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属于认识问题，而不是其他” ——怀念陈虞孙先生

　　1965年11月，在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我顿时产生两个想法，一是海瑞是中国历史和民间传说中出名的清官，连这样的清官也要否定，那么，中国历史上还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肯定呢？第二，历史剧中有退田、平冤狱，就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这样看待历史剧，将会产生多大的麻烦？几天后，我抑制不住这些想法，就写了《也谈<海瑞罢官>》。但是，我又觉得心有不安，姚文元是什么人？他会错吗？再过几天，我想出用一个笔名“马捷”来署名，我天真地以为，如果自己的观点错了，别人也不会知道就是我了。这样，我就把稿子投寄给文汇报社，同时，我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敬业中学的高二学生，如果自己的观点错了，愿意重新好好学习。

　　三天以后，班主任通知我马上到文汇报社，那里有人找，并给我一张纸条。随即，她问我究竟有什么事。我就说，自己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顿时，班主任脸色大变，斥责我知道什么，班上一些同学也围了过来，露出不屑的神情。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大概闯祸了，并开始后悔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到了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社，我按照纸条所指找一位闵姓同志。很快，他带我上了电梯，然后走进一个房间。我注意到，门的上方有一块小木牌写着：总编辑室。一位有些年纪、中等身材而清癯，两鬓微微染霜而双目炯炯有神的老人正等着我。他好像很随意地先问了我怎么会写这篇文章的，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然后就拿出我的稿子，明确说文章我们要用，但是要修改。其实，在路上我就想好了，尽可能把文章要回来，就当没有这回事。现在，一听可以修改，我赶紧说，那就可以把我的稿子还给我？老人很爽快地回答，可以呀。我把文章写在绿线条的四眼活页纸上，这时我注意到，上面用红铅笔划了很多线条。

　　拿回了稿子，我有些心花怒放，很快答应我会重新写一篇。老人站了起来，指了指我的文章说，写文章要击中要害。说着，他还把右手握成拳头，收了回来，又轻轻伸了出去。

　　我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轻问，您是总编辑？老人点点头笑了笑，然后轻轻说道：陈虞孙。

　　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我赶紧写起了文章。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这回就用读者来信的方式，请教两个问题。当然，态度变得温和得多、也谦虚得多。

　　第二天一早，我把改写的稿子送到文汇报社，还是闵姓秘书接过了这篇东西。

　　真的没想到，四天以后，文汇报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1”的通栏标题下，左边是一篇“编者按”，而右边就是我原先的《也谈<海瑞罢官>》，署名“马捷”，我顿时大吃一惊。班级和学校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也很奇怪，有人还问我，你原先这篇文章不是已经要回来了吗？我那时哪里知道，文章可以排成小样留存，原稿要回来又有什么用？我按捺不住自己紧张的心情，就打电话给闵姓秘书，他回答我四个字：我们需要。

　　一开始，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还有持续不断的反驳姚文元的文章，渐渐地，支持姚文元的越来越多、斥责吴晗的也越来越多。当解放军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时的编者按发表后，事情几乎是明朗化了。解放军报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于是，我的压力倍增，甚至，市团委、市教育局都不断有人来找我，调查了解我是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同时，学校和班级对我的各种指责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

　　我觉得有些受不了了，就接连写信给陈总编辑，谈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压力，并深深后悔自己怎么会去写这么一篇文章。

　　没想到，没过几天，陈虞孙总编辑就亲笔给我回了信。这是用毛笔蘸了蓝黑墨水，写在文汇报红字信笺上的：

　　以鑫同志：

　　你的两次来信我都收到了。你目前的处境和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

　　这次“海罢”讨论，你属于认识问题，而不是其他。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改弦易辙。我相信，这对你未必是件坏事。

　　祝你进步！

　　陈虞孙

　　在信的底下，还有一行字：

　　又：你可将此信给你们校领导一阅。

　　当时，我只是读了一遍，就流出泪来，我为陈总对我的关心而深深感动。“认识问题”四个字，也对我文章的性质定了性。

　　也许，当时敬业中学的领导正因为有了陈虞孙总编辑明确的说法，而对我网开了一面。过不多久，我向陈总询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写一篇重新认识的文章？心里并无把握。不料，陈总同意了我的请求，还派了一位姓郑、一位姓石的编辑在报社与我谈话，指导我怎么写这篇文章。

　　我知道，这都出于陈总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重新写文章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1966年夏天以后，“文革”风云席卷大地，学校红卫兵、大字报以及所谓的新生政权把我当成了运动后期一定要处理的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反动学生。

　　我在万般无奈和痛苦中，有机会就躲开学校，在上海的一些高校和文化团体闲逛。一天，我又来到圆明园路，想到曾经来过的三次，又懵懵懂懂地进了文汇报社的大门。

　　就在走廊上，我看到杂志大小的纸面上，有铅印的缩小了的大字报，其中就有责问陈虞孙为了保护马捷，深夜找他谈话、面授机宜，还别有用心地给他起了一个笔名的内容……这是哪儿跟哪儿呢？我既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深深内疚，因为我牵连了陈总！

　　我情不自禁地向楼上走去。突然，我惊呆了，就在一个楼梯拐角，我看到了陈虞孙总编辑。他戴着一顶咖啡色的呢制鸭舌帽，一副袖套，胸前还挂着一只围袋，而手里是一把扫帚，就这么站在厕所门边！我望着陈总，没有上前，显然，他也看见了我，两人的目光还对视了一下。我知道，陈总也落难了，也已经被打入另册而备受凌辱。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只是再对望了一下而快速下了楼梯。

　　一个是在办公室与我紧紧握手的陈总，一个是站在厕所前受辱的陈总，两个形象在我的脑海永远定格，成为我永远的怀念。

　　在整个“文革”十年中，反对过姚文元的罪名就像一道阴影紧紧跟随着我。每逢有人问起，或者追问这件事时，我总是用陈虞孙总编辑当年给我信中的四个字来回答，“认识问题”几乎成了我的护身符。确实，当我说出这四个字和陈总的信，对方总会从将信将疑，转为惊讶，而停止了询问，然后是缄默。

　　就这样，陈总的信和说法，一直在保护着我。

　　我一直有个愿望，要把陈总写进我的书中。终于，以陈虞孙总编辑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在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红蓝黄三部曲》(《红潮滚滚》《蓝天浮云》《黄花堆积》)里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