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德国文学之旅

　　迟子建逛免税商场，其他人都躲她远远的，为她让路。她说，戴上口罩真好

　　这是一次作为主宾国作家赴法兰克福的行程。是三年前6月8日下午两点的飞机赴德，上午11点我们就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在北京机场随意选择了一个餐馆落座。尽管是第一次与迟子建、毕淑敏结伴出访，落座以后，所有的陌生都荡然无存了。迟子建机智敏捷，快人快语，言谈举止都有一种东北人的豪情，漂亮、文静中隐约透出一些江湖本色。毕淑敏雍容端庄，不紧不慢，无论什么样的话到了她的嘴边，都是一抹轻风，一丝细雨，仿佛平添一种绵软的力量，估计在她的面前，不管什么角色，都不敢撒野动粗。

　　这是临行前最后的午餐，点菜的时候我不在，也不知道有些什么。我倒是无所谓，昨天晚上到了北京已经在静雅海吃海喝了，仅仅是考虑登机以后漫长的11个小时怎么也得填点肚子。菜还没有上，我看见迟子建从坤包里取出一双银筷小心擦拭，边擦边说，这餐馆的水质还是有点问题，你看筷子头已经有点发黑了。对此，我真的有点惊诧迟子建生活的精致，毕淑敏说，这就是迟子建。一顿午餐快要结束，放在我面前的一盘猪排，还剩下几根，她们说这是专门给我点的，一定要消灭干净，否则上了飞机会无比地怀念。

　　然后迟子建收拾好自己的餐具，告诉我和毕淑敏她准备了三个口罩，说飞机上是流感高危区，应该戴上口罩防微杜渐。毕淑敏说戴这么长时间肯定憋得慌，用不着的呀。我看毕医生都不怕我还有什么怕的呢？这样，这个普遍建议就成了迟子建的个人行为。到达德国进入安检，迟子建也舍不得摘那口罩，其他也有戴口罩的，都是自己先把口罩摘了接受安检，迟子建一直稳起，最后执行安检的德国人不得不示意让她摘下口罩，露出其真面目。过关以后迟子建给我说，那日耳曼人肯定以为是通缉令上的哪个逃犯企图蒙混过关。我告诉她，而且那逃犯一定和她长得近似。安检完成,我和毕淑敏老老实实地去候机厅等候，迟子建还戴着口罩要去逛免税商场，一直等到检票也不见她的影子。看见她的时候，居然发现其他人都躲她远远的，好像她就是一个患者。我和毕淑敏一阵狂笑，她说这还不算，商场里的那些人看见她也早早地为她腾过道让路。她说，戴上口罩真好。

　　没有带热水壶来喝不了茶，这里的酒店是不备这些的，要么苏打、果汁，要么喝自来水

　　我们抵达法兰克福已经是北京深夜的凌晨，而这边还阳光灿烂，天空明亮，在大多德国人的概念里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等我们收拾停当，就被接去了酒店附近的一家酒吧，德国人的晚餐都是在这样的场合完成的。负责接待我们的小刘，是中国图书公司的职员，因为法兰克福书展已经在这里待了几个月了，前不久还接待了阿来、舒婷他们。他给每个人都要了啤酒和西餐，毕淑敏血压不好不能喝酒，她的那杯自然就该由我和迟子建分了。迟子建没有丝毫推辞的矫揉，喝完以后我们每人又申请了一杯，这是有品质的德国啤酒，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这“第一喝”。西餐对于她们真是美食，对于我却实在不能生发热爱。好在小刘给我点了一个硕大的肘子，那硕大在国内足以做出三道佳肴。我几乎就是靠那肘子对付了那许多的啤酒。又是一次不能彻底消灭干净，迟子建和同是东北人的小刘，一口一个“整”啊，调皮的小刘还用朗诵形式来了个东北味十足的“肘子啊肘子！”，其中的暗示被揭露出来，弄得我们一阵爆笑，而且成为以后几天秘不可宣的经典。

　　当晚快乐无比，12点回房，我们都以为可以睡得很好，结果时差没倒，我是这边时间凌晨三点就清醒了，然后怎么也睡不着，酒店网络出了问题，网也上不了，只好坐守天明。德国人的习惯上午是不办事的，10点以前街上没有开门的店，人也稀疏，所以这个坐守就是七八个小时。早餐见面时，我们三人都显得疲惫不堪。生活无比精致的迟子建抱怨没有带热水壶来喝不了茶，只有早餐时让西餐馆的侍者灌满一杯管一天。这里的酒店是不备这些的，几乎整个欧洲的人喝水要么苏打、果汁，要么房间自来水龙头接一杯OK，没有我们这样的讲究。

