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举行宁肯作品学术研讨会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1月05日15:02 来源：中国作家网

　　2012年12月22日，上海复旦大学光华楼206室，宁肯作品学术讨论会在这里举行。此前莫言，贾平凹、余华、阎连科也都曾坐这间被认为是当代文学圣地的会议会里接受沪上批评家检阅与批评。随着莫言获诺奖中国强大的乡土文划上圆满的句号，城市与智性写作受到关注，批评界选择了宁肯。与会者陈思和、郜元宝、王鸿生、张新颖，杨扬、王光东、王宏图、栾梅健，张业松，清一色都是大学文字教授。北方的四位教授批评家陈晓明，施战军，贺绍俊，王德领也专程从北京赶来，由北京作协秘书长王升山率队，形成罕见的京沪批评家共同研讨一位北京作家格局，据说尚属首次。

　　宁肯早年在“朦胧诗”影响下写诗，1982年上大学期间在上海发表了处女作，后转入散文创作，系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散文”的代作家之一。新世纪以来，宁肯创作了《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一系列独具一格的长篇小说，给强大的“乡土文学”占主导的文坛吹来一股智性的写作之风。讨论会上所有批评家都谈到了宁肯的独特性，认为宁肯的创作虽然一直在文学主潮之外，但其雄健的创作与独异的风格让人越来越感到他强大的存在。

　　“沉默”与“道”

　　讲到此次研讨会的缘起，会议发起人陈思和提到许多年前读米兰·昆德拉的《不朽》，里面有一段话，意思是在今天让千万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到了明天一切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并最终被取消得干干净净。2006年，在香港举办的红楼梦奖评选上，陈思和读到宁肯的长篇小说《沉默之门》再次唤起了有关《不朽》的阅读经验。陈思和说：“当时的评委只有我大陆来的，其他人都是海外的，台湾人，香港人，他们读不懂这部书，所以我怎么推也推不动，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到了去年施耐庵文学奖，宁肯的《天·藏》又浮上来，得了奖，大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才多少有些释怀。不过我还是更偏爱《沉默之门》，今年九月我到美国开一个学术会议专门介绍了宁肯。宁肯的小说有很强的隐喻性，何为‘沉默’？如何‘沉默’？《沉默之门》里的人物对历史的痛苦守口如瓶，却五内俱焚。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导致了整个小说叙事就像是一场巨大的梦魇，似真似幻，闪烁其词，构成猜谜似的叙事特点。”

　　北京作协秘书长王升山向陈思和表示感谢，谈及宁肯的作品认为宁肯是一个有“道”的作家，或得“道”的作家，“我个人的理解‘道’在西方就是哲学，中国从老子那时候叫‘道’，宁肯在他的小说里用哲学的思想来思考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觉得对社会的认识更深入，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们俩经常交流这个东西，因为这样更喜欢宁肯的作品。”

　　刺客，诗人与孤岛

　　对于宁肯创作的定位，批评家不吝用了一些“神奇”的语言，譬如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就使用了“刺客”一词形容宁肯与文坛的关系。陈晓明宁肯的作品对当代小说构成了很大冲击，但是宁肯和莫言和张炜他们冲击的位置不一样，和余华他们冲击的也不一样，“宁肯是横路里杀出来的，他写出的东西有鲜明的自己的印记，是当代小说的一个神秘的刺客。刺客都有刀法，每一个刺客刺杀谋杀的时候有一个部位，这是他的绝活，如有的用枪打太阳穴，或者打心脏，如用刀往背后插进去，有的是前面插，有的插左心房，有的插右心房，如果去研究刺客的话，是这么下手的。宁肯的小说的有着种种上面说的刀法，他写出他的人物，但是不谋杀他，不谋杀他却能够在人物身上留下它的伤痕，我觉得是一个作家功力最高的境界。他的小说写到我们这代人的骨子里，我们骨髓的那种东西被他用诡异的刀法雕刻成了。”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宁肯是一个躲在小说后面的诗人。“我读宁肯，他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文学语言，他把北京话写成了诗一样的语言，老舍的语言是把北京话那种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宁肯则是用诗的一面展现了另一种北京话。这就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宁肯始终是个诗人，但他又是隐匿的，他是躲在小说家后面的诗人，诗在当今社会是一种失败的文体，而宁肯是让诗的失败想在小说中挽回一点胜利，这是我对宁肯在文体上的一个定位。”

　　如果说“刺客”、“诗人”、“沉默”、“道”的界定已展示出宁肯的多面体，《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则又提出“岛”的概念来界定宁肯。施战军说“宁肯的小说太特别了，他的每一部作品读过之后都想读第二遍，通过写作他构筑了自己巨大的建筑，这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寓言。他的很多故事的基本扣节都是一个寓体，像《天·藏》里面藏着很多追问，可以说是综合追问式的结构，是一种交响。他的写作是孤岛式写作，在孤岛上建立自己的世界，同时现实与历史又在他的孤岛奇特地存在着，要多丰富就有多丰富。”

　　不通，隐匿与激情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发宁肯的小说“不通”。“他的人物都比较固执，《天·藏》的王摩诘老是问一些事，问一些问题，这些事和问题又总是解决不了，总是纠缠，纠结，想不明白还拼命想，就是一个很‘不通’的人。”就是这种对小说人物偏执、“不通”的着迷，让张新颖感到宁肯别的作家不一样，是一个作家优秀品质。

　　华东师大教授杨扬把宁肯的独异性解读为一种新的文学的可能，赞赏复旦大学与北京作家协会的学术眼光，“把这样一个独特的作家提示出来让大家注意，非常有意义。文学有的时候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出路，新的可能，宁肯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从小说美学上来说，实际上一直有一个两难境界，是继续走新文学道路，还是退回到讲故事的传统当中，做一个说书人，宁肯的作品超出这两个范围之外。《天·藏》是个非常奇特的文本，解释它有难处，小说涉及的哲学并非是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带寓言性的，符号性的，是作品当中的人物所关心所思考的，不能用哲学本身去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提醒宁肯，精神体长篇小说具有危险性，会沉溺于理性。从感性层面来说，王宏图认与《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相比，《天·藏》显然过于理性或精神性。而同济大学教授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宁肯的理性得还不够，认为应按德理达提出的“在死与生之间学会叙述”，“在宁肯的作品中间我已经感受到了接近了这种伦理气质的东西，能够呼吸到这种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还不够强大，还不够饱满，不够自觉，还有现实泥泞的纠缠。我觉得宁肯可以让文学本身信仰的力量的张力更大。”

　　以下是会议发言：

　　主持人：栾梅健，复旦大学教授：

　　现在我介绍一下，坐在鲜花旁边的这是我们会议的主角宁肯先生。宁肯先生这一次到我们复旦大学来开这个会很有意义，我们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从2005年王老师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我们统计开了40多个会议，现在在全国创造界比较出名的，像莫言，贾平凹等等，开了很多讨论会，今天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主人，新的主角，今天开这个会很有意义，意义在哪里？我们让陈思和老师来给我们阐述。陈老师那一天在意大利过春节的时候他都没有休息，那么好的美景也没有看，看宁肯老师的作品，陈老师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而且陈老师是我们这一次唯一陪莫言去领奖的作家，我们向陈老师表示感谢。

　　陈思和(复旦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今天这个会是复旦大学跟北京作协联合召开的，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开宁肯作品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是我非常乐意开的，我跟宁肯其实原来不认识，我是2006年在香港参加《红楼梦》长篇小说大讲的时候，宁肯的小说《沉默之门》当时是被推选进入到最后的的决审，当时的评委我是从大陆去的，其他人都是海外的，台湾人，香港人，他们读不太懂历史背景，所以我怎么推也推不动，所以这个书我就没有推上去，这个书只得了一个提名奖，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我对这本书一直想有个机会对它有一点分析，但是这个时代也很难分析，我就搁下了。到了去年施耐庵奖宁肯的《天·藏》又推上来了。《天·藏》得了奖，大家对那本书有一致很高的评价，我不多说了。到作代会的时候跟宁肯有过一面之缘，然后又说起了来，他跟我说《沉默之门》有可能会重印，我们当然是非常高兴，他后来说重印希望我写一个序，这个序我还把它带来了，等一下有机会，如果时间多我就念一念。

　　我对他这个小说有非常高的评价，写这个序时我在意大利，因为那一天我刚刚去参观了庞贝古城，看到当时的历史遗迹给我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人类的很多历史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博物馆是会被人遗忘的，其实很多历史离我们很近的，可能80后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对我们在座这一代人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历史，大家不能遗忘，我心中当时确实有一点感受我才写的序，我现在手上书没有了，我在意大利有一次讲学的时候被学生拿走了。回来以后我到今年九月份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做一个专题演讲，关于当代文学的，我专门介绍过宁肯。所以今天有机会开这个会，一个是我对宁肯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有一种良知表示敬意。另外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浮华的时代，什么严肃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搞笑，但是宁肯的东西想搞笑也搞不了，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话题，我今天选择的也非常好，都是专家，是一个小范围的，没有学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

