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民主与审美自由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便面临了海内外媒体关于艺术民主与自由问题的追问。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说：“如果说一个作家认为他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必定能够写出伟大作品，那一定是假话。”“如果说一个作家在不自由甚至不太自由的环境下必定写不出伟大作品，那也是假话。”他还说，关键的是作家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否“站在一个超越政治阶级立场上来写作”。

　　莫言的回答是以审美文化史事实为依据，既否认了只有自由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皮相之论，但也绝不认同对审美文化创造的外部控制，认为关键在于文艺家的内心状态。无论是社会还是文艺家个人，都可以从莫言的回答中得到启发，以充分的文化自信来解决艺术民主与自由问题的纠结。

　　党的十八大报告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同时，十八大报告还提出了12个价值观概念，其中就包含民主与自由，这对艺术与审美文化的“创造活力持续迸发”，自然是鼓舞人心的。

　　这里，我们还要关注十八大报告在文化建设内容之外的另一段话：“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提出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文化事业，让人民在文化上当家作主，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设计与世界现代主流文明的一致性。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架中，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才能得到保障，反过来说，充分存在的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实标志。

　　相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而言，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有着特殊的规律，更多地要求自由的表达。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下，社会能不能提出引导的要求呢？是否引导就必然造成对精神生产的损害呢？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弄清楚自由表达与社会引导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非常重要的。处理好这一关系，可以说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问题，也构成了新中国60多年的基本文化运行主题。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这方面问题会更加突出。因此，在文化政策上形成中国式的调控模式，以收放自如来达到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新境界，是非常必要的。

　　从理论上说，文化生产的自由诉求与社会对文化生产的引导要求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源于文明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一方面，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的存在是社会的基本存在。而个体首先都具有自由存在与自由发展的要求，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但另一方面，人的个体意志又是各不相同的，存在着冲突性关系。这样，社会需要建立一套机制来协调个体的关系，制约任意的个体冲动，这一套机制的实质性存在便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存在，而其虚幻性存在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因而，在精神生产上，完全的自由意志是不可以的，因为它可能造成协调关系的解构。

　　在社会运行机制中，人们看到的实际现象是，当社会的引导与调控完全压倒个体的利益要求与自由意志时，个体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就会出现生产的萎缩——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都是如此；而当个体的要求与意志完全压倒社会的调控时，疯狂增长与互相冲突的个体意志便会失控，社会生活不免乱象频发，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便难以实现，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大多数人。

　　西方社会的一些做法还是可以借鉴的。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先锋派艺术进行了空前的抨击，称其是在“解放、色情、冲动自由”的名义下，把思维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其后果是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存在。但是，一方面是出于西方制度背景，另一方面是他本人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贝尔并不主张以非文化的行政手段去剿灭先锋派文化，他走了另一条路，试图通过政府政治功能的发挥，在社会政策上确保公平正义的相对存在，遏制市场社会的不道德倾向的发展，保障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权利，以此去解决社会的合法性存在问题。贝尔的思路是否可行，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不以行政手段干预文化生产，的确反映了现代性历史的潮流之普遍存在。

　　从文化人来说，要求社会确保审美生产的民主、自由，这是正当的诉求，但诚如莫言所言，不是有了完全的自由就必定能够写出伟大作品，关键是作家内心深处的想法——所谓“站在一个超越政治阶级立场上来写作”，当然可以理解为：一切社会属性的东西，都必须转化为文艺家的审美冲动，用马克思对密尔顿的说法，创作乃“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

　　在以自由为宗旨的美国，不存在政府对电影以及其他文化的硬性控制，但已去世的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说过一句话：“在美国，自由意味着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对美国的责任，即是说，美国的审美文化生产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着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文化。

　　德国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坚信文化的意义在于人性构建而非物欲诉求，他说：“人类文化所应允的和所能为人类带来的，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幸福，而是一些‘与人类的尊严相匹配的福祉’。文化的目标并非要实现世间的福泽，而是要实现自由和实现真正的自律；此一所谓自由和自律，并不是指人类施于自然之上的技术性驾驭，而是指人类施于其自身的道德驾驭。”

　　为什么要把“自由和自律”联系在一起呢？有些文艺家是不喜欢自律这个词儿的。卡西尔阐释道，所谓人类能争取其“自由”并不表示说人类能够脱身于自然之存在和影响，那些加诸于人类身上的限制，是人所无法克服和无法突破的。然而，人类却可以以自然作为基础去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只对他而言为可行的天地，从而掌握到行动的自主性，“就这一问题，我们不禁要联想起黑格尔的一番话：若果有人能够察觉到他的限制的话，则他便已经超越了此一限制。这一种意识过程乃是人类所持有之自由之开始与终了；这一种对必然性之认识与承认，乃是‘精神’于面对‘自然’之际所能够完满达成的真确的自我解放途径。”所谓“察觉到他的限制”，而且定位为“自我解放途径”，那就是在自律中实现自由，审美自由也是如此。

　　德国18世纪启蒙主义人物赫尔德在论希腊艺术时就说，“艺术不仅按照我们人类的年龄、感觉、爱好和冲动和最高贵的形象(提供给我们)去表现出一种清楚可见的……人类的形而上学，而且，在它满腔感情、精心细致地表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它作为第二个造物主，默默地向我们叫道：‘人啊，瞧瞧这面镜子吧！你这一类族应该是、而且能够是这个样子。’”当艺术不只是表现一些现象，而且还要为人们提供“应该是、而且能够是”某一样子时，这就意味着文艺家把社会历史、文明发展的要求内化在自己的内心，意味着卡西尔之“人类施于其自身的道德驾驭”进入了文艺家的内心。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位伟大的自律者，他总是能像哈姆雷特一样地思考——思考着人应该具有的状态，他甚至还怀疑艺术也在维护着社会的罪恶。他说：“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良心不一致。无论我们怎样在自己面前为自己对人类的背叛开脱罪责，我们的理由都会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化为灰烬：在我们四周，人们大批大批地死于力不胜任的劳动和贫穷困苦，而我们却仅仅为了在无聊生活中寻找花样百出的娱乐去危害别人的劳动，剥夺他们必不可少的衣食”。“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艺术的精华，那个不辱使命的部分，经常使我们想到我们的残酷无情和我们的非法地位。旧的、强硬的辩词都已被推倒。新的、喧闹一时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辩词也经不住简单而健全的理智的光照。”

　　可以说，托尔斯泰对自己内心的服从，本质上是服从了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他的伟大就在于此。以为审美的民主与自由只是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地肆意而行，没有比这更幼稚的想法了。文艺家内心最核心的审美价值就是用审美形式的包裹着的人的本质力量，通俗地说，就是使人更加人性化、更加摆脱动物性的就是力量。由于整个文明史就是人不断脱离动物界的历史，审美文化的贡献(当然包括文艺家的贡献)不可忽视。

　　审美文化的发展同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党的十八大对“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呼唤，对“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以及自由理念的肯定，应该会给中国文化的前行带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