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与文学发展

　　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与文学发展是互为一体的，社会革命催生着文学的创新与变化，为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前景与壮烈的生活画卷，而文学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革命向着它的广度与纵深持续前进，同时为社会革命营造了宽泛的社会舆论与鲜活的精神动力。

　　社会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未休的问题，而且一直困扰着作家，干预或影响着文学实践活动健康顺畅地向前发展。中国二十世纪的百年文学历程中，特别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常常将许多浅显易懂的问题复杂化，使争鸣发展为对立斗争，致学术引发出政治风潮，产生过多次重大的社会运动与文学罹难。这应该视为是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向二十一世纪文学进步所提供的最为深刻的教训与宝贵的经验。

　　文学是社会与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产物。人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进程中，社会的内在矛盾与斗争行进到白热化的程度，必然孕聚并爆裂出革命。革命是一种积聚已久的社会爆发力，它是社会跨越旧阶段而进入新阶段的前进与革新的动力源，也是时代变异与历史进步的巨大生产力。文学是这种动力与活力的一个社会组成部分，甚或是一种最为活跃的因素，它在特定社会革命阶段产生并派分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以及由此而派生并新起的文学体裁、文学语境和文学模式，既是合理的社会存在，也是真实的文学现象；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历史阶段中，也是新兴的、变革的和探索的，而且也具有其独特存在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文学史对不同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记述与评断，必须符合其缘起与存在的社会特定环境和时代特定风貌，这样才能减少偏见与疏漏，还历史的真实貌相。

　　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与文学发展是互为一体的，社会革命催生着文学的创新与变化，为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前景与壮烈的生活画卷，而文学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革命向着它的广度与纵深持续前进，同时为社会革命营造了宽泛的社会舆论与鲜活的精神动力。社会的政治革命或工业革命，必然以先进的思想革命为先导，而思想革命必定也必须以文化革命为载体来实践，文学是文化革命中最具承载思想内涵又最为广大民众所接纳的唯一鼎器。从清朝末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文学的第一阶段，也是新文学的萌芽、生成和起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革命与变革的动荡历程中，先后爆发了多次波及全国乃至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结构局势的革命运动，前溯有戊戌变法运动直至鸦片战争的深刻影响，其间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而对社会革命整个进程起着决定作用的，是鸦片战争的革命源起与五四运动的巨大胜利。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先发端于文学的变革与创新，进而波及整个文化领域，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最终深入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并遍及各阶层各领域，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最剧烈、最彻底的一次社会革命。这次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根基，摧毁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和吞并中国的思想文化阴霾，荡涤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国民精神灵魂，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从此开启了一种崭新的起航。五四运动产生了中国的新文学，而这种崭新的文学是以白话文写作为其显著的标识与特点，同时以社会革命思潮为其前进和发展的精神主旨，于是，五四新文学顺应和适从了当时的社会大潮与时代趋势，很快形成并主宰着这个时期文学前进与发展的主体方向，成为当时社会与时代的主流文学，并发挥着其无以替代的社会功效与革命作用。五四革命是中国新文学命运攸关的重大转折，此前的白话文写作与文学的社会担纲，虽然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初显思想端倪，在戊戌革命前后已见实践形迹，但古典写作与传统文学依然占据时代与社会的主宰地位，起着绝对优势的制导作用；然而，以五四运动为明显分界，此后的文学已经是白话文写作的绝对主导局势，而且发展到致使古文写作几乎荡然无存。五四新文学的写作实践，先起于诗歌、散文和小说，往后相继而来的是话剧和电影进入中国文坛戏苑，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新起并借鉴了传统文学便一发而不可收，翻译作品和国外文学理论也一潮一潮地涌流而来，共同掀起中国百年文学第一阶段主流文学的繁荣潮涌。在这个过程中，审美文学和通俗文学在中国的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和不同社会阶层，也都曾经出现过各不相同的表现与态势，对主流文学形成了必不可缺的补充和丰富，从而构建起百年文学起始阶段的完整生态体系。在这个阶段，文学理论和批评，发挥了思想先导和实践火炬的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功效。同时，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都有程度不等的实践与收获。在这里，社会革命为文学发展开拓了无限广袤的展示时空，而文学革命也为社会发展起到了思想舆论与精神汇聚的无穷功效与活力。