　　王升山(北京作家协会秘书长)

　　感谢陈老师，也感谢复旦大学，还要谢谢各位专家学者星期六牺牲自己的时间今天来为宁肯的创作建言献策。谈点感受，本来宁肯那个地方是我坐的，在南派跟北京布局不一样，在北京的布局好像宁肯应该坐我的位置。我没有在这边开过会，我也没有在这种场合开过会，陈老师，栾老师前面的讲话也非常轻松，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说话非常轻松，在北京作协我主持会的时候都是非常轻松的，大家没有那么沉重。

　　我其实最喜欢宁肯的作品，在我们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里面，宁肯的书我大部分读过，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书，所以读的非常多。为什么喜欢，除了我们两个想法相近之外，我觉得宁肯是一个非常有道的人，已经进入了道的阶段，或者是一个有道性阶段的人物。一个作家能进入这种阶段也是特别难得的，进入这种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他今后的作品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给我们展现东西了。道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在西方就是哲学，中国从老子那时候叫道，他用哲学的思想来思考我们今天的社会，我觉得他对社会的认识更深入了，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也喜欢哲学的书，我们俩经常交流这个东西，因此更喜欢宁肯的东西了。

　　今天咱们直奔主题，想听听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只有半天的时候，希望半天的时间给宁肯提供更多更好的东西。

　　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

　　说的很好，我们这个书在一个多月以前基本上寄给大家了，大家都是看到书以后都非要来，我们真真正正来谈谈宁肯老师的作品。我们每个人谈10分钟样子。下面就进入大会发言了，第一个做发言的是陈思和老师。

　　陈思和：

　　就是今年，我在意大利，宁肯这个书要再版让我写序，因为今天我手上没有书，没法讲，只好这样念我给他写的序，好在各位都已经看过宁肯的书了。

　　二十二年前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里面有一段话，意思是说，在今天让千万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到了明天一切都会变得模糊不清，最终会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昆德拉所指的是1968年苏联坦克入侵布拉格事件。当时这段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从而明白了：人文学科之所以被人类创建起来，正是为了人类与自身的遗忘本能抗争，人文学科坚持真相，就是要为后人保留一个类似庞贝遗址似的“人类博物馆”。但从本质上说，这种抗争也是徒劳的。当我站在庞贝的废墟之上，听着同伴介绍两千年前被火山毁灭的古文明时，我们又怎能想象火山爆发的瞬间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与恐惧？于是，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文学，我们只能通过艺术想象来唤起对当时事件的惊心动魄之感受。感受无法复原，永远属于当下，但想象却可以追溯得很远。

　　2006年，我初读宁肯的《沉默之门》，它又一次唤起我在1990年阅读昆德拉的《不朽》时的震撼感受。当时这部小说参赛了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由于它的隐喻性太强，未能获得一致的嘉许，但是它留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或者说，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沉默之门”，何谓“沉默”？为何“沉默”？如何“沉默”？一个民族性的剧痛被沉默隐蔽起来，小说中的李慢、杜眉、T、还有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这个剧痛的秘密守护者，他们守口如瓶，却五内俱焚，精神恍惚。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导致了整个小说叙事就像是一场巨大的梦魇，似真似幻，闪烁其词，构成猜谜似的叙事特点。

　　小说第一章写的是人间的入口，由于读者暂时还不了解故事真相和作者的意图，却蒙蒙胧胧阅读着一个精神病人慢慢致病的精神历程。小说以第一人称为主要的叙事视角，使叙事更加暧昧，精神病人究竟遭遇了什么样原因而致病成疯，小说没有交待，小说叙事从李慢打嗝开始，暗示了一种精神病的异常现象，因为打嗝有了呼吸新鲜空气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他在地下室里打扫，爬高，开天窗的一些怪诞细节，但是读者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写一个精神病人的早期症状，也忽略了关于铁屋子和开窗的经典情景。故事慢慢的推进，李慢所在的报社被解散，领取遣散费和面临失业，他的精神仿佛更加严重，身体重心失去了平衡，以至手脚并用的离开报社。接下来李慢陷入了一个社会骗局，同时追述了从13岁起跟一个老人的神秘交往，知识分子倪维明，代表五四以来知识和理性，他成了李慢的人生导师，李慢在其影响下慢慢的成长，逐渐成为这个劫后余生的伟大传统的新生血液，他在这个传统里接受了知识和理性的教育，又生逢其时，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成为一个崇拜海子的青年诗人，毕业后在一个颇有名气的报社工作，成为一个专业记者，也是一个岗位的知识分子。李慢从13岁教授老人的教诲，开始感悟人生，5年以后18岁考入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再过十年就是28岁，完成了从启蒙到岗位的人生基本成长程序，为此他感到骄傲，甚至拒绝了学院要他攻读研究生的诱惑，直接从学校走上了社会，开始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很显然这是一条由传统作为精神支柱的人生道路的李慢，与遭遇求业失败而精神出现症状的李慢似乎是两个并不相同的，这中间肯定还存在着什么联系，李慢发生精神置换的起点不在于第一章的末尾求业失败，而是第一章开始打嗝和开天窗，这说明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在这些细节发生之前的岁月里去寻找。

　　我们的风险还需要插入另外一个情节，第一章的末尾李慢最后一次去看问老人，两人发生了一场很有意味的对话，那时候李慢从小就有精神置换症，随着求业失败已经相当困难，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去看望老人的真正目的究竟是需要精神传统的启示，还是求业方面的帮助，可是老师起初给他的精神指点和经济援助都被他拒绝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老人没有能够帮助他，这一细节似乎有构成了他发病的契机之一，暗示背后支撑他的精神传统再次遭到摧残和断裂，读到这个场景我本人感到异常亲切，这个细节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赵业生的《燃灯者》，我看了非常感动，我也是在文革当中慢慢接受一批老人的影响，特别我进了大学里面碰到贾植芳导师。我觉得他写的李慢跟我们这一代人精神很像，那个时候在文革后期的时候，有一些精神传统不是靠主流社会的传承的，就是靠单个人的一种接触，我自己回顾我自己，如果当时我没有碰到贾先生，可能我的人生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我碰到贾先生我今天才走到这里，有的时候是一种精神上的重生。

　　这种精神上的传授对我的来说，我的感觉上很亲切。宁肯写了一个小孩在13岁遇到一个在图书馆被管押的牛鬼蛇神，结果他18岁就进入大学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他去找他的时候，那个老人已经完全崩溃了，这个老人说我给你多少钱，我觉得他这个有暗示，这个暗示跟我的经验完全不一因，我的经验在80年代后，正是在一场大的历史剧变的时候，贾先生跟我讲，我当时就觉得以前贾先生讲的鲁迅，胡峰，对我来说都是另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只有此时此刻这些事情全部变成你自己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就觉得我应该在这个社会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怎么走正确的路，我一下子清楚了，人生有时候就是失之交臂，所以觉得李慢就发疯了，为什么李慢会发疯我后面还会分析，正好涉及到我们这个时代几种人，几批人的生活经历，所以我对这本书特别感动。我不说我自己了。

　　当时李慢发生的精神崩溃，由此推理，我想问题可能不在于老人所代表的精神传统一方，而是处子李慢自身的接受者，那个时候老人传递给他的信息李慢是接受不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李慢是脆弱的，当这个脆弱的东西一旦碰到一个坏的事情，天崩地裂的话，他的精神就会崩溃，所以我觉得李慢没有能够从老人身上得到很多坚强的东西。

　　我看了他的小说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他把代记的，两代人都写出来。我现在一直在关注70年代的作家，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面对这个时代不像50年代，像莫言那样坚定的走下去，我觉得真的有经验和力量在支撑，宁肯是跳出来了，所以他能写出了这本书。我觉得《沉默之门》整个故事非常有象征意义。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宁肯一些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样的作家现在实在太少。

　　我就简单的说这么多。

　　主持人：

　　刚才陈老师讲的非常全面和细致，看书很深，刚才陈老师讲的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下面我们晓明来。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刚才听了思和兄的发言，我觉得非常棒，读作品，最后到我们这个岁数，内心的感受最重要，现在我们搬弄知识，搬弄概念也有问题，作品怎么到我们心里去，同代人的经验，这很重要。思和是我的老大哥了，我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我从小就跟比我大五六岁的人是朋友，我如果头发没有处理我跟思和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头发全白了。

