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让永恒获得现实的安放

　　马季 作家、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协中国作家网副主编，《中国文情报告》编委。著有长篇小说《逃亡者》，短篇小说集《月光奏鸣曲》，理论专著《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透视与备忘》等。

　　莫言的小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把读者带入如梦似幻的情景当中，然而，又能使人不知不觉触摸到那个梦幻——从而呈现出艺术的真实性。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叫做“高密东北乡”的原乡意识。正是这条似有若无的精神根系，使莫言的小说有力地腾空，完成对叙事客体的自由穿越。尽管莫言众多小说文本的叙述者身份不一，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能够快乐、淋漓尽致地抵达生命的本真状态。同时，“复调”叙事所产生的文本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形成了错杂的话语空间，使得莫言的小说负载着洪涛般的生命气息。简而言之，莫言善于把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熔成一炉，烩为一锅，揉成一团，其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无论从力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具有浓烈的个性化色彩。尤其是他的历史叙事，对小说如何处理中国人的复杂经验和潜意识，如何描绘外部环境对人物内心的折射，雕梁画栋，构建了全新的图景。

　　就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我个人认为，《红高粱家族》应该是其巅峰之作。尽管后来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不同向度上拓展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视阈，却深陷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缠绕。这种“大道”文学意识，是当代中国文学深陷尴尬境地的根本。“我们人类擅长重复自己。如果我们不愿重复，如果有赞美不断微妙变幻的人生节奏和质地的文艺作品，而我们看到后感到畏缩，那么，我们便忽视了生活的本质。”(卡宁汉语)我偶然读到这句话时，感觉它无意中切中了我们的要害。当然，莫言还是警惕的，他的作品中每每出现“走偏”的人物形象，恐怕是他有意识对“大道”文学的脱离与修正，其实质乃是作家对世界的怀疑态度，以及对生命可能性的探求。时隔20多年，重读《红高粱家族》，我承认这是一部天做之作，一个作家的幸运正在于上天给了他这样的机会，用他的笔写出在当时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的作品。《红高粱家族》讲了什么呢？它是在酒神精神的引领下，讲述了永恒的人类精神形态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让永恒获得了现实的安放。它的文学意义在于进入了无比自由的空间——用自然的人类精神替代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人与人的直接对接，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接。莫言一直在寻找不同的写作路径，希望在变化中得到新的灵感，我想他得到了他该得的东西。

　　英国女作家J.K。罗琳最近上演了一次转身，《偶发空缺》是她为成年人写的第一本书，为了与哈利·波特系列作出区分，罗琳努力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不再用童话式的干净语言，而是让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社会习气。罗琳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许多读者阅读后表示不能理解。她已经拥有了一个作家能梦想到的一切，为何还要带着这种尖锐、深刻和愤怒的态度，描述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议的社会题材，难道是不甘寂寞，不愿离开舆论中心？也许她自己的话能为此做出解释：“作为作家，你必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或者需要写的东西。我需要写这本书。”不再依靠情节取胜，而更重视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这正是J.K。罗琳尊崇内心作出的选择，这部作品可能并不完美，但变化本身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