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章士钊

　　我曾写过《周作人传》，在序言里说：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第一，日记迄未完整印行；第二，书信很少搜集整理；第三，档案材料不曾公布；第四，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第五，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所以目下实在难以写出一本像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因为材料不足，即便平常议论，也容易说不周全。

　　余斌《周作人晚年窘境一斑》一文云：“据《周作人年谱》，一九四九年后周与章士钊似并无联络……”其实《年谱》于此失载之处，早经陈子善《成就与不足——<周作人年谱>增订本略评》一文指出。陈文抄录了周作人“甲午仲春二日”即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所作七绝《口占赠行严先生》二首：“甲子年间旧甲寅，追怀琐事倍思君。闭门不管千夫指(不用鲁迅诗语)，写出新诠酉靺文。侃侃当廷论冀东，书生毕竟是英雄。若将形迹求同志，绝倒汪江有二庸(江庸律师为汪庸斋辩护)。”并说：“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女师大事件’中与乃兄鲁迅站在一起，与‘老虎总长’章士钊对抗，这是文学史上颇为有名的一桩公案。时光飞逝，到了五十年代，章、周两人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周作人还是与章士钊‘相逢一笑泯恩仇’。”按，周氏后一诗系咏章士钊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庭担任殷汝耕之辩护律师事，同时章氏还为周佛海等辩护(均见《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周作人章士钊晚年“化敌为友”，或与这不无关系。余文恰有“二人之间身份悬殊，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之类，根本谈不上”之语，若知此节，一番议论大概要做些推敲了罢。

　　无独有偶。许宏泉《章士钊：孤桐不孤》一文亦云：“一九四九年后，章士钊作为最高领袖的座上宾，很多昔日的友人都会想到通过他同上面说说话，当然，目的各有不同。一九六六年，生活艰难的周作人也无奈修书与章氏。从现有文献来看，一九四九年后周与章似并无交往。周当然是出于无计才会硬着头皮希望通过他上达天听。……回想‘三一八’时间当年，周作人深恶痛绝‘章士钊之流’，大抵《甲寅》之始，周作人的笔就直指这位身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大虫’。如今，周氏之举，不能不说是‘苟全性命’的走投无路之为吧。”证以前引周诗，这节文字也得打些折扣。“说有易，说无难”，正好用在这里。附带说一句，“大抵《甲寅》之始，周作人的笔就直指这位身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大虫’”，稍嫌淆乱。章士任以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而兼教育总长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甲寅》周刊出版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此前章氏还办过《甲寅》月刊(一九一四)、《甲寅》日刊(一九一七)。周作人首次对“章总长”有所讥讽，见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京报副刊》载《非逻辑》一文，至五月四日该报载所作《论章教长之举措》，斯可谓“直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