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卑微的小小的奢望——我与“新史学丛书”

　　两年前，广东人民出版社成立60周年，约我写点文字，这当然让我想到自己主编的“新史学丛书”。四年前，这套丛书在广东人民社出版第一辑，如今已出了三辑，20余种，其中李南央编注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上下册)、高华的《革命年代》、杨奎松的《民国人物过眼录》、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智效民编著的《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王彬彬的《并未远去的背影》、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等，市场反应热烈，有的一再加印。在严肃图书惨淡经营的当下，此丛书能有如此表现，也算一个小小的意外了。

　　回想我与“新史学丛书”的出版，感慨颇多。这套丛书第一辑八种编好后，曾游走了三四十家出版社，有的出版社编辑对书稿根本没感觉，有的出版社编辑对书稿很感兴趣，但等到的结果却是他们领导“不想做这类书”。直到2007年夏，我找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余小华女士后，这套丛书才算有了转机。通过几次电话交流后，觉得余小华女士正是我要找的编辑。

　　出版过程虽一波三折，但最后总算做成了，并作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长线书还在做。当然也留下一些遗憾，如沈志华的《十字路口：1956—1957年的中国》，本来拟在2008年底第一辑推出的，可至今还没印出来。为了此书能够顺利通过审读，我们先是让沈先生自己找权威的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审读他的书稿，各自出具了审读意见。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与章百家、林蕴晖两先生有了联系，多次催问审读进度。两长者也不厌其烦，每信必复，令我感动莫名，但遗憾的是该书至今还在“过程序”中。真是好事多磨。

　　还有留下遗憾的是徐庆全先生的《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5月一版)这部书稿。徐先生在本书“后记”里写道：“2006年3月，经过向继东和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周筱赟博士的慷慨无私的努力，这本小书才最终形成了或可令人满意的体例。”徐先生是周扬研究专家了，他这部书稿主要通过丁玲、赵树理、夏衍、胡风、常香玉、俞平伯、聂绀弩、刘白羽、臧克家、陈学昭、叶圣陶、翦伯赞、陈望道、陈荒煤、楼适夷、胡乔木等致信周扬的解读，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文坛风云。我很喜欢这本书，但它先与我主编的“回望文丛”(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擦肩而过，后又与“新史学丛书”失之交臂……

　　这套书为何要叫“新史学丛书”？我在丛书总序里说：“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丛书陆续出版四年多来，从市场和媒体的反映看，关注度极高，各大有影响的报刊上，不断刊登“新史学丛书”的评论文章。

　　由此丛书的出版，我还想到当前出版界的一些问题：

　　在同等的出版条件下，这套书稿走了那么多出版社，有的出版社编辑甚至是通过我朋友找到我，要我给他们组编书稿，并提出他们的要求，表达“求稿心切”之情；可一旦把书稿拿去了，不是久久没有音信，就是“书稿我很喜欢，领导正在审读”。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是佩服广东人民出版社的。

　　有出版社的朋友曾与我讨论：究竟什么样的书才算好书？我说：只有讨论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还有，少说假话、空话、套话，说一点真话，就是好书了。现在出版业貌似“空前繁荣”，但只要走进书店一看，大多是教辅教参；此外便多是什么发财秘籍、智慧全书之类。据说有全国知名的某“出版传媒集团”，很主流的媒体宣传说，每年是多少多少码洋。恕我直说，那些“码洋”其实大抵就是一点纸浆价值而已。

　　哪些书能出，哪些书不能出？这个问题很纠结。我觉得，作为一个出版人，关键是要有胆识。我所说的有胆有识，其实“胆”是建立在“识”的基础上的。如“新史学丛书”第一辑中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1938—1949)》、第二辑中的《革命年代》，应该说都是很不错的书。前者厚厚两大本，是记录两位革命人相当典型的个案原始材料。有研究者说：“这套书能做很多博士论文。”这话没假，譬如“延安整风运动是怎样进行的”，“人是怎样被改造的”，“革命年代私人生活是怎样的”等都是极有意义的论题。后者作者高华，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现代史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巨大，一年多时间里，《革命年代》就加印五次。去年6月又出了二版，总发行三万五千册。

　　高华先生于2011年12月26日英年早逝，要是没有《革命年代》的出版，那一代历史学家竟然没能在社会主义中国出过一本书！我很幸运，帮助他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革命年代》。高华先生在此书后记中也说：“我要特别感谢《新史学丛书》的策划人向继东先生。我与向先生素未谋面，他在电话中热情相邀，当时我因母亲病重，没有心情和精力整理文稿，是向先生一再催促，才使我坚持下来。他还对如何将我的文章结集，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促成了此书选题的落实。可以说，没有他的热情，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作为一个喜欢弄点出版的人，我也感到欣慰。

　　当然，我也知道“新史学丛书”不会成为畅销书，但绝对是值得读者信赖的。我想，20世纪的历史，21世纪上半叶也许还没有写出信史的条件，但“新史学丛书”会在有限的话语空间里，尽可能留下接近信史的东西。

　　这也是卑微的我，生命中一个小小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