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应富有诗意——《莫洛集》编后记

　　在父亲离开我们，为我们留下沉重的悲痛和无法填补的精神空缺的时候，整理、阅读父亲的诗作，我们似乎也跨进一个父亲生活着、追求着的，交织着真实与虚幻、过去与未来的诗的王国，重新沐浴着融融的爱意了。

　　在现实和诗歌的世界里

　　父亲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年代。作为一个爱国热血青年，他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领导学生风潮，创办进步刊物，组织战时青年服务团，奔赴苏北抗日前线……在这同时，我们又总能看到，诗始终陪伴着父亲。诗的灵光照耀着父亲，诗的理想鼓舞着父亲，诗成为父亲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父亲同时生活于现实和诗这两个世界：他脚踏实地参与到现实的斗争中，沉稳坚实地做着救亡工作；在工作之余，在行旅间隙，在片刻的喘息休憩之时，另一个诗的世界又展开在他眼前。在父亲的一生中，两个世界是相互支撑，相互辉映的。他以诗的理想和境界来对照、勉励人生，又将切实的人生体验融入诗的世界，从而成就了他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和独特的诗歌创作。

　　苏北抗日根据地之行，为父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次险情四伏、历尽磨难的行旅，同时也是父亲的精神之旅，理想之旅，它激发起父亲蓬勃的创作激情。《渡清弋江》、《枪与蔷薇》、《麦熟时节》、《陈毅同志》、《炊事员》、《战马》、《月亮照在江南》、《我们渡过长江》、《风雨三月》等等，就取材于这一经历。

　　在长诗《渡运河》中，抒情主人公“我”出于爱和热情，燃烧着青春烈焰奔向运河。这不是为了探访运河古老的故事，不是为了倾听怨愤的诉说；运河作为祖国和人民的象征，与“我”的命运休戚相关，“我”理应为涤除耻辱、捍卫运河而战。诗人以丰沛的感情，依次展开了“奔向运河”、“运河边上”、“早安呵，运河”、“渡运河”、“在运河彼岸”、“离运河”等六个乐章，交织成一首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凸现出抒情主人公“我”和运河的丰满形象：

　　冬夜，“我”来到运河边上，在像“病瘦的老猫”孤独地蹲在堤边的茅舍里，“火油灯缭绕着黑烟/混搅着羊骚的气味”，被惊醒的女人抱着孩子，挤在男人中间，“用胆怯而畏缩的目光/凝看我这生疏的远客”；而亲热的笑声顷刻间融化了隔阂，“在兴奋的谈话里/他们已经向我/亲切地称呼‘同志’了……”

　　清晨，“我”踏上运河的堤岸，“我伸手在水里/试探河水的温凉/像抚摸少女的面颊/河水漾起波纹/张开娇美的感激的眼睛/她亲切地，嫣然地/笑了……”

　　《渡运河》是一种纯情的抒写，尽管长达六百多行，却浑然天成、深厚纯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应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长诗写成于1941年4月8日盐城袁家河，据父亲回忆，当时一气呵成，写成后几乎没做改动。它最初发表在天台一份地方报纸上，真正面世则等到1948年5月，收入“森林诗丛”由星群出版社出版。在这新旧交替、社会动荡的时代夹缝中，诗集的发行和社会影响力都受到了限制。

　　诗歌所展现出的父辈们那种理想主义思想、燃烧的激情和献身精神，在今天似乎已经变得相当陌生了，而它却不能不令我们感动和钦敬。对于父亲来说，即便身陷囹圄，遭受监禁，也仍然壮心不已。在他眼里，囚牢只是“诞生新世纪的产房”，是“历史的转运站”：

　　那幽囚自由的“黑屋”，结核菌撒播种子，开出黑色的花，残忍地扼断一个个生命的呼吸；铁门贪婪地吞噬着，吸干他的血，吃完他的肉，“咀嚼得腻了，于是才懒懒地把他吐出来”；可是，高墙却隔不断熟悉的歌声，困不住灿烂的梦境，而信念就像落入蚌壳的沙粒，在时间和痛苦的琢磨下，成为光芒闪炫的珍珠了。

　　在组诗《黑屋》中，诗人的情感显得更为深厚了，简洁的抒写正如同黑白木刻画，遒劲有力。

　　散文诗成为主要抒情方式

　　父亲几乎是同时开始诗歌和散文诗写作的。纵观父亲整个创作生涯，前期显然以抒情诗为主，其后则逐渐转向散文诗创作。时代风潮的荡涤冲击、传奇生活的强力吸引和投身斗争激流的切身经历，都迫使父亲不能不以诗歌，乃至长诗和组诗来抒发炽烈、绵长的情思；而在1942年之后，由于陷身沦陷区与直接的战斗相隔绝，孤寂苦闷的生活则让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和更迫切的欲求来作内心审视和拷问，于是，散文诗创作也就更显得得心应手了。

　　1942年至1945年，仍然是父亲诗歌创作的丰收期，而其创作激情却源于此前的亲身经历，是前期丰沛情感的绵延，但经过时间的积淀和过滤，变得愈加晶莹剔透了。如果说，诗歌长于抒情，而散文诗善于捕捉心灵的微动并作智慧的哲思，那么，散文诗是与父亲的天性更为吻合的。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散文诗开始成为父亲主要的抒情方式。

　　在父亲的散文诗中，有跣脚蓬头，把自己血红的心埋进土穴，播撒爱的种子的“播种者”；有背着“责任”的行囊，风霜雪雨永不休止地走向不可知的远方的“投宿者”；有站在人类的神秘的门外，固执地拷问着灵魂的“诘问者”；有手拿魔术的钥匙，开启幻想之门，却无力改变痛苦的世界的“魔术师”；有穿行在荒凉的夜野，求取点燃思想之光的“火种”的“取火者”……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凝聚着父亲对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的思考。