　　思和兄说的那种体会，《沉默之门》我也写过文章，《沉默之门》当时读了之后我非常激动，也是跟宁肯有很多的交流。我后来发现我们几个对小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感受，比如对《古炉》的作品很多人都不喜欢，我能体会到你和南帆，我们三个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宁肯的小说给我们构成一个什么冲击？一方面给我们的阅读，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心里构成一种冲击，某种东西他写到我们的骨子里，包括我们痛彻骨髓的那种东西被他雕刻成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宁肯冲击汉语小说的一种东西，冲击的方式，和莫言和张炜他们冲击的位置不一样，和余华他们冲击的也不一样，宁肯是横路杀出来的程咬金，这个程咬金绝不是三板斧头。宁肯是当代小说的一个刺客，这是很让我感到震动的地方。宁肯的小说给我最强的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写出的东西能够印上自己的印记，就像刺客一样，刺客都有刀法，每一个刺客刺杀谋杀的时候有一个部位，这是他的绝活，如有的用枪打太阳穴，或者打心脏，如用刀往背后插进去，有的是前面插，有的插左心房，有的插右心房，如果去研究刺客的话，是这么下手的，宁肯的小说的着种种这样诡秘的刀法。

　　某种意义上，我欣赏这样的小说家。我觉得宁肯在当代小说中的出场，以及他的方式的确非常独特，他是从野路子出现的一个小说家，我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来理解它，他能够给他的小说人物打上自己的印记，这看似很平常的一个评价，我却觉得非常重要，甚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作为一个刺客他能刺中人物的什么部位，能够在这个伤口上留下他的伤口，这个是让我感到吃惊的。其实一说我们的经验，我们现在读小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了，一读首先感到这个人是不是他的？莫言的小说能写出他的人物，你读他的《丰乳肥臀》，你可以读到上官基徒是他的人物。张炜有他的人物。其实我们读很多当代小说写的人物那不是作家自己的人物，你觉得他没有在故事上印上他的人物，他没有刺中。如果小说写出这个人物，他能够在这个人物身上留下它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作家功力最高的境界。他能写出他的人物，但是不谋杀他，不谋杀他也能够在他的身上留下它的伤痕。我觉得《蒙面之城》一出场的马格，我觉得他的身上就留下了他的伤口，这个是让我感到惊异的，我觉得它总能打动人。

　　李慢这个人物刚才思和讲的非常透彻，你看那个人物写的软绵绵的，其实这个刀法不一样，它是弄到神经系统去了，它是给它扎针。李慢是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和马格完全不一样，马格是非常硬的人物，这个硬人物身上是伤痕累累。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够这样来写小说，我觉得他是有小说刀法的。

　　特别是陈老师对李慢的分析，我觉得把两代人交汇的历史放在交接点上了，50代和60代交接点。

　　我简单说一下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的小说的故事性和人物构成了紧张关系，你后来一直想写得慢，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要慢下来。《蒙面之城》写的很快，非常快，节奏也很快，故事性也很快，《沉默之门》想慢下来，到《天·藏》你更想慢下来。《天·藏》慢下来你用别的文本来介入进来，让它停下来，这个方式我们可以讨论。而我非常感兴趣的，我们是在汉语小说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中讨论你的小说。这个故事性和人物构成的这种紧张关系，你会发现小说家写到一个要害处，小说到了一个境地的时候，故事和人物是矛盾的，它们构成非常紧张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你的小说因为又能写活人物，又能写精彩故事，这个怎么办？到底是人物服从故事？还是故事服从人物？这个时候是最刺激，就像攀岩攀到那一下的时候，你能攀上这个，是你在攀岩？还是岩在攀你？其实我们研究莫言的小说也是一样，莫言30岁写出《红高粱》，你越阅读越觉得那个力量太强大了，至今读起来你还是能看到，他能够把人物和故事能够处理到那样，我们看很多的作品没有办法处理故事和人物的紧张关系的关节点，弄不了就下去了。为什么思和老师判断《沉默之门》是非常好的小说？就是人物和故事的紧张关系处理得好，但是《蒙面之城》里面，我提的意见就是，故事很多，你一直讲述非常精彩的故事，你对故事充满了期待，人物和故事的紧张处理得不够好，可是到《沉默之门》你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故事还是要回到人物，因为你太会讲故事了，所以对于你的小说来说故事对你是一个威胁，因为你讲的神采飞扬，你自己都被这个故事迷住了，你小说中的人物都进入故事，都被那个故事迷住了，我觉得《蒙面之城》就有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也交换了意见，包括写到后面那些人都跑到深圳去，我觉得现在中国小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现实太精彩了，所以中国的作家总是被现实所诱惑，被现实所吸引，觉得这么美妙精彩的现实，我们要把现实讲出来，这一定会很精彩，我觉得这完全是对小说理解的误区。像于华为什么《兄弟》后半部不太好，其实平心而论前半部他写的很好，后半部他很想把这个光怪琉璃的东西表现出来了，他太注重这样一个奇幻化的故事了。

　　因为你的小说在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上，你能够拿住你的人物，所以那些故事非常精彩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控制住故事，但是这个难度一直是非常吃紧，在你的小说有那种紧张。我经常读你的书故事太精彩了，我反而有一种担忧了，我希望有些故事不那么精彩，你那个人物，你的文章人物印记印的会更加深，你像马格后来到了卡兰，本来一些东西都好，你让卡兰一直在动，我后来在想，这其实是美国小说一个训练和欧洲小说的一个差异，有一次听严歌苓讲，她说她在美国读写作的学位，那个教授教他们技术，这是最简单的技术，最基本的技术一定要掌握，就是一个字，动，就是运动，动，你让人物动。我后来看严格林的小说我发现有问题，我发现她是上了美国好来坞经典教育的这个当了，小说有这么多动在这儿是有问题，因为好来坞是不管，一定要动，一定要在行动中体现出人物的性格，但是动太多了、小说成了多动症不行，这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探讨，因为确实你对汉语小说贡献不少，在那个层面上故事和人物能够在交锋也很不易。

　　另外第三点我还想说一下，第三个我讲一下宁肯叙述的特征，他有诗意，抒情和寓言性，你能够把这个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象征、隐喻，寓言的方式给它表现出来，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宁肯小说的特点有一个诗意和抒情，诗意和抒情也是我关注的，汉语小说在80年代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怎么去评价它，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讨论，其实始作俑者是莫言的《红高粱》，《红高粱》是抒情性非常强的笔墨描写，后来我上课跟学生去讲《红高粱》的时候，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他在写暴力的时候他总是有鲜花出现，余占螯16岁去杀和尚的时候是在梨花树下，插进和尚肋骨的时候拨出刀的时候梨花是从树上掉下来。这是一个诗意，用抒情来写那个暴力，就是在暴力和绝望的时候那种抒情，这一点我倒是觉得，这是汉语小说一次解放，因为逃脱现实主义所谓的白描手法，这写法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这给汉语小说也带来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我们汉语太容易抒情和诗意，我们有唐诗宋词，以及王德威先生说有抒情中国，我们今天回到叙事文体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我特别喜欢罗曼罗德的小说，还有一个奥康娜的小说，为什么人家不俗气，特别是奥康娜属于美国南方哥特小说，就是针刺到骨子里去，我不要那个抒情的东西。假定说我们汉语小说没有经过抒情，我觉得我们摆脱不了现实主义的约束。

　　我确实看到宁肯小说写作是一个极有追求的作家，他《蒙面之城》到《沉默之门》慢下来之后，他用那样一种方式，用他的笔尖在写作，他把笔尖当做针去刺他的头，用他的笔尖当做阵地去刺他的头。《天·藏》整个东西打开了，整个东西打开了之后，他用别的东西代替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宁肯的作品确实给我们汉语小说提供了高度和境界，我觉得他做出了很多的探索，提供了很多前卫的经验，同时留给我们很多的问题，也给我们很多期待。我就先谈这些。

　　主持人：

　　刚才晓明讲的刺客，讲的几个方面很好。下面时间就抓紧，我们请复旦大学的郜元宝老师。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刚才跟着两位陈老师讲的，我的思路跑了，一下子回不来。确实，陈思和老师今天讲的不是文学史，是他代记的，年代学的，我们的文学到今天再去孤立的看文学总是不满，我们为什么要看文学？因为我们关心我们自己几代人在文学走过的道路，晓明讲过了很多文学细节的问题，他们讲的很多，我重复讲也讲不好，我想讲一些零星的感受。

