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院·“外省”·批评家

　　2005年的北国初春，花草树木还在微寒料峭中抽芽吐绿，坐落在北京八里庄南里的鲁迅文学院却是暖意融融。鲁院素有“作家摇篮”的美誉，前世今生，代代相袭。但是这次别出心裁，“破天荒”地以“外省批评家”为主要招收对象，这批学员确有特点：年龄悬殊(五十好几和二十郎当兼有)，“成分”复杂(博士、教授和资深评论家云集)，性好“抬杠”(职业使然)。只是既为同窗，许多事情便可忽略不计。一时间，楼间院内多了许多朝圣、求道的沧桑面孔，更有脸红耳赤、各执一端的激辩场面时而发生，也算是“鲁五”的一景。

　　“鲁五”学期仅仅两个月，算是历年最短的，却足以使我们完成了一次洗礼和蜕变。随着时间飞逝，恶补接近尾声，有些争俏爱美的男生、女生，迫不及待地换上帅气的短袖T恤和绚烂的连衣裙，竞相摇曳出一片缤纷恣肆的夏日风情。分手前夕，大家略显神思恍惚，一次次徘徊在那个刚刚熟悉的深深庭院。米兰·昆德拉有句话，“相聚是为了开始”，很像是说给我们这类“天涯过客”。此后天各一方，仍魂系鲁院，仿佛彼此并没有分开，面对新世纪文学风云变幻，大家从未缺席和失语，一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谓“外省批评家”，是辽宁的高海涛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在他看来，这个概念涉及到批评家内在自由的问题，陈寅恪说“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实应该说“最是批评不自由”。这里包括批评的人际环境的不自由、批评的权力结构的不自由、批评的生产方式的不自由等等。而“外省批评家”的境遇更差，他们身处边缘，虽倍加勤奋也难以出头，他们缺少话语载体，还要被动地接受“文化中心”权威话语的影响，这种境遇，其实是整个中国批评界在西方权威话语中具有讽喻性的缩影。此说立即引起班内热议，其情其景，恍如昨日。

　　“外省”的说法，或许是来自巴尔扎克小说的启发，不过，“外省批评家”的称谓在这里也只是一种借喻，身处边缘的文学批评未必就那么落后。山西的王春林曾撰文谈到过牛学智的批评现状，认为“因为置身边缘，所以牛学智才可以免除诸多文坛人际关系的缠绕与影响，从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发表自己对于文坛独到的见解与看法；因为置身边缘，所以牛学智才可以免除文坛时尚风向的遮蔽与左右，冷眼旁观，客观思考”，既是惺惺相惜，也是夫子自道。

　　记得刚刚告别“鲁五”，云南的冉隆中就在《文学自由谈》发表了长文《鲁院听课记》，上演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彩一幕。冉隆中是第一位将照片登在《文学自由谈》封面的“鲁五”同窗，此后还有河北的金赫楠、山西的段崇轩、吉林的任林举、山东的赵月斌、宁夏的牛学智、新疆的何英、福建的石华鹏诸位相继亮“相”。同一时期，冉隆中、牛学智、李东华、谭旭东、杨光祖等还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专栏特别推出，这应该是对“鲁五”批评家阵容的一次检阅。印象深刻的还有吉林的王双龙，这位大胡子同窗曾用“梅疾愚”的笔名发表批评随笔，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某女博士，遭到对方相当强劲的反击，也由此“逼”出《王双龙看梅疾愚》这篇妙文，王双龙称“梅疾愚”的笔名是他从自己精神深处抽出的一根肋骨，他表示自己“像一个波希米亚人一样浪迹文坛……他‘骂’别人，也随时准备心平气和地接受‘被骂’，他相信真理是一个篮球，只有在相互争抢和传递中才能最后投篮命中”。语多调侃，道出的却是很严肃的批评观。

　　而今，许多同窗的学术批评事业正渐入佳境。葛红兵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写作研究”，刘川鄂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冉隆中的“底层文学真相”探究，王春林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段崇轩的年度短篇小说综述，李东华、谭旭东的儿童文学研究，王晖的报告文学追踪，刘海燕的艺术女性写作心理研究，牛学智对当代批评家的个案梳理，何弘的网络写作研究，张鹰的军旅文学研究，周玉宁的有关哲学、文化和人性思考，以及黄伟林、赵月斌、张浩文、宋家宏、杨宏海、梁凤莲、孔海蓉、任林举、秦朝辉等地域文学研究，皆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而刘海燕的《理智之年的叙事》、牛学智的《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赵月斌的《迎向诗意的逆光》等评论集，分别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2006年、2008年、2010年卷。

　　在我们这样一个礼教悠久而传统深厚的人情大国，文学批评家保持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守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情怀，又谈何容易。真正的文学最忌讳的是种种“姿态性批评”，那是应景的、人情的、尽义务的、潜规则的、形式大于意义的、随波逐流的，甚至是非文学的江湖游戏。“鲁五”批评家多身处“外省”，却拒绝在合唱队中滥竽充数，他们长袖善舞，仗剑出击，观点鲜明，态度坚定，以捍卫批评家的尊严和声誉。甘肃的杨光祖属于“较真儿”一款，天津俗语叫“杠头”。韩石山曾为杨光祖的书写序，赞其“平实之中每每闪动着剑戟的寒光”，然而当杨光祖读罢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立即撰写质疑文章《贬鲁崇胡为哪般？》，口气相当不客气。来自新疆的何英娇小、青涩，却笔意妖娆、眼光犀利、善于雄辩，在《“70后”的身份焦虑》一文谈到：“在文学领域，人们如此看重这种标志‘年轻’的分期于文学本身有多关系？文学毕竟还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领域”。河北的金赫楠写的《直谏李建军》，文章一发表，遭到师兄杨光祖著文痛加“驳议”，亦成佳话。虎头虎脑的石华鹏是班里最小的“男生”，却善于追问，充满朝气蓬勃的现场感，最近又将《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收入囊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据我观察，当人们置身其间的不再是封闭社会，而是一个全球化、互联网资讯开放的时代，“外省”与“中心”的距离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遥远。文学现象是共同的，理论资源是共享的，批评平台是公共的，关键在于批评家如何获得批评话语的“内在自由”。以我供职的《文学自由谈》为例，“外省批评家”非但不是弱势，反而是撰稿的主力军，其比例之高远超过京城名家。我相信其他同类刊物的情况大致如此。至此，我想用我在《何英：穿越边地 抵达中心》中的一段话做结束：“‘外省’与中心城市、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场域，并不像其经济发展那样差异明显，批评家拥有同样的全球视野和现代信息，完全有可能通过独立思考与理论高端对接，保持一种同步状态。事实也正是如此，何英的批评声音如今已经穿越茫茫大漠，抵达‘文化中心’的深处，并正在步入时代的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