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生命册》是我的“内省书”

　　《生命册》完成之后，李佩甫觉得，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的阶段性总结，自己已经尽力了。于是，2012成了他的“储备年”和“休整年”，不断地阅读、行走与思考……

　　童年的记忆已经碎片化了，却因为打小的浸泡，使李佩甫无比地怀念，即便那碎片化为风，也是有颜色的风，带沙味的风。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虽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小城市长大，他的根，扎在平原。

　　尤如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平原上的各色人物在他的笔下铺蔓成枝叶，却又次递交错，主次分明。是的，他写了最普通的植物，写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在这部“内省书”的创作过程中，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指甲里开花”的感觉，痛并快乐着。作品主人公的“我”，是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敛、节制，不偏执，不轻狂，有着一切自省者和带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人物，所以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在数次采访中，李佩甫不断重复的，是寻找认知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尽管习惯上，读者把《李氏家族》认同为李佩甫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而《等等灵魂》是都市商战为背景的代表作，实际上，在李佩甫的创作意识里没有题材概念，他只是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

　　这种认知，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和同时代的作家一样，20世纪80年代，李佩甫也吃了一肚子“洋面包”，却没有消化的能力。那时候，每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像狼一样地在街头徘徊，漫无目地的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文学不仅仅是写好一个故事的问题了，敢说‘创作’的，必然是一种创新，或是‘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东西。这需要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述和认知方式。可你是个笨人，你并不比别人聪明，你凭什么呢？”有一段时间，转来转去，走着走着，李佩甫会走到省体育馆，那是个大院子，大院子有大锅式的屋顶。大锅旁是用钢丝网围起的一个蹓冰场。那个蹓冰场上有很多年轻人在滑旱冰。在这个旱冰场上，有一个最受注目的人。他有一个无限重复的、让围观的人耻笑的动作：“燕飞”……他是个男人，却一次次地以女性的姿态“燕飞”……人人都知道他“飞”不起来，可他想“飞”，飞得忸怩。这使李佩甫联想到创作：他有些担心，在文学创作上，也成了飞不起来的“四不象”。 “洋面包”很好吃，可他却长了一个食草动物的胃。

　　认知或者说创造性地透视一个特定的地域是需要时间的。不光需要时间，还需要认识。时间是磨，认识是光。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要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记忆中的“平原”，一直他创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认知的“大地”，是他创作的源泉。

　　“‘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李佩甫说，他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无论是四季变化、植物生长、人的生命状态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在文学创作上，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他的“亲人”，当写他、她们的时候，李佩甫是有疼感的。因为，他就是他、她们中的一个。

　　人性—植物—土壤，这一写作的内在关联，始终在李佩甫的写作中贯穿。比如在《送你一朵苦楝花》中，背叛父母、为了一碗面条不惜出卖肉体的“下贱”的女孩梅妞被塑造成了一个明亮的、充满活力的“植物”，《生命册》中也有这么一个“梅妞”——他的想象力在创作中绽放出绚烂的花朵，既有来自民间的想象，也有西方荒诞派的影响。

　　“在平原，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任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也承担着死亡。土地又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次给人以警示。”李佩甫说，在平原，草是最为低贱的植物，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它靠的就是四个字：生生不息。

　　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大地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黑蜻蜓》甚至说：“土坯是活的灵魂。”乡土是李佩甫所有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借着乡土表达自己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于社会中各种丑陋现象的批判。上世纪90年代，李佩甫的《羊的门》轰动全国。这部作品通过一个村支部书记在四十年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经营“人场”的描写，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这种关注在李佩甫后来的作品依然持续，中原乡村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权力一族获取权力的非正常通道……他对基层权力运作机制如此熟悉，探究与焦虑中展示着对权力批判的力度。一方面描写了乡土民间的人们在种种现实权力网络控制下的生存窘境；另一方面他还看到了由于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文化积淀造成的民间的劣根性。

　　李佩甫早期的作品《无边无际的早晨》中，主人公李治国从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成为乡长、县长之后，非但没有报答乡亲，反而以侵害村民的利益作为自己高升的垫脚石。但是在《生命册》中，吴志鹏这个吃百家奶长大的孤儿成为成功人士，却有不断的反思，他常常觉得自己良心有愧，也想解决出现的种种问题。早期在他作品中以“复仇”形象出现的人物，比如《豌豆偷树》中的王小丢，《金屋》中的杨如意，都是受到压抑的童年记忆，但是到了《生命册》却具有灵魂的审视。

　　对于这一变化，其根由在李佩甫看来依然是因为童年的影响。一个人在相对健康的、物质生活有保障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性会是相对健康的。反之，一个人在饱受折磨的困境中长大，他的心性肯定是不健康的……这就象是一棵幼芽，那病根是早早就种下的，在成长中渐渐成了一株含有毒素的植物。

　　《羊的门》《城的灯》——李佩甫的作品不止是题目与《圣经》有关，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神性的力量。如此游走在人性的卑微和神圣间的意识来自何处？李佩甫说：“对于我来说，《圣经》不是源头，只是借用。有那么一个时期，《圣经》一直在我枕头旁放着，我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晚上夜不着的时候会翻一翻，仅此。从本质上说，我们的源头或者说我的源头，仍然是中华文化，或者说是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洗不掉的东西。”也许，缘自儒家文化的浸泡或者说是桎棝，这是锁链也是营养钵。汉文化的一个个文字都是用血肉喂出来的，先是刻在龟背上，后又长在人心里，都是有背景的。在时间中，生活会演变成传说，传说会演变成寓言，寓言会演变成神话，一个个放大了的民族的神话。

　　不止于此，在李佩甫的所有作品中，还有一种“罪”的探寻与反思：人类的最深沉的罪孽感不是导源于对具体的条文规范的违反，而在于切断了自身和大地的关联。从早期《金屋》中的人物的疯狂和走火入魔，到近期《生命册》中骆驼从腰缠万贯却最后跳楼自杀，隐含着一种“罪”的提醒。李佩甫认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才会有神性的存在。

　　有些优秀作家在深挖民族魂魄根源上已走得非常远了；有些优秀作家在本民族文学形态创作方面已经做过勇敢的探索和实践；有些优秀作家也已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有过全新的研究和阐释，这些作品在文本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试验和尝试，李佩甫把他们视为学习的榜样。

　　《生命册》完成之后，李佩甫觉得，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识的阶段性总结，自己已经尽力了。于是，2012成了他的“储备年”和“休整年”，不断地阅读、行走与思考，虽然《生命册》获得“茅台杯”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差距。“比如中国古典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是想象力的极致，《三国演义》描写战争与政治、《红楼梦》中对于情感的描写、《水浒传》对人物丰富性的描写炉火纯青，中国的当代作家都没能有所超越。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差距。”李佩甫说，每个阶段都会有困惑，阅读和思考将会为新的开始注入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