　　第一个，我看宁肯的东西有一个久违的语言，不是全部，我是说小说的局部，特别是《沉默之门》的第二和第三章，因为把北京话写成像诗一样的语言是不容易的，跟着老舍先生走是可以的，很能够何其相似，北京话说成像诗一样的语言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宁肯在某些部分是做到这一点了。这就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诗人，或者小说家处理真和美的时候总是有矛盾的，小说最好是应该把很多历史的坐标给我们梳理的非常的清楚，让我们读小说看到了历史，但是这一点还是不够，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学最缺乏的跳出这些现实的描写，能够上升到一个台阶，又是诗的感觉，就是鲁迅念念不忘的诗和真。比如李慢跟那个女孩子的关系，跟唐漓的关系，马上使我想起高洪剑和谭小固的关系，当时有一个美国的学者他讲了很多，学问如何好，《围城》如何好，如何漂亮，我提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钱钟书一开始就把一个美就打发走了，美打发走了就讲我们的真了，这是中国文学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对真和美的追求是矛盾的。应该在真里面求美，这是文学史，美学史一个通则，可是为什么我们讲到真的时候很难产生美？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困境，因为这里面很多中国的习俗、政治在里面做阻隔。刚才陈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陈寅恪先生给吴其昌的《梁启超》的序写的感言，他就说很多人对梁壬公不满，因为辛亥以后他跟污垢的政治脱不了干系，他说我有不同的想法，这是中国政治的悲哀，也是梁壬公的悲哀，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完全归到他一个身上，就从他当时了写了一篇议国体问题这篇文章，他发现梁壬公还是梁壬公，他被中国的政治污染了，在陈眼里虽然梁启超掉到泥坑里，他还希望从中发现，他希望发现，也许不是梁启超的东西，是他自己的东西，他也是一个诗人。

　　我说久违的美，其实也是一个诗人的东西，因为我们看《沉默之门》和他的别的小说，我始终不能忘记宁肯是一个诗人，我始终不能忘记宁肯是不肯服输的诗人。他诗的脉络我不清楚，这个小说给我最强的印象是一个诗人躲在小说家后面说话，他先是请两个人把他的诗给掐断，第一个是那个老板，他说我曾经写一个诗，在求职的时候，老板一下子就愤怒了，赶紧把他赶走，因为老板曾经写过诗，他痛恨诗痛恨的不得了，这很有意思。李慢把自己摆在一个很弱的位置，这个弱有点以退为进的意思，他好象还想找一点残留的诗情，后来一下子唐漓来了，觉得这就是我最好的对象，然后大发其诗情，结果第一首诗祸害了一个晚上。后来又把它挽救过来了，好象唐漓还是懂他的诗，其实最后还是不懂。

　　我觉得寻找一个隐匿的诗人，一个逃避的诗人可能也是寻找宁肯作品主题性的一个捷径，一个通道。我记得上一次雷达到上海来开会，他说我写了很多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但是我对莫言的主题是什么我不清楚，他说我还要斟酌斟酌，这一句话我觉得雷达讲的很沉重，雷达对莫言这一代作家的主题性是不清楚的，刚才陈老师讲了很多，他有好多方面，他大概讲三个方面，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一个是主体的。它们都有，都有了以后就是看不清楚，在这方面看不清楚。我觉得把宁肯和南京的韩东和朱文放在一些，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然，有一种可以识别，就是软弱这一点是可以识别的。我觉得这个软弱是中国文学一种期望，因为中国文学恐怕不太会把握这个软弱，软弱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人的不服输，一种不甘心，期待。

　　还有一种创造，我最欣赏宁肯你的地方，你把某些最平庸的地方用诗描写了以后好象又有了光泽，其实就是把老舍的语言完全改造过来，老舍的语言是把北京话那种实的一面，真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宁肯讲的诗的那一面是不是北京话所有的，我不知道。

　　我们过去讲的诗话小说有三种，一种是古体诗的小说，变成一个很怪的模式，第二种就是白话诗的小说，把小说完全写的像诗一样。我觉得宁肯把诗潜藏在小说背后，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还是一个诗人，就是诗人虎落平阳去了，因为小说跟中国的现实是很好交流的，随便提供一个品种就满足了一部分读者。诗它是一个失败的文体，诗写的很好，但诗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它和受众没有交流。宁肯打了一个擦边球，小说还依然存在，不过以小说的形式来说出他诗人的一些私货，这个私货就是那一代人的东西。〈沉默之门〉它的每一部分都应该写成独立的小说，李慢和唐漓就能够写成一个独立的小说，李慢和倪先生也能成独立的小说。我觉得宁肯是个能够寄于希望的一个作家。无论他以后用诗，还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写，他慢慢把自己在别的作家身上不太明显的主体色彩呈现出来，我不知道把自己写出来怎么样，但是要写出来，这是文学唯一的命运，是一个最终的命运。如果我们在文学中看不到作者他自己――或者哪能怕看到一群人人的身影也好，他的情绪也好，他最后的东西也好――我们就没有必要读他的小说了。我们都活这么大年纪，如果再不看看自己的东西就很亏，这是小的因素。大的因素，我觉得中国的文学是这样。陈老师讲这是一个传统，从鲁迅开始，鲁迅许多年也是要写几代人的长篇小说，我们在文学中始终有这样一个期待，哪怕你写出一代人，不是蒙面的，是撕下面具的一个真实的想法，那是非常可贵的，尽管韩东，尤其是朱文，我们一直很感念，他写了我们一代人的某一部分，也许不是全部。我觉得宁肯也是这样，它虽然风格完全不一样，我的概括很粗糙，就是一个不服输的诗人，就是诗的失败想在小说中再挽回一点胜利，这是我对宁肯在文体上的一个很粗糙的定位，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主体的东西，语言的东西，还有作家和时代关系的问题。

　　我很散乱，因为他们两个讲的太全面，我没有再多的话讲了。

　　主持人：

　　讲的很好，从诗人的角度说宁肯的创造。下面我们请沈阳师范大学的贺绍俊老师。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我很惊异上海复旦大学要给一个北京的作家开一个研讨会，刚才思和老师谈到联系我才明白，我发现思和老师的确有一种非常敏锐的学术眼光，他为什么要选择宁肯？不是随意的，我想思和老师对宁肯的感觉跟我也有相一致，宁肯他的写作始终在在文学主潮之外，我感觉他坚守了一种古典的文学立场，整个文学主潮90年代明显沉迷于物质之乐，所以越来越缺乏精神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宁肯的写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开宁肯的研讨会我觉得也有普遍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我也很敬佩思和老师这样一种学术的眼光，我应该向他的致敬。当然宁肯的创作要讨论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因为在这个会上时间很短，我就从一个角度说说。

　　在宁肯的创作中，西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可以说西藏成就了宁肯的文学，我们沿着一个思路来讨论宁肯的文学的时候可以发现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藏也成就了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西藏有两个小说高潮，一个就是80年代一批那样内地的作家，包括西藏本地的作家，然后出来一批关于西藏的作品，对于文学的推动这个西藏也是很重要的要素。到90年代，就是新世纪前后又有一个小高潮，因为西藏文化上博大精深，它的那种思想价值和精神意义，应该说是逐渐被人们所理解的。从这样的文化中怎么去找到补充当前文化的弊端和缺失，我觉得实际上有这样一种趋势在，我具体回到宁肯的这个创作，他80年代坚决要去西藏，首先他对城市学校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对他说很不适应，他是有一个不安分灵魂的这样一个人，从性格上来说他要选择去西藏。另外一点也是文学理想的想法他要去寻找，所以最后他把他这种文学理想播种在西藏文化的土壤里面，而且我觉得最后长出来的也是一朵非常奇异的花。

　　你看他整个的创作过程也贯穿他对西藏文化的体会，吸收和领会，西藏文化转化为他的写作资源，也影响了他的写作思维，他在不同的时期侧重面是不一样的。他第一部小说是《蒙面之城》，这个西藏写作资源他是很慎重的，始终没有动笔，在写西藏的高潮中间他完全可以写，当然也写了散文，后来又写了两个中篇，但是他很慎重，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份量很重，所以他一直不敢轻易动笔。这么沉寂了多少年以后，他突然似乎领悟了，按他的说法是一首歌开启了他的灵感，《阿姐鼓》，他写了《蒙面之城》。其实《蒙面之城》就是一个寻找的主体，他写一个时期马格带着侦探的心理怀疑周围的一切，从怀疑他的生活开始，开始流浪生涯，其实我觉得他首要寻找的就是寻找精神上的东西，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西藏那种神秘性、西藏的神秘性和宗教性对他充满着吸引力。

　　我觉得到了后来他写《天·藏》的时候，进入到对西藏文化一种哲学思考的境界了，这个东西当然还可以再展开来展示，我也强调，他对西藏文化的吸收消化，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精神资源，使他有了一种思想积蓄来处理现实的问题，处理当下的世界，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宁肯的小说不是完全写实的，完全就是贴着现实来写，他对现实保持着一种距离。但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一些现实的问题，在整个创作中间其实我发现宁肯有一个80年代的情结，就是80年代精神在后来的分化，80年代的精神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的分化，在他的小说中他对80年代精神的分化他有一种观察，他通过不同的人物来表达。这种分化在很多人身上可以看出80年代精神后来逐渐堕落成90年代世俗化，大众化的认同，这是宁肯不满的，他始终强调80年代精神的那种神圣性。

