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怀舒展

　　读了2012年12月28日“笔会”上的《想起杂文界的两位朋友》，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位朋友，那可以说是中国杂文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我与之神交三十多年、正式交往也有二十多年的好友——舒展先生。他的离去，可谓悄无声息，其实2012年9月他即已辞世，家人对文友们均未通知。我是读了王春瑜先生发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才知他离去的消息的。舒展出生于1931年，曾任《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主编，出版过多种杂文集，还编过六卷本《钱锺书论学文选》(花城版)。他长我二十岁，无论是编辑资历，还是在学问或写作上，他都属于师辈，但不知为何，我却一直以“兄”称之。可能一开始，见他老是兄啊兄的，也对称起“舒展兄”来，随后便发现他很喜欢这称呼。上世纪80年代，北京有四位杂文界前辈，另一位邵燕祥先生我有时也会没大没小称“燕祥兄”，他从不以为忤；对年长些的牧惠先生我则不敢；对严秀先生当然更不可能，一直尊称为“曾彦老”。这也可见，当年的舒展和燕祥，那神态和心态是多么年轻，下笔为文，又是多么虎虎生风、灵动有趣呵！

　　舒展是湖北人，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校时就爱投稿，毕业后即到《中国青年报》上班，历任记者、编辑、编委、星期刊主编。这是隶属于团中央、在当年活跃异常的报纸，好多文坛新人和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它的副刊上崭露头角的。报上有一杂文栏目“小辣椒”，舒展常有短文发表，不料后来竟被错划为“右派”。他复出后，将自己的杂文集命名为《辣味集》，可能也与此有关。他调到《人民日报》任文艺部副主任(主任是当初的青年红学家蓝翎)，并主编副刊。他在副刊上编发了大量优秀杂文，还对杂文理论作过不少探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1955年身为中青报记者的他，曾亲身参加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与组织。这使我想到，燕祥先生在50年代是一位多么激情昂扬的青年诗人，牧惠先生是战争年代东江游击支队的老战士，严秀先生更是少小即赴延安、是与田家英等共同成长起来的年轻老革命。虽然他们后来的身世都很坎坷，但当年那种充沛的激情，却一直保持，终身不渝。“杂文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最好的杂文家应是怎样一种人？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在舒展身上，除了有大激情，有正义感(他是那种见到不平会拍案而起的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外，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对文化的深度关怀，对各类知识永远有学习吸纳的热情。他极端赞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口号，对“言必称希腊”的人充满崇敬之心，这可能与他深受钱锺书影响有关。我与舒展相识后，说心里话，聊杂文少，聊钱锺书多。那时所能找到的研究钱锺书的资料，非常有限，所以我一有机会就缠着“舒展兄”问这问那，钱著中的许多疑难或钱先生有些话外的真意，就是这样弄明白的。1987年，我作为《文汇月刊》编辑到京组稿，现在翻看旧刊，回来后隔三差五就有了舒展的杂文，大多思想犀利、笔墨老到、文气浩瀚，动用的材料丰富而驳杂。我组到的比较得意的一篇稿子，恰恰不是杂文，而是他的《书外余音——关于<钱锺书论学文选>的话题》(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谈了自己被逼上梁山编这套大书的经过，谈了“向青年读者普及钱锺书”的初衷，也谈到了独具“学者式幽默”的钱锺书、“痴气旺盛”的钱锺书、“忧世伤生”的诗人钱锺书和“好学深思”的钱锺书，他认为最后一个钱锺书最需当今青年了解，这也是最有价值最难了解的精魂所在。文中还对钱锺书的幽默研究，他的打破时间、跨越空间、泯乎国界、超然历史的“打通”的理论，以及他的简约、睿智、丰赡、精确的论述方式等，作了画龙点睛的介绍。我以为，在当时杂文家中，能写出此文的，恐怕难有第二人。此后不久，我和舒展兄又在武汉的杂文家会议上见面，他在发言中最强调的，就是多读书。他说，他也买了好几种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但到刘再复先生家里去，看到书橱里整整一长排浅红书脊，全是“汉译名著”，他顿时警觉，发现自己看书还是少。舒展的知识面相当广，对文艺理论、历史、自然科学，都很关注。到了晚年，因身体不好，已很少参加活动，但仍关注各种报刊和各方面的动向。有一次，他得知我编了一部《中国百年小说精华》，并提出丁玲、王蒙、茹志鹃等早年的代表作恰恰是他们一生最好的作品，顿觉兴奋难抑，打了我的手机，向我索书，并探讨了好一会儿。他说，他也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王蒙最好的小说。走笔至此，我耳边又响起他略带沙哑但嘹亮有力的京片子，可能跟学过戏剧有关，他的声音永远有激情与感染力。

　　好的杂文家应该是怎样的？我想，就该是这样的人！现在杂文不够好，除了客观原因，是否也要找找主观的、人的原因呢？这是亲爱的舒展兄留给我们的联想或课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