　　好不容易混到中午，赶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新闻发布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图公司以及参会的形形色色，包括我们三个作家，大家都在那里应对各个媒体，折腾到下午两点还吃不到食物。早上的西餐我几乎是应付，中午伙食不能准时就有点惨了，靠在一个沙发上开始闭目养神等人招呼用膳。午饭还是西餐，很正规体面，沙拉、主食、副食、甜品，几道程序下来已经四点过了。

　　德国喝啤酒的人太多，管不过来，我听了有些紧张，用手紧紧抓住了车上的扶手

　　根据安排，六点我去孔子学院，她们两个去了附近的一个漂亮的小镇，演讲、朗诵，都是相同的节目。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投资在欧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据说世界各国已经有十几个了。德国的孔子学院开办已经两年多，和复旦大学合作。德方院长毕安妮是一个很优雅的德国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中方负责人是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斌斌女士，可以现场同步直译中德双语。所以孔子学院的我的“节目”做得非常顺利，台上台下的互动效果很好。电台主持人以及德国艺术家朗诵我的诗歌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朗诵以后从台下的反响我知道效果很好。

　　活动结束已经九点过了，毕安妮为了犒劳我要我提议吃什么，我也不客气，直接说最好是中餐。酒足饭饱以后安妮院长自己开车送我回酒店，因为她也喝了两扎啤酒，我有点担心，问德国警察难道不管？她笑着说要管，但是法不责众，德国喝酒的人太多，管不过来。我听了反而有些紧张，用手紧紧抓住了扶手，直到到了酒店心里才踏实了。

　　从法兰克福到柏林，我们选乘了城际高速列车，时速240公里。这种列车我原来在日本从大阪到东京乘坐过，相当舒适。从酒店出来去车站，只需要几分钟时间，离发车还有将近一小时。迟子建是个购物狂，就那点时间也还想去周边的商场打捞点什么，毕淑敏和她一块去了。我和随行的小刘在附近选择了一个露天酒吧坐下守着一大堆行李，一人要了一杯啤酒，耐心地等着她们。

　　德国这个夏季的天气特别的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暴风骤雨，变幻无常。我们在露天酒吧就经历了两次变幻，一次狂风大作，把一把巨大的伞掀翻，差点砸在我的头上，那是可以掀翻几张桌子的力量，好在幸免于难，啤酒照样喝。等我们进入车站，站台上的风来得异常凶猛，那些德国人同样在凛冽的风中，却因为他们熟知这里的气候，不少人都穿有毛衣，有的还穿了羽绒服，如果那时拍张照片下来，没准还以为是冬天的站台呢。站台来的是穿堂风，无遮无拦，我们被吹得实在不行了。毕淑敏大姐从箱包里把方便拿出来的衣物统统拿了出来披上，迟子建已经披了披风，又翻出刚买的披风连头带脖裹得紧紧的，像一个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伪装的阿拉伯同志。我也冷得在站台上来回跑动，没有办法，这里的夏天真的冷。迟子建眼尖，看见附近有一电话亭便跑去亭子后面，那里的风没有这么直接。毕淑敏见我穿得最少，说她看着行李没事，要我也过去躲躲。我过去一看，也顾不得儒雅，还不如直接进了电话亭，里面自然比外面更好一些。电话亭还可以装一个人，迟子建也钻了进来，小刘小伙子一个，尊重妇女和老人，一直陪我们守在外面。还好，这样的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本来十几分钟，因为晚点十几分钟，所以成了半个小时。直到上了列车这样的遭遇才算终于得到了缓解，所幸柏林之行的兴致没有丝毫抵消。

　　毕淑敏给我把完脉玩笑说，我们都是猴子变的，而你不是，你是老虎变的

　　列车上我们听毕大姐的养生之道，受益最大的是，明白了养生关键在于养心。她是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长者，当时快六十的人了，气色绝佳，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我坐在她的对面，一直想象她的戎马生涯，想象她刚刚不久能够花两个月的时间自己买单环游世界，想象她作为国内著名的心理学家，要接受那么多让人心碎、让人心烦的故事，却依然稳如泰山，我以为她算得上超人了。我在想，有时候与一个人的见面可以让你成为生命的记忆，毕淑敏肯定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车上，毕大姐给我把脉，我就像一个患者，老老实实地听医嘱。她把完脉玩笑我说，我们都是猴子变的，而你不是，你是老虎变的。她说从你脉象看你的身体素质真是不错，一般人比不了的。我说我烟酒茶肉无度，不会吧？她告诉我这就叫个体差异。我听了以后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呵呵，我是天赐的。

