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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对话:白先勇研究的新进展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1月25日09:17 来源:文艺报 陈美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白先勇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最突出的特点是跨界对话,即以白先勇为轴心,辐射出文学、民国史、影视、昆曲等议题。

  跨界对话之一是文学与史学的碰撞。台湾文学馆馆长李瑞腾在台湾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中考察白先勇及《现代文学》杂志。香港学者林幸谦指出白先勇把史实跟虚构结为一体,把文学想象和历史内容结为一体,体现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历史在白先勇笔下被转化为史诗,他是富有诗人精神的历史学家。台湾学者郝誉翔以《台北人》为例,指出白先勇作品中潜藏的时间意识往往是透过空间来曲折投射的。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通过《台北人》与《父亲与民国》论述白先勇作为文学家的历史与亲情情怀。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维真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论述白先勇的历史书写与民国史的重构。

  《父亲与民国》引发了民国史重建以及历史写作方式的讨论。汪朝光指出,文学和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未必像想象的那么分明,白先勇的民国史写作有文学家与白崇禧将军后代的双重身份,这使他笔端常带感情。历史书写都是个人式的,有个人特定的立场和认知。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历史评价做不到客观,历史书写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及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就历史的主观因素而言,翟志成与汪朝光有相似看法。翟志成指出,早在20多年前,白先勇便决心要撰写其父白崇禧将军的传记,并挥笔撰成了四篇与白将军毕生功业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和文章,但没有引起民国史学者的足够重视和承认。《父亲与民国》则在两岸三地掀起了一阵研究民国史的热潮。前者所遭逢的冷遇,缘于白先勇当时尚未能挣脱“客观主义”的陷阱,企图以历史家的身份和纯客观的立场撰文,却又无法让读者完全淡忘自己与传主的血缘关系;而后者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是因为白先勇开始从儿子的观照如实地刻画和描述自己的父亲,为文真挚感人,并使自己的作品有了“家史”与“国史”的性质。与大多数学者强调《父亲与民国》的主观情感性不同,申晓云认为,白先勇“以图证史”之作的最大价值在于“还历史一个真实的白崇禧”,从而让以往历史书写中因种种原因而“失语”、“失声”,进而被忽略和遗忘的某些重要史实得到了客观的呈现。

  跨界对话之二是文学与影视的交流。刘登翰教授以“从文化失落到政治失落”的角度看待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及其改编电影《最后的贵族》。庄宜文从1949年的离散经验谈论白先勇小说的电影改编。许佩馨论述了白先勇的剧本改编及道具美学。除了文学研究界人士对白先勇的影视作品改编进行阐释外,台湾著名导演张毅、曹瑞原的发言使对话更为多元与开放。张毅从电影科班教育及拍摄实践出发分析电影与文学的矛盾,讲述“电影是一个挫折的艺术”。他从《玉卿嫂》开场穿过四个门厅表现家庭繁华的慢镜头谈起,一直到电影产业的整体运作,强调文学写作是个人式的,而电影拍摄除了团队协作外,还受制于资金、演员等因素。曹瑞原导演谈论自己与白先勇的结缘以及拍摄《孽子》《孤恋花》的曲折经历,认为《孽子》书写了那个非常独特而且不可能再复制的年代。他认为白先勇的文学作品影像感强烈,《孽子》中“那个白花花的午后,父亲把儿子赶离家门”的情景令人感受到白先勇对影像的情感。

  跨界对话之三在于美学与“文化创意”的交锋。李娜以“还俗记”另辟蹊径谈论白先勇的文学与青春版《牡丹亭》的剧本改编。与文学研究界的纯美学视野不同,戏剧界、出版界的言论较多注意到“文化创意”视野。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提出:像《牡丹亭》这样优秀的作品很多,为什么只有青春版《牡丹亭》这么成功?白先勇先生回应说现代的制作团队是青春版《牡丹亭》与众不同之处,整个制作团体的宣传、演出等每一环节都不松懈。毋庸置疑,白先勇极具文化创意眼光,他认为第一张海报决定了整个定调,第一个剧评人的意见同样重要。白先勇一方面以昆曲推动文艺复兴,另一方面在“文化创意”的理念指导下进行传统戏曲的改编与制作,除了舞台演出之外,还发行相关衍生品,出版了图文并茂的书本和DVD。应该说,青春版《牡丹亭》整个操作流程与传统戏曲不同,是现代文化创意理念指导下的运作。陈均在总结白先勇的成功经验时也注意到了其文化创意理念。他认为青春版《牡丹亭》可为大陆戏曲界所借鉴:其一、现代的制作团队;其二、白先生在大学里推广昆曲,从演出的方式逐渐转换到教学的方式;其三、提出昆曲新美学。

  作家的贡献并非只在文学创作,介入社会是作家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传统的研讨会较少关注作家的“文化实践”部分,而这正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昆曲与民国史都非白先勇先生的本行,他坦言自己一直在等待别人出来推动昆曲及白崇禧传记的书写,但多年未果,深具使命感的他只好身体力行。青春版《牡丹亭》是两岸艺文合作的典范,其制作团队主要来自有着留学经验、了解西方理解传统的台港及海外人士,而演员则主要来自大陆的苏州昆剧院。白先生坦言自己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在国外演出时,除了新闻发布会外,还发表无数场的演讲、示范。出版界的林馨琴、刘瑞琳从传播角度谈论白先勇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等作品推广上的不遗余力。白先勇不仅配合出版社多次演讲、接受访谈,连书本的封面设计、纸张类型与颜色都事无巨细地参与。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林馨琴多次陪同白先勇参加各种演讲及访问,《父亲与民国》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儿子的孝行,一本书的出版,更是一个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具体行动。

  白先勇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阐释在此次会议中也有新的突破。全面描写人生和深入挖掘人性,是白先勇文学观的核心,白先勇拥抱现代主义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苏伟贞以“悼亡”为主题,认为白先勇将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痛楚退化成为悼亡的美学。李孟舜则指出白先勇不仅将笔触指向忧郁、疯癫等人类情感的伤口,更表达特殊时代下离散者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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