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孙绍振)

　　■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大学精神”，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慰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

　　近日得友人赠《学者吴小如》，读之感慨良多，非但为吴先生而且为北大，为中文系。

　　细读此书，五十四年前聆听吴先生的讲课种种印象不时涌上心头。在当时能让他这样一个讲师上中文系的讲台，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吊诡。

　　初进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说讲师，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闻专业去上课，一般讲师只能上上辅导课。当然，刚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个例外。现代汉语本来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却以他的原创的概括、缜密的推理和雄辩的逻辑获得爆棚效应，二百人的课堂，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只好靠在墙边暖气管上站着。何其芳先生那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与吴组缃先生先后开设《红楼梦》专题。吴先生得力于作家创作经验，对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对艺术有独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颇有人道主义胸怀，不同意他把薛宝钗分析为“女曹操”，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家族体制礼教意识的牺牲品，两人同样受到欢迎。一次，我在北大医院排队挂号，护士问前面一人姓名，听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不免多看几眼。

　　然北大泰斗甚众，高名凯先生精通四种外语，可以借助工具书运用的达十二种，游国恩先生文献功底深厚，不要讲诗经楚辞，就是魏晋志怪也颇能出口成诵。然学富五车者众，善于讲授者寡，加之北大学生眼高，哪怕学术泰斗，讲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习者有之，递纸条，画漫画者有之。古代汉语本来是魏建功先生开设，但公务繁忙，往往从课堂上被叫出去开会，且到比较关键地方，有茶壶煮饺子，学生替他着急的时候。此课后来，改由王力先生开设，先生取西欧人学拉丁文之长，构造了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举国传承至今。创汉语史课程，于音韵词汇皆成体系，堪称一代宗师，我听过他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语调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袅袅，杳不可辨。先生治学严谨，第二堂课往往花几分钟订正前堂之误，上午第五六节课要上到十二点，每每拖课，调皮如我，遂将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滚下，先生愕然问何事？答曰“饭碗肚子饿了”，先生乃恍然而笑。王瑶先生自然是公认的博闻强记，博古通今，才华横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为何给人以口中含有热豆腐，口头赶不上思想之感。系主任杨晦先生德高望重，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其批评巴金 《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学生作文”，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最惊人的莫过于载北大学报之长文，断言：《西厢记》作者非王实甫而是关汉卿，且关汉卿之为人于当时的政治高压中，不能不如在龌龊环境中之“猪”，引起了戴不凡先生于文艺报为文愤怒反诘。他讲授《中国文艺批评史》讲了半学期，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有打开，学生也无法记笔记，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讲到孔夫子，在学生的抗议下，不得不草草停课。宋元文学权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请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讲宋元戏曲，王先生舍长用短，以毛泽东《矛盾论》中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分析《墙头马上》《陈州放粮》，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貌，纷纷抢占最后数排以便自由阅读。

　　那是五八年“大跃进”“拔白旗”的年代，大字报贴满了文史楼，从学术泰斗到吴小如这样的青年教师，无不被肆意丑化。王瑶先生已经失去上讲台的权利，就在这种情况下，小如先生为我们讲宋代诗文。当时怀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走进课堂。吴先生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双手笼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学生，给人一种硬着头皮往下讲的感觉。然，中气甚足，滔滔不绝，居然是听得下去，接下来几课，还颇感吸引力。我对朋友说，平心而论，这个讲师从学养到口才都相当不错。一些具体分析，显然和以艺术分析见长的林庚先生路数不同，然而明快，果断。至今仍然记得他对陆游晚年的诗的批评是，用写日记的方法写诗，以至出现了“洗脚上床真一快”这样的败笔。

　　“大跃进”运动很快把课堂教学冲垮，下乡劳动有时长达一个月，课上不下去，后来干脆就停课了。我对吴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当年粗浅的层次上。这次从《学者吴小如》 上，读到彭庆生同学对他的评价：“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成功的吴小如’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庆生同学晚我一年毕业，可能系统听过吴先生的课，有权作全面评价，当然，不无偏爱，若论启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种俯视苏联汉学家，放眼世界语言学，深入浅出，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大气魄相比，吴先生应该略逊一筹。不可忽略的是，庆生当年可归入全系攻读最为刻苦者之列，曾经以躲入冬日暂闭之洗澡间抄写刘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闻名。吴先生能得如此学生的如此评语，当有此生足矣之感。