　　到了柏林，已经是下午的五点过了，我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酒店。因为酒店是德国一个负责接待的公关公司预订好的，我们按图索骥，在一座大桥的下面找到了酒店。这一天正好是德国的一个宗教的节日，全城放假，居然酒店的门也紧闭着，我们站在风中等了又等，已经饥寒交迫。尤其我，早上西餐几乎没吃，中午上车以后以为有吃的，没想到除了面包还是面包，只好啃了三块饼干。我们打算下车以后找个地方好好吃上一顿，所以一直扛着。小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电话，起码在门口待了半个小时，酒店一位漂亮的小姐才来把门打开把我们迎了进去。几间房开了以后，分别进入各自置放行李，准备出去吃饭。正在这时，我听见屋外走廊上毕大姐在说话，因为她说话都是柔柔的，开始并没有在意，后来觉得不对，打开房门看见毕大姐说话虽柔，脸上的温情已经没有了。她正在和声细语地对小刘说，“这是怎么回事，真让我开眼了！”我一问才知道几间房子除了我那间稍为好点，其他都非常糟糕，去毕大姐那间一看，就是一阁楼房，非常不像话。我知道，毕大姐已经很生气了。小刘是中方负责接待我们的，他和我们一起到柏林，这个酒店他也没来看过，他已经急得满头冒汗了，连连说这是我的疏忽，要么让酒店换房间，要么我们换酒店。毕大姐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换了其他人，这事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她看小刘一直很紧张便安慰小刘说，换了就好，不要多想了，我们好好吃饭。

　　柏林老了，我站在少人问津的柏林墙的墙根下，阅读那些涂鸦，眼睛有些湿润

　　意大利餐馆的西餐选择余地就大得多，各自选了自己喜欢吃的。照例迟子建和小刘要了葡萄酒，我却要了白酒VODKA，而且，一个人要了三杯，因为除了房间问题，那一天到后来我自己的心情异常的差，一种不可言状的不舒服。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取了行李乘车换了酒店，至于他们之间后来怎么交涉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

　　柏林在我既有的美好印象中明显有了落差。只有750年历史的柏林老了，这是我极不情愿看见的事实。作为德国的第一大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古老的大教堂和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看不见太多的高楼大厦不要紧，要紧的是随处可见的工地在这个城市的脸上平添了许多褶皱。古典依然，现代不再，严谨依然，浪漫不再。柏林老了，远不如法兰克福那样，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应接不暇的现代气息。

　　一早起来，我们出了酒店打算去几个必须要去的地方看看，比如柏林墙，比如国家美术馆、比如勃兰登堡门等等。遇上第一辆出租车，小刘给他用英语说了半天，司机也弄不清楚我们要去哪里，这在法兰克福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像那里的每个司机都会英语，而且相当流利。而这里从落地柏林就屡屡碰到这样的遭遇。昨天出车站以后，也是司机不能交流，只能拿着地图给他指点要去的图标，所以我说按图索骥才找到了那家让我们怄气的酒店。实在无奈，只好把司机带上回到酒店，让酒店的服务生转达我们出行的地方。上车以后，毕大姐说，估计这个司机原来是东柏林的，据说东西柏林的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会不会英语。虽然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是仔细一想恐怕毕大姐这个判断是真的。

　　柏林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记忆。1961年，东德政府于8月12～13日夜间修筑。目的是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原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后改筑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在正式的交叉路口和沿线的观察塔楼上设置警卫。1970年以后，东德政府把柏林墙加高到3米以阻止居民逃向西方。1989年下半年，东欧各国政局剧变，于 11 月9日，将存在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推倒，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在欧洲土地上，如果说有过一道修筑最为坚固但又最为短命的长城这便是德国境内的“柏林墙”。柏林墙与朝鲜半岛上的“三八”水泥墙一样，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又都为水泥所筑，可称得上是欧亚大陆上的两条“姊妹墙”。我站在柏林墙的墙根下，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涂鸦前，仔细地阅读上面的每一个线条，每一幅色彩，居然读得眼睛有些湿润，我相信这潮湿里有太多的撕扯与挣扎。20年过去了，德国人似乎已经不太关心和理会这堵残垣的存在了，尤其一些年轻人，在我的眼前，他们的过往几乎就没有人驻足，甚至没人望它一眼。我想，柏林墙应该在那里咀嚼自由以后给它带来的一种孤独。

　　这个时候不能下车，我们只好把车速放慢，像元首检阅仪仗一样的速度缓缓从凯旋门驶过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顷刻之间黑云压城，接着狂风大作，暴雨铺天盖地砸落，几个人不得不就近躲进一小亭子。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风雨不会持续太久，于是很耐心地等。大约二十分钟以后，雨停了下来，阳光又灿烂如初，像在变魔术似的。我们冻得冰凉的手开始有了温度。

