣。但是，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的篇幅，能表达得生动形象，却是艺术能力的体现。作家毕飞宇凭借出色的短篇小说成名，他对短篇小说的“小”津津乐道。他认为“小”是一种能力，一种可能，一篇作品如果达不到一定程度的“小”，小说是无法获得充实的内涵的，无法透亮的。他甚至说：“一个短篇如果超过了一万字，那么这个短篇就要失败。”“短”，的确是短篇小说的金规铁律；叙述上更高的要求，却又逼得短篇小说越写越长。在二者的矛盾中寻找平衡，需要小说家投入大量的精力。写了三十年多年短篇小说的作家刘庆邦说，他写一个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要花十多天。另一位短篇小说家徐则臣说：“我写一个短篇，经常是一个故事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年，不断完善，几年后才写出来。”

　　西方许多国家充分认识到了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投入，因此一直有鼓励短篇小说的传统。爱尔兰的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奖金为3.5万欧元，是目前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短篇小说奖；美国的“小推车”奖，是英语世界短篇小说的最高奖项。除了奖金丰厚的专项文学奖，还有出版体制的特别关照，美国综合文艺类刊物《纽约客》每期都推出精彩短篇，作家以此为荣；西方出版界也不间断地推出短篇小说集，哪怕利润微薄。因为成熟的出版人都知道，出版短篇小说是发现未来文学大师的试验田。反观中国的短篇小说专项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设立于2004年，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设立于2012年，比起茅盾文学奖等长篇小说大奖，仅有的这两个短篇专项奖不仅历史短、而且影响小、奖金低。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奖金升至50万元人民币，而国内短篇小说奖的最高奖金只有“茅奖”的十分之一。出版方面，中国的短篇小说不受优待，机会很少，而文学刊物又在不断缩减短篇小说的发表空间，即便发表，短篇小说与中长篇小说按相同的字数标准计算稿费，收入十分微薄。对此，作家们纷纷在网上吐槽，陕西作家周瑄璞感叹：“去年有个杂志寄来的短篇小说稿费200元，真让人有受辱和被戏弄之感！”更有人自嘲地说：“刚刚收到了一张50元的稿费单，唉，不够打车去邮局取。”

　　短篇小说更贴近人的精神和灵魂，而当下的时代主流偏偏是消费文化

　　当下的读者们有很强的娱乐精神和消费需求，而长篇小说能编织错杂纠缠的人物关系、展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很适合用来一次性消费。目前长篇小说火爆，是因为它走向消费，而短篇小说则走向精神。

　　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作品只有3部被翻译成瑞典文，而且都是长篇小说。但是在获奖演说中，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他特别提到了《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1985年的中短篇小说)，认为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黑孩是小说的主人公，莫言说：“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黑孩)更贴近我的灵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压抑了一代人的精神情感爆发的时代，莫言、王安忆、余华、韩少功、刘震云、刘庆邦等作家都是通过各自诚恳的短篇小说走进文坛的。1987年，在浙江海盐当牙医的余华在《北京青年》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引发较大反响，余华因此辞去牙医工作，转向专职写作。1988年，作家刘庆邦凭借短篇小说《走窑汉》一文成名，此后三十多年创作不辍，被誉为“短篇小说王”。

　　世殊时异，如今，凭短篇小说暴得大名成了天方夜谭。这是一个消费文化的时代，作家杨志军说：“读者阅读有两种需要，消费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目前长篇小说火爆，是因为它走向消费，而短篇小说则走向精神。”当下的读者们有很强的娱乐精神和消费需求，而长篇小说能编织错杂纠缠的人物关系、展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从而充分展示不同人的生活，很适合用来一次性消费。不仅如此，长篇小说易于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也是短篇小说望尘莫及的。文学改编使得长篇小说发育出了一条周边产业链，这么一来，一位作家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有可能获得数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如果小说被影视改编而他担当编剧，则可以获得至少数十万元的分账收入。反过来，影视等消费产品又提高了原著小说的知名度，使之获得极高的版税。至此，我们终于知道中国的年轻作家到哪里去了。检索2012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图书版税收入前二十名的作家竟然有9位“八零后”，而他们的上榜的图书全是长篇小说。

　　没有短篇功夫最终写不好长篇，因为短篇小说凝聚了文学的终极追求——激发读者内在的力量

　　当一个短篇小说被读完时，如果你感受或者发现了生活中的某种未知、某种可能，并且循着那朦胧的微光，不由自主地、做灵魂的徘徊与起舞，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篇好小说。

　　当下的中国，写长篇小说有很强的吸引力，以至于年轻作家们纷纷跳过了短篇小说的训练过程，直奔长篇创作。每年，我国出版的长篇小说达3000多部，但是其中的好作品寥寥可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作家没有扎实的短篇功夫是写不好长篇的。创作短篇小说是一个作家能力和智慧的绝佳淬炼，海明威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从冰山得到灵感用于短篇创作：“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如果把一部小说的创作准备看成整个冰山，那么最后的作品就是露出水面的那八分之一。换句话说，这样的短篇小说看起来很短，但是有七倍于显性文本的篇幅在“水面以下”默默地支撑，叙述技巧在此充分展开，却又不占空间。海明威的《印第安人营地》、《杀人者》之所以成为短篇小说的经典，就在于实践了“冰山理论”。此后，海明威的冰山式写作炉火纯青，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太阳照常升起》等长篇小说，到了晚年，他用可以写成百万字巨著的素材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也就是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短篇小说不仅哺育中长篇小说，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道独立的风景，中国的鲁迅、汪曾祺、西方的欧亨利、博尔赫斯，都是毕生专注于短篇小说的一代宗师。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创作方法已经成为一项文学发明，他设想自己要写的小说已由别人写好了，这个虚拟的作家操着另一种语言，属于另一种文化。他的任务则是描写、复述、评论这本假想的著作。比如在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博尔赫斯虚构了一部皇皇巨著的手稿(手稿的主人用十三年时间才写成)，并围绕这部虚拟的手稿展开小说。如此一来，这部六千余字的短篇小说包容了极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因此，这种写法又被称为“乘方与开方的文学”。这种见微知著的魅力是长篇小说所无法具备的。

　　如果短篇小说存在一个终极的评价标准的话，那一定是——激发读者内在的力量。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小说典范性地诠释了短篇小说的终极追求。在小说中，一些愚蠢的人物成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本身变得不再可靠，读者需要时时考虑到这一点，跳出白痴的视角去还原事情本来的模样。在小说《被占的宅子》中，住在祖传老宅子里的一对兄妹仅仅因为听到奇怪的响动就马上让出了一半的房间，后来又在这莫名其妙的声响中逃出了宅子。他们始终没有任何反抗，在离开时，还不忘了“锁好大门，钥匙扔进阴沟”，因为担心“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宅子都被占了。”在这篇小说里，兄妹俩恐惧的对象连具体的形象都没有，他们的逃避，也毫无原因可寻，但是科塔萨尔就这样煞有介事地叙述着，并把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传递给了读者。读这样的小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给出各种解释。不过，无论你如何解释，那种对未知的困惑还是缠绕不去。在这个过程中，你带入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对小说进行了再创作。这篇小说在你的参与中才最终完成。

　　当一个短篇小说被读完时，如果你感受或者发现了生活中的某种未知、某种可能，并且循着那朦胧的微光，不由自主地、做灵魂的徘徊与起舞，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篇好小说。想要立刻体验一下？不妨读一读卡尔维诺推崇的那篇“最短的小说”。注意了，全文只有一句话——“当我感到绝望时，那条恐龙依然待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