　　散文诗组诗“叶丽雅”和“黎纳蒙”写于1947年初。其时，《浙江日报》自丽水迁杭州后被当局接管，父亲失业，只得帮母亲编辑《妇女周刊》。一家八口挤在仅六平方米的蜗居里，每当夜深家人熟睡后，父亲才能在昏暗的灯下开始写作。窘迫的生活并不能拘囿诗思的飞翔，相反却催生了叶丽雅这一春光灿烂的少女形象：“雪已经融化，太阳已经出来，叶丽雅，天色不会再阴黯无光。出来走走，叶丽雅，把你的脸朝向阳光，把你的心朝向阳光，像那些初春的花木一样，把你的喜悦洒向阳光。”诗人热情召唤阳光般纯净的少女，领她走进春阳铺洒的晴野，去领悟自然带给她的生命启示。在诗人笔下，叶丽雅就是“我”，就是初春的大自然，是生命，是爱，是人生理想。

　　这是纯情的自然流泻，是无技巧的技巧，它不事雕琢地将生命化入一个整体象征之中。很难想象，那靠食粥度日的潦倒困窘，竟能孕育出如此明丽、舒展的诗篇。在组诗“叶丽雅”写了几篇后，父亲开始构思创作另一组散文诗“黎纳蒙”。叶丽雅太纯真了，诗人不忍心将过分阴暗的人生和沉重的思考压在她身上；而黎纳蒙是深沉、忧郁的，他无情剖露出一代知识分子深刻的内心矛盾。

　　《剧终》是一篇构思巧妙的散文诗。舞台上，沉重的帷幕缓缓落下，隔断了剧中人与观众的一线联系。人们离开座位，或携了情人，或带着孩子，从剧院散场出来。剧院空洞洞的，像个古墓，遗落下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老人是个瞽者，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最后一次听戏。这时，进来一个老妇人，她掌着蜡烛，俯身在长椅间寻觅着什么……

　　“人生如戏场”，正如年轻人从舞台上看到各色各样的人生故事，老人是亲身经历过各色各样的人生故事，舞台上的演出，只是让他重新摭拾起一个行将终结的生命的往昔。可是，“在散了夜戏的剧院中，借着一点烛光又该找寻些什么遗落了的东西呢？”太多的磨难和历练，使父亲过早告别了青春，他的散文诗也因此显得更加深沉、博大、厚重。

　　重回诗国重新歌唱

　　在我们儿时，却没见到父亲创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没能逃脱劫难。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父亲是慈爱的，平静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放弃写诗对于父亲意味着什么。

　　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整整相隔30年，65岁的父亲才又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一天，我独坐室内，双目微闭，呼吸平匀，浮动的思想慢慢沉淀下来。这时，我在似梦非梦之中，出现了幻觉，仿佛觉得诗精灵突然重来访我。我一觉惊起，失去的幻觉仍历历在目。于是我便把这幻觉，用文字描在纸上。”复归文坛后的父亲，第一首散文诗就是《幻觉》：

　　一个春雨过后的黎明，披着雾般薄纱的诗精灵无声地来了。“她好像要对我说什么话，然而却没有说出来；又好像要对我唱什么歌，然而却没有发出歌声。”而“我仿佛认识她，但又觉得陌生；好像是同她初次见面，但又依稀记得曾经同她熟识过。我在记忆里不住地寻觅，但我又茫茫然，似乎失去了一切记忆……”30年的漫漫岁月足以抹去人的记忆，令歌喉喑哑，令诗情熄灭，而父亲却终于重新开始了他的歌唱。

　　父亲的心胸是开阔的。他剥露出风度翩翩、气宇轩昂的“圣人”的真实嘴脸；关爱着麦田里劳倦而安谧的“吹麦笛老人”；赞美着按心灵的节拍，教孩子诵读诗歌的“山村女教师”；悲悼那为革命奔走却被冤狱夺去生命的友人；同情又鞭挞那扮演着帝王、将军、学者、慈善家、骗子等各种角色，在灵魂离开肉体后都不再认得自己的“假面演员”；甚至是草木虫鸟，都能拨动父亲的心弦，引发绚烂、邈远的诗思。他思考着：什么是富有，什么是满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幸与不幸；他倾听着生命的微语和自己的灵魂的声音；他歌唱着暮年情歌并怀念着初恋的记忆；他叩响沉睡的窗口，努力唤醒酣梦中的人们……是的，在“季节交替的时刻”，父亲是个辛勤的耕种者，父亲的心则是一片孕育诗歌的“沃土”。

　　在谈到散文诗创作时，父亲说：“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把它称作什么——散文吗？我似乎在写诗；诗吗？我似乎在写散文；散文诗吗？我似乎又在写寓言，写童话，写故事，写小说，写戏剧的独白，写电影的分镜头，写读书后的感想，甚至写议论文……”在拓展散文诗的内容和形式上，父亲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是“诗国的流浪汉”。他无权，无势，无钱。衣袋中空无一物，背囊里仅有一卷诗，一束稿，一支破笔。可是，他又是最富有的人，享有无边无垠的金色王国。在新旧两个时代，父亲都曾被目为“闯入者”；可是他又拥有倾心相与的朋友和学生，关爱他的亲人。而他那些写在“绿叶上的诗”，仍将自晨至暮，自春至冬，经受着春阳，夏雨，秋风，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