　　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他用来处理现实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他很向往那个年代方式的政治激情，我觉得他后来逐渐成熟的一步就在于，作为作家，或者作为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你的政治激情一定要转化为现实的行动才对的，这就谈到文学它是要处理世界、处理现实的一种方式，他是要提供一种精神向度，或者说提供一种精神饲料。他不是直接处理现实的问题，不是要提供一个处理现实问题的答案。我觉得宁肯在后来的创作中间他逐渐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试图在文学中间进入到他的一种精神向度。你看从《沉默之门》到《天·藏》这样一种过渡表现得非常明显，《沉默之门》我觉得思和老师分析的非常对，思和老师用了一个禁忌文本，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核心，这是他写《沉默之门》，的一个关键点。他为什么要写《沉默之门》？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所谓沉默其实是不愿意沉默，不能沉默，也不会沉默的意识，这其实是他写《沉默之门》真正的动机。当然，这是隐藏在后面，非常隐讳的，但是他还是带有一种政治激情。我觉得到了《天·藏》的时候他更加冷静了，他试图把这样一种政治情怀上升到一种哲学，他从西藏文化中间找到了一种哲学的资源，他用西方的现代哲学和西藏宗教性的哲学思想进行对话，实际上他想用这样的东西来转化为他来处理现实、处理世界的一种思想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其实也提示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文学，为什么存在文学？

　　文学并不是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恰好我们要提供的一种这样的精神向度，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资源库存的东西。我觉得宁肯他通过他的写作，从他整个这个过程来看，我感觉提供了一个非常良性这样一个写作过程，他彰显了文学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宁肯的创作的确就是对抗现实中间文学越来越世俗化这样一种姿态。我觉得在今天来说，需要张扬宁肯所坚持的这样一种文学姿态。

　　我稍微再讲一点，从艺术上来说，我觉得西藏它也调节了宁肯的这种心理节奏，他的时间，刚才几位发言者都谈到了，他对慢是情有独钟的，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得越来越快节奏、这种时代列车越来越在加速度，但是他内心的钟摆始终在缓慢的摆动，这也决定他的写作姿态是舒缓的，而且他的叙述也是一种慢叙述，这不仅仅构成了他的这样一种比较稳健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使他观察世界的时候始终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一种对现实变化的警觉，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创作中间。我最后就归结一点，我想从西藏元素来谈的写作，我觉得对他非常重要的。另外我再次表达我这个意思，今天开宁肯的研讨会其实是非常有普遍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说，我是非常欣赏复旦大学这样一种学术眼光，思和老师的这种学术眼光。

　　主持人：

　　下面我们请同济大学的王鸿生老师。

　　王鸿生(同济大学教授)：

　　对宁肯再进一步的文本阐释也不必要了，最早注意到宁肯的作品还是鼎均文学奖第一次，《沉默之门》入围，当时我们有一个动意，就想给他争取这个奖，那是比较早的事，当时他是耿占南提议的。后来评施耐庵奖的时候，我感觉到文学性，他的文学性，他最后找到了文学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他在青年读者中间的反响使我非常意外，因为我开了博士生和硕士生的研讨会，专门搞了读书会，十几个学生一起，后来整出来的稿子大概有两三万字我没有发。

　　陈晓明：

　　我的学生也讨论了，我们发了。

　　王鸿生：

　　读宁肯几部长篇过来以后，我觉得他人物的有力感在什么地方？在诚实，他的故事里边主人公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不敢诚实，而比较糟糕的女主人公她就诚实。我觉得诚实是克服恐惧非常重要的途径，宁肯的人物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它内在的力量在于它的诚实，而且这种诚实的表达又非常节制。它是有节制的，刚才陈思和老师讲的我也非常感动，他都有时代的精神创伤、造成的文化状况，宁肯把握得非常精准，也很清晰，虽然是隐而不漏，但是也非常清楚。

　　我想给宁肯提的一个问题，我就谈一种期待，不谈具体文本了。

　　我在想莫言这一次授奖词他反复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强调文学大于政治。有些人认为莫言是一种托辞，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托辞，我认为把文学作为信仰本身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有特殊意义的。我们怎么来处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的创伤，我们的经验，我们今天的现实？这些问题，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事，就是能不能追求一种超越一般伦理就是元伦理的气质，我觉得德理达身上有一种原伦理的气质，我用比较书面化的语言表达一下这个气质特点，就是：按德理达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死与生之间学会叙述”，我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就是，这里面包含几层意思，一个是准无神论，自身保持和自身差异这种灵敏嗅觉，不断的突破小我越向无限的冲动，面向未识之物执拗的不妥协精神，充满锐意的把结构作为礼物，置于文本制作者的诚恳而优雅的丰度，凭触觉而凝视对象的秀色表情，向他人，向未来开放的决绝意志，有生殖力的多元性和多元立场，还有对幸存者伦理的彻底忠诚，包括在自己的文字中经历死亡的这种痛苦过程。这个挺书面化的，为什么我用这一段文字来提示和宁肯交流呢？因为在宁肯的作品中间我已经感受到了接近这种东西的东西，就是接近这种伦理气质的这样一种东西。但是我觉得还不够饱满，还不够自觉，我觉得是一种期待，这种东西在他的作品里我能感受到，能够呼吸到这种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还不够强大，可能还有现实泥泞的纠缠，这个中间，我觉得这个时候，那种真正的精神，或者说文学本身信仰的力量，我觉得应该让它的张力更大，我是这么感觉的。

　　主持人：

　　谈的很好，下面是我们王光东，上海大学的。

　　王光东(上海大学教授)：

　　我感觉到宁肯他是一个回到内心，有精神向度，并且把现实与生活纳入到作品里面的作家，我觉得这个内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性很有对抗性。内在的精神是他作品比较一致的特点，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边是很难得的，他的作品内在精神性和对抗性我可能并没有完成读懂，但是我试着去理解。

　　我想先谈一下《蒙面之城》，这个《蒙面之城》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它语言的简洁，纯净和它的力度，使这个作品整体的风格很有力量，我觉得在一个物质主义和技术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人的灵魂如何独处？人的生活如何展开？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小说里的马格漂泊流离，浪迹天涯的经历，展示了对多种生活的可能性，在现实层面上它与现有生活的对接，在历史层面上对已有文化的一个背叛，我觉得这些内容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生活的梦想。所以在这个作品里边，他的作品里边的那种精神，我觉得在生活的过程里边，这部作品对人的真实，自由，生活的尊严，还有人的本原心，有了一些很重要的思考和探索。实际上人在生活里边注定要脱离，脱离是对现实的绝望，是对人的精神和现实双重制约中所承受的内心痛苦和挣扎，我觉得这种脱离，或者说这种生活在绝处，这是一种精神的向往，而这种向度我觉得恰恰是宁肯来理解当下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所以从这个作品里边我读《环形山》，昨天拿到手这本书，这本书写的是侦探，但是这个侦探所看到的是内心的卑鄙与阴暗，是人的异化，在这个作品还原一下，给人的感受是强烈的，人是畸形的，情感也是畸形的，就是看到黑暗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作品里边我看到说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作品，而这种绝望只对现实，对人性的绝望，而这种绝望恰恰是他要逃离现实，并且与现实对抗和批判地一个视点。回到《天·藏》这部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宁肯内心与现实对抗，他要去寻找他自己拯救和救赎，这样一个精神的东西。《天·藏》这部作品，一个是主人公的生涯，还有一个他与维格的情爱，还有与佛学的对话，在这个里边它所展示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理，他始终过着形而上的生活，以自身为哲学对象，思考着人与朋友的关系，他和维格精神的交往，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但是这个内心和精神与马丁格，与父亲的哲学，他探索的是灵魂的问题，也是精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宁肯的作品对人的灵魂和生存问题思考和探索，在我们这样一个喧嚣混乱，浮华的时代，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主持人：

　　下面请复旦大学的王宏图。

　　王宏图(复旦大学教授)：

　　宁肯的作品我读了《天·藏》，后来才读了《蒙面之城》，后面读了《沉默之门》，我个人特别喜欢《沉默之门》，这个语言也特别有张力，我发觉这三部作品创作历程也是心里历程三个阶段，《蒙面之城》还是狂放青春的颂词，到《沉默之门》，当然里面涉及到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这也是一部描写李慢成长的历史，到《天·藏》他发表年近50了，年近50是非常危险的年龄，像托尔斯泰一样，精神上突然产生一个危机，就要开始转向宗教。虽然《蒙面之城》和《天·藏》写的是西藏，但是涉及西藏的维度不一样，《蒙面之城》的西藏还是一种诗意的东西更多，或者人物活动的背景，到了《天·藏》，这个西藏就变成一个寄托精神探索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对西藏内在精神的认识，他里面还借法国马丁格父子，跟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还有维格和王摩诘，特别有意思，到最后女主人发现王摩诘内心的黑洞，她战胜不了它，就逃离这个选择，包括性变态，SM，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尽管出现很多西藏很多具像的描写，实际上是精神的长篇小说。它不是表现具像，它更主要的是一种精神体，宁肯这个探索很有意义。