　　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悍然侵略，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本侵略，从而全面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文明史上，最为惨烈、血腥、持久和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在这期间，国内的一切矛盾便集中表现为民族矛盾，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日本侵占区，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筑成新的钢铁长城，枪炮一致迎击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与抗争，响彻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处山河，而且也完全涵括着台湾、香港、澳门和世界华裔华人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际友好人士，这既是当时的社会与时代浪潮，也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实践思潮与主旨，从而构成了人民大众的民族的抗日战争的主流文学写作的大趋势。在这种主流文学势如野火春风一般蔓延发展的历程中，解放区最为活跃的是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戏曲文学和传记文学，同时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也自始至终地加入到这种文学斗争的潮流之中，而且其活跃程度与广泛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实实在在地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团结战斗和宣传鼓动作用，并且极大限度地转化为抗日战争军民的思想情潮与精神力量。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占区的文学，当然是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旨的主流文学创作趋势，但相比解放区的主流文学，前者由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作用，后者囿于日本侵略者与汉奸势力的恐怖统治，相对薄弱了许多，其作品的战斗性也显微弱；然而，在这些广大地域，特别是上海、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审美文学却有相当的优势，通俗文学也曾出现过一度的繁荣。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世界华人华语文学，在这个时期对中国抗日战争时局的关注与百姓生活惨酷的同情，是百年文学中前所未有、后无承继的。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为期四年的解放战争拉开序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仍然处于硝烟炮火与流血牺牲的生死考验之中。这一阶段的主流文学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主流文学，其导向主要是文学为时代与社会服务，为民众的翻身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而战斗；另外就是国民党统治地域以反对共产党、挽救败颓时局为写作导向的主流文学；这便形成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中，两种意识形态规范下的相互迥异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主流文学。在这个阶段中，审美文学和通俗文学相对滞颓。

　　解放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大陆社会革命主要经历了两大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间经历了解放军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对美国三年作战，历时短暂的中国与印度边界冲突引发了一场速战速决的胜利战争，以及几次涉及整个社会领域的政治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第二阶段是影响广泛而且危害深重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为对立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的台湾，整个发展阶段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斗争，主要是亲和美国企求援助，反对共产党，始终觊觎反攻大陆，而且先后多次试探性地蠢蠢欲动，意图挑起军事冲突乃至引发世界战争。在这期间，大陆第一阶段的文学，主要是承袭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和文学旨向，发扬光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文学主张、文学方向、文学路线和文学创作趋势，继续文学为现实斗争和社会改造服务的主流文学写作体制与模式；文学写作的主题和内容，基本上归属为两大范畴：一是集中反映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及其领导下的光辉历程；二是集中表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火热斗争与英雄人物；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学的创作、发展和繁荣，在百年文学中应该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鼎盛的顶峰。在这种主流文学发展的盛况空前下，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引领文学潮头，其发行的宽泛与受众的广泛都是罕见的，特别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两部长篇小说同时获得苏联斯大林文学奖；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开始了创作的兴盛时期，同时舞台艺术和银幕艺术深入山乡水寨；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更是一度繁荣，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几乎是炙手可热，争相传阅；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也加入主流文学浪潮；通俗文学以及各种各样战争年代屡见不鲜的大众文学创作同样是高潮迭起，走红大江南北；以苏联文学为主体的诗歌、小说、戏剧和电影以及文学理论作品大量翻译介绍进来，极大地丰富并推动了主流文学的发展潮流。然而，对于文学的完整性与生态体系而言，审美文学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几乎处于沉寂与蛰伏的休眠状态。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也有两种文学存在与文学生态，共同构成这个特定时期完全对立的两种泾渭分明的社会主流文学模式：一种是正式出版发行并广泛流传的，带着鲜明时代狂躁与社会动乱烙印的文学作品，但数量极少，种类单一，特别是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受禁冰封库存后，只仅几位政治抒情诗人的诗作，几部长篇小说，八个大型戏剧，十来个由戏剧或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有反映珍宝岛反击战和西沙群岛冲突的寥寥诗歌或电影写实作品；另一种是非出版的文学写作，以传抄本的模式出现并广泛流动，且形成一种与正式出版作品对抗的写作态势，直到演进为举世震惊的天安门祭献诗文的政治事件，其中不乏优秀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但大量的仅属于政治倾向和情感宣泄的通俗作品，也是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个时期的台湾主流文学，依然是与大陆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相抗衡的文学写作，特别是突出的反对共产党的文学和反攻大陆的文学，并形成了不可小觑的社会气候。但是，台湾在这个时期里，审美文学和通俗文学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并以民族情怀与爱国情绪为其精神和灵魂。这种文学态势，与香港、澳门和世界华人华语的民族爱国文学相互呼应，蔚为壮观，从而使大中华的文学生态趋于基本完整与均衡。