　　近日吴先生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虽然自谦为“教书匠”，但是，就是在当年，我还是感到了他学养深厚，阅读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感到极大的满足。毕业后不久才知道，这两本资料主要是吴先生执笔通稿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左派语重心长地警示：这两本资料，尤其是两汉卷，资料过详，执笔者意在“多挣稿费”。这在当时，就给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当然，仅凭此二册，对于先生的学养，所知毕竟有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学术警察”形象出现于文坛，对于学界之虚浮硬伤，笔阵横扫，语言凌厉，锋芒毕露，不由得使我增加了对先生的敬意。后来又读到先生关于京剧的巨著，更惊讶于先生于中文系视为冷门的京戏，有中文系教授堪称独步的修养。此番阅读《学者吴小如》才知先生不但于古典文学和京戏有不凡的造诣，而且在23~26岁的“少作”，对于当时的权威作家的批评就显露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流露出惊人的才智和豪气。七十多年过去了，先生散落的文章，有幸被收集起来。读来无异于一席精神的大餐。

　　对于当年尚为青年的汪曾祺，他独具慧眼赏识其“清隽”地预言：“十年二十年后也许成为一代宗师。”他的艺术眼光之苛刻，与他的才气相称。对当时的名家从不一味赞赏，就是对钱锺书，在大笔浓墨，淋漓尽致地称道其“天才和学力”“在文坛上扩充领域无往而不胜”，甚至还预言其“足以震撼今后的文坛”。但是，他也指出钱氏的缺失在于“好炫才”给读者的印象是“虚矫”。对于钱氏的幽默，他质疑其全为善意，“谑而虐的文章与态度恐非上乘”。他赞赏巴金的作品“能抓住年青人的心”但又指出“文章写过于奔放，也难免使人感到费词”，对于张爱玲，他的评价是：“她的叙事技巧也很好，故小说亦精彩，但我认为她的叙事，更宜于写散文。”就是对于受业的师长沈从文，他在称赞其《湘西》比之《湘行散记》内容更为丰腴，但是，也直率地指出其不足“格局狭隘一点，气象不够巍峨”。他评卞之琳的《汉园草》：“长的不如短的，短的不如顶短的，新的不如老的，却比更老的更好。”文章自信的风格与先生的学术文章迥然不同，在少年的豪性和深邃的洞见中渗透着为历史证明的预言。为文的真诚和勇敢，艺术上高瞻远瞩，实在令我辈汗颜。当然，作为学者，先生的学术著作凡数十种，仅其中《读书丛札》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先生均给以高度评价。吴组缃先生认为“吴小如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甚至有“无出其右者”之赞语，哥伦比亚大学权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当人手一册。”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位当了三十年讲师的“讲师精”，被历史耽误了，有目共睹，又有吴组缃、林庚先生推荐其直接提升为教授，应该顺理成章，一路绿灯。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过，差一点被慧眼识珠的中华书局引进。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没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比中文系当道者在学术上权威得多的历史系的周一良和邓广铭教授的“三顾茅庐”。结果是小如先生成了历史系教授。

　　对于这样的荒诞，中文系的当道者至今没有感到荒诞，而作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呜呼，我说不出话。”

　　但是，痛定思痛之后，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话：这是中文系的耻辱。

　　对这种耻辱的麻木，则是更大的耻辱。

　　在这种耻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种令人沉重的潜规则。

　　回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系史，某种神圣的潜规则源远流长。五十年代初，容不下沈从文，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去当讲解员，这还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五七年驱逐了后来成为唐诗鼎级权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当了右派来辩解。但是，杨天石在五五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学养深厚著称，后来，独立开创了蒋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誉海内外。当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靠刻苦治学，转辗多方，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获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没有。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按规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

　　从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一条定律：这些被驱逐的，本来是可以为北大中文系增光，为北大校徽提高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为北大争光的当然不在少数，但是，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卖身投靠作学术投机的。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

　　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在逆向淘汰机制铁桶般围困的时候，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1962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1964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1984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先生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反体制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在与打着神圣旗号的逆向淘汰横流相比，显得多么微弱。这就使逆向淘汰持续了半个世纪，四九年以前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近年报刊上风传钱学森世纪之问：建国以来大学培养出来的自然科学人才所取得的成就为何还不如四九年以前。纷纭的讨论至今未能切中肯棨。其原因盖在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原因就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旗号下，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也许能够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切实地推进一步。

　　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大学精神”，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慰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

　　吴小如先生九十高寿，学生们想到了为之祝寿，北大中文系当道者居然毫无感觉，这只能说明那些动不动拿蔡元培来夸夸其谈的人，其大学精神已经酣睡如泥。我作这篇文章，除了有意于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加以深化之外，还有一种出于系友的奢望：把我的母系狠狠地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