　　但是精神体的东西也是很危险的题材，从20世纪世界范围文学史来看，因为主要在中欧那些地区，像20世纪奥地利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后来昆德拉文学的小说，包括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出版的一本托马斯的《浮士德博士》。《没有个性的人》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就是1916年奥地利皇帝登基70周年搞活动，它里面主要并不是内容的情结，主要是写主人公对各种事项，各种生活当中点滴感受那种感念，昆德拉野心更大了，把小说做成综合散文体，里面不仅包括我们习惯的叙述描写，各种历史文献，简直是一个大杂烩，可以包容文学，可以超越，综合的文体。

　　宁肯作品当中《天·藏》里头，有大规模的哲学认识，我发觉在当代汉语小说当中不多，维格跟王摩诘，维格是西藏背景，王摩诘是90年代内地知识分子，某种程度可以跟《沉默之门》李慢联系起来，李慢如果没有进精神病院他可能就到西藏去了。也可以做这样的对比联想，在里面精神的探索，里面也涉及到暴力的因素，比如虐恋，黑洞，最后使维格感到害怕。

　　我前面提到精神性长篇小说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过分沉溺理念，这不是宁肯个人的问题，这种题材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它会带来理念的成份过多，随后感性的形象反而被淹没了。这个小说作为他本人的创作，或者在当代汉语小说当中精神探索是很有意思，我发觉从感性层面上面，跟《蒙面之城》，特别跟《沉默之门》倒逊色了不少，因为它很多段落，过多的充斥着的哲学思辨在里面，最后它的结局当中，包括王摩诘跟维格冲突当中可以有更多提升感性的意味让我们来回味。

　　主持人：

　　非常好，大家都讲的非常好，下面先休息五分钟。

　　主持人(陈晓明)：

　　我们目前计划一个人10左右的发言，后面还可以再补充。我很荣幸叫我主持，我主要是掌握一下时间，充当一下这个工作，我们就开始下一轮，先请施战军教授，他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刚才他晚到了，这是国刊的主编。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在这个场合开会是第二次，说起来我也算是复旦大学的人，我在这儿做过访问学者，感觉在这儿发言还是有点怵。我曾经在两年以前，在鲁迅学院那个时候给宁肯开过研讨会，那时候《天·藏》刚刚出来，当时所有人发言之后我做了一个小结，现在很多人还提到。我觉得宁肯是一个很特别的专家，很多老师都说到了，他特别在哪里呢？他没有按照既有文坛的潮流写东西，他按照自己认定一种天然的韵律来写，自己流淌在哪儿就写到哪儿，以这样一种结构节奏来写自己的小说。最早的是《蒙面之城》，那时候宁肯不光写诗，还写散文，写了大量的散文，当时也是“新散文”阵营当中非常强大的一位。《蒙面之城》之后他散文基本不写了。前一段时间我主编了一本书，就是历届高研班我认为强的作家，我还约了宁肯，把他的新散文出一下，那里面很多题材也和西藏有关。

　　我感觉宁肯的作品太特别了，有时候他的作品拿来的时候你翻开的时候，每一部作品我一开始看都不舒服，但是读过之后都想读第二遍，当今这样的作家真的不多。比如他的《蒙面之城》，就是带着青春，起码是青春的余温在写东西，它的结构非常有意思，它的叙述非常令人着迷，而且《蒙面之城》是横撞式的结构，而《沉默之门》是纵向分析式的结构。到了《环形山》他做了一些修改，我注意到，尤其在结构上他有所调整，人物，还有背景等等都做了一些修改，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它是一种空间呈形式的这样一种结构，人物在里面凸现的更多。前面《蒙面之城》主要是事，《沉默之门》纵向分析式的这种结构它是故事嵌入的比较多。到了《天·藏》，这个小说我觉得可以读成天藏，它藏着很多追问，可以说是综合追问式的结构，是一种综合的交响。如果说《蒙面之城》以世情为本体，《沉默之门》是以故事为本体，《环形山》以人物为本体，《天藏》就是理据为本题，就是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人何以如此”，？是人本身追求精神之塔矗立的过程，为什么他经由的路径是那样一种东西？充满了暴力的东西，虐的东西？人何以如此？我觉得“人何以如此”比“人是什么”更能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

　　宁肯这四部长篇小说，整体看的话我觉得宁肯建立了自己写作巨大的建筑，这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大致可以归为一种现代象征派的那样一种写作的东西，它很多故事的基本扣节都是一个寓体，比如《环形山》中的马术，围绕马术那么多的人，包括那个教授，里面的男男女女，围绕与马术相关，马术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喻体，里面有马格，他对马比较有兴趣，前面马是不可驾驭的人，他后来在《环形山》是马术。

　　另外，宁肯是有一个整体想法的作家，他整体建立象征主义的架构，我发现他在具体的行文里面，刚才大家提到很多外国作家，他具体的行文里面藏着一个卡尔维诺，里面藏着卡尔维诺那种手法，而它又是整体观下写作的作家，在这种整体观下它的抽象，是辐散着非常大的意韵的网络，他想以他的小说来把握世界，甚至是把握宇宙的基本规律，他想通过这些东西来展现。他身上有一些卡尔维诺的气质，他写成长也好，甚至是西藏背景，他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岛屿，像西西里岛，他没有把中国现实生活，历史，等等，直接连接上，他特意断一下，尽管我们可以从里面读到很多现实人生的和历史来源的线索。他把自己的写作建设在孤岛上，在孤岛上建立他自己的世界，建立他的玛雅预言，我们通过他的创作发现，他是一个刺客，他对寒光闪闪的东西特别着迷，尤其对黑特别着迷，写了那么多黑的情景，封面都是黑的，为什么是这样？我想起古人说，说知白守黑，他心里有那样一种报复，从这个报复来分析，他恰恰又是中国的一位作家。

　　主持人：

　　下一位是张新颖教授。

　　张新颖(复旦大学教授)：

　　我读宁肯的时候，其实我最早读的是散文，这一次比较集中的读他的几部长篇。我跟宁肯不熟悉，这还是第一次见面，我读的时候我在想写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人？特别在读《天·藏》的时候，我觉得王摩诘这个人比较固执，或者说比较偏执，他老是在问一些事，问一些问题，而这些事和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总是纠缠的，纠结的，然而你还会觉得他是一个“不通”的人，因为“不通”所以就有很多的痛苦，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想不明白，想不明白还拼命的去想。不通，偏执，他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偏执不通里面我才感受到这个作家和别的作家不一样，不一样在不通和偏执，或者在固执里面，这是一个作家最优秀的品质。他写西方哲学和佛教的对话，如果“通”了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通”了之后也不需要文学，也不需要来问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固执的，痛苦的，来纠缠一些问题，而且纠缠到底的。而这个人本身他又不固定，比如他随着时间的流动，他自己在那变来变去，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你自己也把握不大住，这是我第二个感觉。

　　我觉得宁肯小说的空间很大，我觉得这样一个作家，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在他写作的时候，和别的作家不一样，有的作家喜欢他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可以掌控的，我可以掌握这个世界，我可以掌握我的人物。这样写出来当然可以写的很好，技术上很娴熟，没有漏洞，但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小于这个作家的的东西的。而宁肯的小说的世界是大于他的，他总是在写一个大于他的世界，以及大于他的人和世界的关系，甚至大于他里面的自我。他自我内心的深度一直挖下去都会超出他自己的掌握程度。大于作家的这样一个东西使宁肯的小说空间就显得特别大，而这样一个东西在当代文学里面是非常好的。

　　从作家和他和世界的关系来讲，我们大部分作家还是可以掌控他的世界的。但我还是喜欢大于自身的，把握不准的，但是一定要去把握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个东西不仅仅是作家把握不住，我们在读的时候，那些问题我们也把握不住，但是这个时候开拓出你无限延展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天·藏》这个小说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几乎可以说《天藏》是一本无限的说。这样说可能是有点夸大了，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一个世界不是有头有尾，你读完这个小说，这个小说里面讲的事情，或者讲的故事，讲的人物就解决了，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如果没有解决我还读它干嘛？但是宁肯这个东西就要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边界的一个东西，这是给我最大的感受，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还有大的叙述上很有意思，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叙述有的时候他一句话你会看出他的品质，比如他《天·藏》一开头写王摩诘一出场，戴了一个灰格子的围巾，说灰格子的围巾是他灵魂的延伸，这个不在于他像不像诗，两个句子那个幅度一下子拉大了，非常具体的灰格子的围巾，然后讲到灵魂的形状，这个语言的弹性，那个幅度、可以这样自由的来做叙述，非常了不起。我自己的书没有带来，不多举这样具体的例子。因此，宁肯叙述上常常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既使你要读下去，又使你要停下来，我觉得这个很好。一般小说的叙述我们叫做转喻式的结果，就是让你读下去，诗歌叫隐喻式的叙述，就是你要停下来想一想，《天·藏》就是这样，《天·藏》就是你既要读下去，你又要停下来，他把叙述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我也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