　　文化大革命终结后，中国最先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从而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紧随其后的便是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意识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建设，于是，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社会渐进渐趋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的转折与变化。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对长期以来的农耕文明的变革与扬弃，国门逐渐向世界全面开放，世界先进的文明、文化、科技、营销、管理以及教育和学术等等，潮涌一样滚滚而来，特别是数字信息、高端科技、先进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金融业和服务业在中国沿海城市的接踵登陆驻足，继之而起的是以信息革命和科技革命为先导驱动的后现代文明时代的开启与来临，高科技产业、信息数字产业、现代金融业、现代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和现代文化服务产业的崛起，从而使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时代的新潮目不暇接，人们的观念、兴趣、生活和阅读也随之而改变，要求文学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进化的步伐，适应不断更新的社会阅读旨趣，于是，这二十来年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其速度之疾，衍化之快，种类之多，更新之频，是古往今来从未闻见的。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阶段，首先是文学对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毁灭与心灵伤痛的揭示与反映，接着是文学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代躁动与社会盲进的再现与省视，其次是文学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社会革命与文学发展的审察与诘问，尔后是文学对于人本理念与人性关怀的探寻与呼求，于是，经历如此全方位的回眸凝望与世界范围的极目观照，新时期的文学以崭新的精神面貌与超常的革新进度，从而刷新了中国文学的时代貌相，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神话，谱写了中国文学壮丽宏浩的崭新史篇，也开始确立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在世界文坛占据应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文学走向全面成熟的重要阶段，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进入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繁盛时期，诗歌曾经一度引领文学创新的潮头，报告文学也曾掀起社会热潮，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从模式革新到走向成熟，戏剧文学不断出现无愧于时代和社会的优秀作品，传记文学进入写作的辉煌阶段，散文特别是杂文不断发展，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都有了新的斩获，特别重要的是，主流文学和审美文学以及通俗文学，显现出齐头并进、鼎立互补、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新时期的文学壮观。台湾文学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特别是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逐渐摈弃了两岸对峙数十年的政治敌视与军事对抗，弱化淡出地对待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开始并加强了民间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从而使文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特别在两岸文学的共同走向现代文学潮流和进军世界文学阵容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可贵的尝试。香港和澳门在进入八十年代后，尤其是随着回归期限的临近，加之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设立，都为其文学交流与文学创作带来了历史性的大好机遇，从而加快了文学朝向祖国的回归与整合，这既是香港文学的繁荣时期，更是澳门文学的发展时期，于是，香港、澳门和世界华人华语文学日渐融入大陆和台湾的中华文学一体化的时代流程，共同创造了两岸四地大中华文学的世纪神话。

　　(选自2012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第一卷第一篇绪论第二章，本报有删节。修编委员会主任杨昭光、张俊彪，主编张俊彪、郭久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