　　然后乘车我们直奔勃兰登堡门。这是曾经作为柏林象征的凯旋门，建于1791年，全部用乳白色花岗岩筑成，门楼上耸立着用青铜铸造的胜利神像柏林。刚到门前，又是狂风暴雨，勃兰登堡门前可以下客但车不能逗留，我们这个时候根本不能下车，只好把车速放慢，几个脑袋朝着一个方向，像元首检阅仪仗一样的速度缓缓从凯旋门驶过……

　　快下午两点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去了市中心一个大商场顶楼的餐厅，自助西餐，各取所需。两位女士和小刘的挑选极为简单，我很多东西都不吃，自然也不复杂，但是结账下来居然近100欧，就是人民币1000元，真要命！

　　晚上六点，国内的这个时辰就应该是下班了，而德国或者说欧洲的习惯正是活动开始的时候。在柏林的一个艺术中心，我们应邀参加了这里举办的中德“文学之夜”，这是专门为中国作家的到来筹备的文学交流活动，从场景布置到内容设计似乎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参加的人除了德国人以外，还有不少在柏林留学的中国学生。这种交流，不是圆桌不随意，设有形式感很强的主席台，墙上张贴有我们三人的大幅头像，台上有主持人、有朗诵艺术家、有同传翻译。台中央空了一个位置，我们仨轮流上去，接受主持人现场采访，然后自己朗诵自己的作品，朗诵以后，再由德国的艺术家用德语演绎。作品是事先翻译好了的，艺术家也早已进行了排练。主持人是德国电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也是德国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一大早就到我们下榻的酒店，已经分别对我们仨作了访谈，所以每个程序很严谨、很清晰。

　　在中德“文学之夜”交流中，迟子建突然爆笑

　　这样的交流，总会遇上一两个德国人专门站起来提一些非文学的问题，这种提问的人对中国的无知有时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能够有理、有节、有度地控制现场。主持人对我们很友善、很亲切，在我的感觉中，他对中国作家报以极大的尊重和敬意，多次诚恳地提到德国没有翻译、出版我们仨的作品的遗憾。从同传翻译中，我很惊讶他对我们仨的经历以及作品了解的程度，当然资料是中方提供的，但是感觉得到他在消化资料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尤其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能够引起他足够的兴趣。在我的诗歌中，他专门挑选了评论家的一个界定，希望我能够就我“诗意地理”的书给大家做个交流。我也坦诚地介绍了《重庆书》、《三星堆之门》、《琥珀色波兰》、《三十年河东》以及我对生活场域写作的理解，我所倡导的写作立场和方向。因为在法兰克福孔子学院已经讲得比较多了，所以在这里梳理得更简洁和清晰。前段时间，德国汉学家顾彬因为一次口无遮拦的演讲，或者是他的演讲在翻译过程中出了点问题，所以在中国作家中引起一些非议。主持人问我怎么看顾彬？因为我也看过顾彬后来对此事的一个说明，所以总体上我对顾彬是给予理解的。我谈了我对他的理解，谈了他把中国作家和作品积极地介绍给德国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我也客观地谈到了顾彬由于与中国作家打交道的圈子很窄，视野受到局限，因而他介绍的中国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全部。

　　毕淑敏现场掌控能力很强，始终缓缓道来。熟悉她作品的FANS 很多，加上对她这样一个心理大师的崇拜，也许到场的人在她的头上可以看见一道神秘的光环。迟子建是中国作家中囊括“茅奖”、“鲁奖”的佼佼者，思维机敏、语言幽默，照她自己的话说，生性好玩。所以她的出现任何严肃、呆板的场合都会生动起来，都会弄出点效果。她在台上朗诵自己作品，居然刚刚开头，在读到东北人吃的一段，什么酱猪蹄、火爆腰花、红焖大肠的时候，突然爆笑而不可收拾，弄得德国人一头雾水，主持人摊开双手询问翻译，翻译也完全被搞懵了，不知所措。下来后她硬说是我害了她，说正在读这些中国人喜欢吃的猪的“配套设备”，猛然想起这些天相当不热爱西餐的我，此时正在忍受饥饿的煎熬，肯定无比怀念她在台上朗读的菜单。这么一说，我还成了罪魁。由于有了这个插曲，这个在柏林的中德“文学之夜”还真的显得美妙了许多。

　　插图/冼莉

　　作者与毕淑敏、迟子建在法兰克福小酒吧

　　柏林墙残垣上的涂鸦之作

　　（梁平，诗人、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