　　节约了好几分，我觉得张新颖说的这一点非常好，下一位是杨扬教授。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宁肯这个作品，我最早读他的作品是雷达介绍的，去年参加矛盾文学奖他的《天·藏》也是评价非常高，最后拿下来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情节跟八九有点关系。我后来也想，既然要评矛盾文学奖，这种情节就不要在里面出现了，因为矛盾文学将是国家的。真的要评价这个情节出版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技术上的处理，但是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说明宁肯的小说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处理。

　　另外一个，读他的作品，刚才大家讲慢，他不仅作品速度很慢，另外他自己写的进度也是非常慢，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读到他的新书，他的量是不高的。读他的作品我感觉你快不起来，我们感觉莫言的作品都可以非常快，但是读宁肯的作品始终快不起来，这其中的原因我没有很深入的想法，我自己从阅读体验的角度来说，觉得他的作品写的很细腻，如果中间几个段落，或者几页抽掉，发现后面衔接不上去，你读他的作品非得老老实实，有时候读了一遍以后还不够，还要读第二遍。评茅奖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小说是我在两百多部小说里面花的时间精力比较多的，这样一种写作，包括这样一种作品，我觉得在我们整个时代有一点特别，未必它的文学理念一定是纯文学的理念，我觉得作者对周围的世界，包括对文本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种理解。

　　从小说美学上来说，实际上一直有一个两难境界，是继续走新文学道路，还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退到传统当中，做一个说书人，宁肯的作品超出这两个范围之外。王安忆早年强调思想启蒙，现在又把写作作为职业化，我觉得作家的一生命中注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你只能写这样的东西。宁肯只能写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天·藏》这个作品是非常奇特的作品，解释它的时候是有难处，因为从个人的评价趋向上，我是觉得小说，尤其是今天的小说，中国的小说可能它以后的趋势是中国化的色彩更加明显，因为经过前面一轮的模仿以后，大家看到在视觉化过程当中中国小说定位定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现在比较多的还是跟中国传统衔接在一起。

　　宁肯他这个作品我觉得跟传统的联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所以它里面出现很多西方背景下的一些知识话题的一些问答，这种问答有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因为他采取了很多西方一种哲学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包括刚才也讲到德理达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生命力，这需要重新考虑。宁肯应用了这些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我觉从小说写作的角度来讲它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带有寓言性的，或者文学符合的一种，是一个作品当中的人物他所关心的，或者他所思考的，包括他所置身的时代环境是什么样的时代环境。

　　我看他的《天·藏》作品，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么有思想的人物跑到西藏去，然后在西藏跟这些喇嘛，包括跟底层人物，在这个里面展开他的思考，他为什么不回到一个热闹的城市？或者到更符合他知识身份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展开他的思想？这里面我觉得他的小说确实有意识的在跟现实保持一种距离，为什么他要采取这样一种姿态，这个我觉得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现出他对现实知识界的某种不认同，所以里面的人物都是另眼相看，杜维明说中国的好事都是这些人做的，中国的坏事也是这些人做的，这些人像一口井一样，没有办法跟他很深入的交往。宁肯这个里面比较多的，他宁可摆在西藏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来进行思考，来进行摸索。很多人愿意讲知识分子写作，我对张伟的作品从头到尾都是投反对票。宁肯的作品我觉得这种交集非常好，他有意把自己各种语式投入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来认识，来思考，所以这个作品我看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比较欣赏。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作品注定在这个大的气场里面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就如此了。

　　今天陈老师他们开这个会我觉得确实蛮好的，把这样一个作家的写作提示出来，让大家注意。现在我觉得很多有关小说的一些讨论都是是是而非的，讲了很多的牛，也说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都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自己最近在编辑莫言研究资料，编的过程当中把很多的文章看了，看多了之后不是说思路越来越清晰，看多了以后反而好象越来越难以把握，写这个后记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你说莫言好好象没有多少意义，现在我太身处于中国的语境当中，无论是认同，还是批评，都在同一个屋檐上，有的时候到西藏去，或者我们用一种异域的空间表达当下的感受可能更好，我觉得从小说写作来看，甚至文学评论来看，都有一点意义。有的时候确实很难，现在我们讨论一些问题，无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好象都在同一地平线上，有的时候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出路，或者讲一种新的可能，宁肯的小说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主持人：

　　杨扬做了一个非常诚恳细致的发言。下面请张业松教授。

　　张业松(复旦大学教授)：

　　我读宁肯的东西是好几年前。我想从网络文学这个地方说起，因为我这个学期教一门课，就是文学。前面陈思和老师讲禁忌文本，我觉得当代的网络文学当中，网络文学和陈老师提的禁忌文本两者之间是有一个交叉地带，在网络文学当中实际存在着相当大量的所谓的禁忌文本，就是没有办法在纸面出版，或者在纸面讨论的东西，网络文学在进听可能已经是没有一个特定类型的文学作品叫做网络文学，而是所有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学文类，今天的文学文类都多多少少具有了网络的背景，然后这个存在于网络上的文学景观大于我们今天通过报刊杂志，通过出版社，通过印刷的媒体看到的东西。具体到宁肯来说，从《蒙面之城》，到现在我翻到的这两本，《沉默之门》和《天·藏》这两本书来说，可以清晰看到网络文学的成长，而且我节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典型，典型在哪里呢？典型在《蒙面之城》它是一个非常富有青春气息的文本，就是要走出去，一个人要走出去，然后探索外面的世界，始终不能停下来，在路上各种各样的诱惑，都不能留住他，这个前面宏图也说到了，就是在世界文学中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类型，就是要探索昆德拉《生活在边处》，天边外什么东西呢？安德鲁走了一通又回来了觉得什么也没有。这样一个富有青春气息的文本一直走下来，走到《沉默之门》，欲说还羞，然后走到《天·藏》。我初步的判断起来，这一个作家，这样几个文本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家的形象，我想非常的清晰，这几个文本处理这个东西对这个作家来说始终是一个，这些文本都是用来解决来处理他自己始终无法处理，或者不释怀的问题，对他来说非常紧迫的问题，一直尝试在不能说的地方他还努力的说，他自己实际上说不来的地方把握不了的地方他也努力探索做这样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文学当中宝贵的一种东西，就是执着于一个对自己非常紧迫的，就是关乎自己生存的关键点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关键点的东西是什么，思和老师前面的阐释非常到位，就是这个问题，对于创伤的记忆，或者精神的冲击，这样一个东西始终在这儿，他努力通过自己的写作去处理。

　　刚才大家提到了很多外国作家作品，他可能有的写作过程中的借鉴，可能有对照系，这一点我想到我们经典的中国作家鲁迅，讲到《为了忘却的纪念》，非常有感触的就是接触到了这一点，对鲁迅来说为了忘却的纪念，包含的东西对鲁迅来说是什么，对创伤性记忆来说，个人始终紧迫的问题，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消失自己的消失，而是在时间的添加当中反而使它变得更加重大，这个重大到使他不能呼吸，这样的写作就变成了一种自救。从《蒙面之城》到《天·藏》，我看到这个作家是一个自救性的写作，我觉得是在这个点上，这个首先非常关乎他自己的，我只有通过这样的写作去把自己救出来，把自己从这个沉重当中释放出来，这个写作的意义首先是在这儿，这是我觉得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

　　张业松教授谈谈到不可言说去言说，去理解他的自救，这个思路很有意思。

　　我们请下一位严锋教授。

　　严锋(复旦大学教授)：

　　今天是来向宁肯致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很早就读了你的作品，感觉到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我特别难忘的是今年春天在华盛顿大学研讨会上，陈思和老师谈你的作品，而且是以一种美国学术界他们比较陌生的方式，一方面是学术的，另外一方面结合了个人的记忆，国家历史，当时感觉到真的完全把他们镇住了。跟陈老师出去开会几次，在国外记忆特别深刻，还有一次是十多年前在日本讲民间，那一次可以没有录下来，陈老师真的进入到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了。

　　当时听的时候，我一边听一边想起另外一个事情跟陈老师有关，2001年中国文学文选，当时把网络文学那一卷让我编，是短篇的，我在序里面特别介绍你的《蒙面之城》，业松刚才这个思路非常好，从网络的角度梳理你的渊源，你的网络文学当时有一个说法，实际上是反网络文学的网络文学，跟当时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开始就是矛盾，一开始就解构了网络文学。

