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媒体人(于洋)

　　最近网络上有两个媒体人比较火，一个是在杭州打车被宰的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一个是资深调查记者纪许光。前者因为在微博上的一通牢骚得到了杭州市副市长的“慰问”而引起了网民的争议，后者则因为在微博上曝光不雅照“秒杀”了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而引发了人们对调查类记者的关注。

　　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表象背后，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这两件事的共性：两位主角都是传统媒体的业内人士，但他们都选择了微博这一平台来发布相关信息；两件事都引起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共同关注，相关的报道讨论仍在持续；两人在事件后都接受了传统媒体的采访，引发了人们对媒体人角色和定位的新讨论。

　　在这两件事中，两位媒体人既是信息的发布者，又是事件的参与者；既是新兴媒体的使用者，也是传统媒体的被报道者；既是社会现象的批判者，自己也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对象，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甚至非议。

　　今天的媒体环境已经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人人可发声、人人能发声的时代，媒体人的概念、定位和职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是对当下舆论场中媒体人的生动写照：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也随时都可能成为新闻的主角；一件小事可以成为网络热炒的焦点，也随时都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上一秒全世界都在为一个人鲜花盛开，下一秒满屏幕都是针对他横飞的板砖。

　　面对这样的环境，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需要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媒体，需要什么样的媒体人？

　　有些西方媒体经常将记者称为“无冕之王”，过分夸大了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将媒体人定位到引领社会、移风易俗的高度。而今天的舆论场中，特别是新兴媒体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这种“贴标签”式的“领袖”比比皆是。咄咄逼人的多，洗耳恭听的少；理直气壮的多，冷静思考的少；围观指点的多，知错能改的少。很多传统的媒体人在这样的舆论生态面前，也慢慢地接受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并且依仗自己掌握的社会资源，强调新闻的“爆炸性”和“突发性”，为自己博取眼球，制造话题，成功上位。

　　我们常讲，环境创造人，实际上环境也创造媒体，创造媒体人。今天的舆论环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与社会信息资源掌握不对称、沟通渠道不畅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媒体人的责任意识不强，过分追逐名利的浮躁心态有关。

　　对媒体人而言，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工作，社会责任感都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媒体人的工作是探究真相、传播信息，向人们展示一个真实的社会和世界，从这个角度上讲，媒体人的工作是神圣的、崇高的。但媒体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评判者，他们传达的价值取向应该蕴含在真实的信息内，而不是媒体人自己制定的标准。心中常念着社会责任，才能在选题时不哗众取宠，才能在采访时不尖酸刻薄，才能在选材时认真求证，才能在评价时公正客观。尽管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但社会责任感的弦却是时时刻刻不能松懈的。

　　媒体不同于企业，它的产品不能只关注商品属性，而更要关注它的社会属性。媒体报道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时效性和轰动性，更在于它所传达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不颠倒是非、不恶意伤人、不断章取义、不见利忘义，这些不仅是媒体和媒体人应该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的时代应该推崇的价值取向。

　　很多年前，媒体界就提出了全媒体记者的概念，强调全媒体时代媒体人的多功能性，能不能快速更新微博、能不能熟练掌握发稿所需的数字设备、能不能掌握现代传播的技巧等成为评价媒体人素质的重要标准。今天的媒体人有几个上阵不是长枪短炮，全副武装？“高调”采访更是成了很多记者炫耀的资本，出差要在微博上秀一下，采访要在博客上感慨一下，发稿要用手机庆祝一下，媒体人的全媒体化已是不可逆转、蔚然成风。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为媒体人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媒体人可以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和读者的神经，使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更强、形式更丰富、互动更便利。一篇报道见报之后只是一个起点，更广更有效的传播要通过网络、微博和手机来实现，这给媒体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技术也许并不是现代媒体人最核心的竞争力，记者熟练而频繁地使用新兴数字媒体转换报道内容，并不代表着新闻报道品质的提升，很多时候媒体人就像“奔跑的仓鼠”，在各种媒介之间忙得焦头烂额，却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应该坚持的是什么。

　　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信息，做时代和社会的记录者，这是媒体人的职业追求，也是应该坚持的职业道德。越是在众声喧哗中，我们越是需要真实的新闻报道、深度的解读分析、理性的评价讨论和可行的解决之道，需要在一片大言炎炎中横眉冷对的守望者，而不是在微博上亮瞎了我们眼睛的媒体界名人。

　　(作者为人民日报新兴媒体版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