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时的放牛娃成就了属于中国人的“诺奖”

　　莫言老家“高密东北乡”与我的老家只有十公里，同处于胶河冲积平原。我和莫言先生都是喝着胶河水长大的孩子，对这条河有着共同的心灵经历。“高密东北乡”在高密、胶县、平度三县交界处。此处地势低洼，附近有胶河、胶莱河、墨水河等五条河穿流而过。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枯河》里写到的那条河，就是位于先生旧居后百米处的胶河。

　　我和莫言相识于1986年。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中国文学氛围最好的一个时期，“朦胧派”诗人以及一些先锋作家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各种民间文学团体风起云涌。1982年，我与朋友发起了一个“圈圈”诗社，那时在部队当兵的莫言还籍籍无名，他春节回乡探亲时常住在高密军人接待站。一次，我与在军人接待站工作的朋友一起喝酒，他说有个叫莫言的老乡前几天在军人接待站住过，听说此人小说写得十分了得。那个冬天的傍晚寒风习习，在军人接待站附近一家四面透风的小酒店里，我与朋友两人喝了一种名叫“格瓦斯”的劣质啤酒，我们一边谈论文学，一边谈起这个名叫莫言的老乡，不知是劣酒作祟还是文魂附体，最后两个满怀热血的文学青年都醉得东歪西斜。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莫言的名字。

　　1986年前后，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陆续发表，其神奇诡异的想像和宽阔绚丽的意境，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也在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震撼。《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我似乎见过；黑孩用树叶擦去鼻涕贴在墙上的动作我熟悉；铁匠师傅“叮叮当当”的锤声我也熟悉……那段时间《红高粱》中关于高粱与河流的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摇晃，并通过莫言汪洋姿肆的描述直抵我的内心。1986年秋天，当时的高密县政府举办了一个《红高粱》小说讲座，地点在一家由旧澡堂改成的招待所，那座只有二层楼的招待所破旧不堪。那时的莫言还很青涩，脸庞圆圆的、皮肤白白的，很像某个农村生产队的会计。莫言当年讲座时的话大都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永生难忘。他说：如果你想写一块石头，你就要把这块石头写尽、写死，让别人再也不敢写石头了。当时他一边在前面讲我一边在下面想：这位叫莫言的兄弟眼睛长得没有我大，样子没有我长得好看，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看似平常的人，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见莫言先生。

　　小说《红高粱》发表后的次年秋天，高密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县城突然热闹了起来，大街上经常驶过一些外地牌照的汽车，车屁股后面歪歪扭扭写一行字：九九青杀口。当时这个名字挺吓人的，因为这时距离1983年治理社会秩序的那场“严打”运动刚过没几年，我的同学和朋友都面带疑色地向我说起这个饱含杀气的名字。那天高密下了一场大雨，我在位于人民大街的高密县招待所门口，终于发现了一辆写有“九九青杀口”的面包车，汽车“吱啦”一声在离我不远处停下了，车上下来一群“土匪”样子的人：他们一律剃着光头，提着当年流行的“半头砖”录音机，喇叭里飘出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路过这里的人不由得停下脚步，远远看着这群“土匪”模样的人。后来一个在政府任职的朋友告诉我：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已经被改编成电影，由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导演，《九九青杀口》是电影《红高粱》最初的名字，那些剃着光头“土匪”模样的人是扮演“我爷爷”等角色的演员。

　　莫言小时候曾经是个孤独的放牛娃。谈到曾经放牛的经历时，莫言说：“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我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牧。家太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带一点干粮，只有牛跟我在一起。我经常可以从牛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着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大地散发出的气味、各种各样的花草散发出的气味……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莫言的童年基本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饥饿和孤独。上帝在给了莫言先生苦难童年的同时，又赋予他超凡的艺术感受与表达才华。天、地、人等诸多因素终于成就了一位大师。2012年10月底，我在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现场再次见到莫言先生，那是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又一次出现在故乡高密。他在开幕式上最后几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会写小说的农民，是高密人民的不太称职的儿子。”听到这里我不仅潸然泪下。我想起诗人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今，莫言先生已从瑞典文学院接过了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小时候的放牛娃，终于从高密东北乡的荒野滩涂，一步步跃上世界文学的顶端，成就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诺奖”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