　　我觉得跟新媒体这种关系，其实我在想蛮有启示性的，从一开始非常看似矛盾，实际上有一种启示性的姿态。到了《天·藏》我还是想从媒介的角度，因为你这个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实验性，难以想象的篇幅，哲学，宗教，还有注释，福柯，德李达，一般人看吓坏了，很多人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回到最早的网络文学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在表明你对新媒体的一种姿态，因为我发现你这个问题恰恰在新媒体的叙事当中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困难的，现在影视，网络，多媒体代表的这种虚拟现实，它完全可以把一个现实非常逼真的复制到你的面前，但是这里面其它高于现实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所以我觉得你是真正在思考一个文学的走向，在面对一种新媒体叙事的时候我们传统的语言文学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正好看到莫言有一个，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讲的，莫言对感觉非常感兴趣，听觉，视觉，他特别讲到嗅觉，他嗅觉是受到福克纳的启示，一开始班级闻到了冷的气温，这像超常的感觉，莫言觉得一扇门向他打开，影视可以复制很多东西，但是他没法复制嗅觉，传统文学一直在寻找我们最本质，最独特的东西，再过20年新媒体把这个阵地也可以攻下来，但是那时候语言还可以发现其它新的东西。

　　再回到媒介性黑德斯米勒，他说文学是虚拟现实，就是用电子数字来模拟这个世界，但是这个虚拟现实其实有一点它不是现实，它一定是高于现实的这个东西，其实所有的艺术它都是以某种方式来虚拟这个现实，我也想到陈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讲到，他说在艺术里面那个苹果一定不是生活中的苹果，其实这个也是在讲虚拟现实的意思。说到这个虚拟现实，刚才我在听杨扬他讲到宁肯这个作品跟现实的距离，他的寓言，包括你写西藏如真似幻，他其实是在创造一个虚拟的空间，你不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对现实这样一个复制。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实际上恰恰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体现出，所谓的电子虚拟媒体的一个差异，包括所谓现在的网络文学，它其实有虚拟，但是它没有现实。我觉得你是某种意义上的虚拟一点现实，我今天在想，今天各位讲的非常好，像元宝讲的诗与真，也是在讲虚拟与现实的东西，因为虚拟是一种浪漫的，你对现实有不满了你才要去虚拟现实，这种真，我在想你这个作品当中虚拟部分没有问题，这个真的部分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大家今天在那里探讨的创伤，记忆，历史，知识分子的这种疼痛，包括自我的一种反省，困惑，这个我觉得是完全需要文学的，甚至电影都很难表现，你在两个小时里面怎么融入那么多的思考，反思的这样一种内容？

　　另外你在写西藏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写西藏的东西很多，但是你是跟他们拉开了距离，写边地的东西很多，他们是一种猎奇似的，你是一种既不是平视，也不是仰视，你是在对话，包括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你不是一个游客，这很稀少，就是我们怎么去写域外，很容易落入俗套，我对比的一个原形，就是《狼图腾》，《狼图腾》就是一种欺骗，蒙古人说他们根本不崇拜狼，这违反历史的，他说中国没有狼性，所以他要输入狼性，他销了两千万册，他是仅次于毛泽东语录翻译的著作，但是这个很糟糕，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狼性，我们血液当中有这种东西，我们狼性太多了，他还要给我们补，他恰恰迎合了我们的狼性，他用虚假的蒙古来欺骗内地小资。我觉得你对西藏，你这个里面几乎有令人头痛，大幅的哲学，宗教，藏传，包括西藏的历史，这个是通过里边的维格来叙述的，这里面有元宝说的真，你另外叠加了诗，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另外，我觉得有两种未解决，一种是解决不了，另外一种未解决状态，你真的体现你的挣扎，搏斗，灵魂的痛苦，还有非常深入的那种哲学，宗教，各种方面的思考，然后你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未解决跟那个未解决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后，我记得你在矛盾文学奖没获奖，当时网上有一个人的评论说的非常好，他说祝贺宁肯没有获得矛盾文学奖，他说你是在完全另外不同的山峰闪耀。

　　主持人：

　　谢谢严锋教授，发言非常有意思，特别最后说在另外一个山峰闪耀，你强调的很好，非常好。

　　下面请栾梅健兄。

　　栾梅健(复旦大学教授)：

　　我简单讲讲。我觉得宁肯的故事编的特别好，莫言也讲他是编故事，但是莫言的编故事是通过传统的，从时间空间来编，但是宁肯是有思想的，有寓言的，用隐喻来编故事。《沉默之门》当中最后写到李慢和杜眉结婚了，两个人结婚了，前面没有铺垫，没有怎么样，但是故事就出来了，这个故事带有一种现代思想的变化，跟莫言那种传统的，时空的变化，不大一样，这样一个故事变化适合我们现在人的审美需求，更让我们有思考的空间。我不展开讲了。

　　王德领(文学博士，《天·藏》责编)：

　　各位老师讲的都非常好，《天·藏》这个书我读了好几遍，因为编嘛！编《天·藏》的时候我读一遍就有一遍的收获，我觉得小说好像有一种无限增值的能力，这在当代作家里面是非常罕见的。

　　我跟宁肯也是同事，经常见面，我觉得他在当代作家里面非常独特，他非常有抱负，有非常强悍的主体意识，刚才陈思和老师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向下走的，我觉得宁肯的写作是向上的写作，这个也非常突出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他对精神的重视，我们当代的写作太形而下了，对精神的关注非常不够。《蒙面之城》比较快，到《沉默之门》慢下来，一直到《天·藏》更慢下来，我觉得这是宁肯对时代的态度。整个知识分子对80年代是有症结的，在90年代积蓄，那么到现在怎么看那个症结？怎么突破那个症结？刚才严锋老师说茅奖，把一些东西去掉，我觉得也对。我们做西藏的书上面也审，报批了，批下来了，正面还是比较积极的，我们在编的时候稍微处理了一点，如果处理太多这个作品就受到伤害了。《沉默之门》也是我们出的，当时出《沉默之门》的时候也是，刚才说是禁忌之书，确实是这样，但是当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一个稍微隐匿的方式发出来。

　　另外就是小说的复杂性，可能《天·藏》更是这样，这里面像一个迷宫似的，设置了很多意义的障碍，引导我们去探索。

　　另外，宁肯的西藏不是奇怪性的西藏，我发现现在西藏成为了一个奇观了，但是宁肯的西藏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西藏，确切的说是汉人知识分子的西藏，我们浮躁的时代可能需要西藏作为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心灵的庇护所，一个救难所。

　　我就说这些。

　　主持人：

　　那下面请宁肯做致辞。

　　宁肯：

　　时间非常有限，我最想讲这么几句话，我用最简短的方式。

　　第一，我觉得能够在复旦大学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感到非常的荣耀，在我看来复旦大学是一个文学圣地，举办过当代许多杰出作家的研讨会，而我作为一个成绩很小的作家，能够到这样一个殿堂感到荣耀。

　　第二个意思，所有的讨论涉及到我的写作，我在听的时候也在考虑，我对写作最大的一个感受，我的写作的不同，刚才各位老师也谈到我的写作与众不同，不一样，特别，实际上这些东西让我感到自己非常的孤独，在这样一个喧哗的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我的写作非常孤单。但是同时这种孤独实际上是在寻找另一种空间，另一种孤独，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第二个我，这个我是谁呢？这孤单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我突然就发现是陈思和老师。这一点我不是夸张，就在冥冥中我完全不认识思和老师，他竟然在红楼梦奖的评决选中那样的力挺《沉默之门》，我完全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没有呼应，实际是有的，就是思和老师，只是我不知道。后来偶然见面才知道，他跟我讲到贾植芳老师，他说你这个作品有个人物倪维明有点像我的老师贾植芳。正因为找到了这样的孤独，才有今天我的作品讨论会，因此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多么孤立无援到最终他总能找到他的另一个他，他另一个我会让奇迹发生。

　　第三个意思就是感谢，我很想上来就讲感谢，但我觉得那样感谢不足以表达感谢，我只有说了上面这两点之后我再说感谢大家就可以理解，所以我感谢思和老师，感谢复旦大学，感谢上海的各位批评，感谢我们北京作协给我的支持，我在北京作协居然能够找到我第二个老师，就是王升山秘书长，我们俩是兄弟，我要感谢北京来的三位，在昨天世界末日那种情况下实现了这种跨越千里的，从北京到上海开我的研讨会，确实让我感到有一种，我当时想到一个词，风萧萧汐大家感到很恐惧的状态下来到上海。

　　最后我还要感谢上海，上海是我文学的出发地，我的处女作1982您在上海萌芽上发表，到现在正好三十年，所以我非常感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