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希望作品成为了解打工者的窗口

　　他之所以写起小说，原是一种随手的记录，绝没有要为了一点什么。那时，他在工厂打工，每天重复单调而机械的工作，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倾诉苦闷的方法，就是用笔随手记下内心的感受。没想到这些最初在工友间传阅的文字，居然发表了，从此，“王十月”这3个字，便不再是千百万打工族中一个简单的符号，他的存在，使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的生活：那么多在领工资时不会签自己名字的人，那么多有委屈不会诉说、也无从诉说的人，在王十月的笔下一一展现。他说，如果不去记录，可能这一代人的经历就这样被湮灭了。他愿意以自己的“话语权”，为他们发声。

　　小时候，他应该算得是有天赋的孩子，不然，何以小小年纪就发表了文章呢？可是，这也使他觉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当父亲那么鼓励他好好读书、期待他写下去的时候，他偏偏就搁笔不写了。他宁愿背着铺盖卷四处打工。有一回，工厂里一个做饭的四川女工生病住进医院，临终前身边除了工友，没有一个家人。她流着眼泪用微弱的声音唱起了《流浪歌》，工友们哭成一团……

　　王十月把这个细节写进了他的第一篇带有虚构色彩的文字，小说完成后，工友们鼓励他投稿，没想到一发即中，王十月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打工文学”之路。开始的写作多半出于兴趣，也有些找份好工作的侥幸心理。写着写着，变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获得了很多喝彩。这时的王十月却觉得有些失落。就像一个唱京戏的，遇到了不懂行的票友，在不该喝彩的地方喝了彩，他隐隐地感觉到，所谓“打工文学”，是多少带有一点歧视意味的，是被降低了文学标准的照顾。“‘打工文学’彰显了我，也遮蔽了我。它让我从那么多写作者中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但也因此而让人们忽略了我作品的深层价值和丰富性。这是一些掌握了话语权者常有的高高在上的心态。标准不在他们的手中，但要命的是，他们认为标准在他们手中。”这样的思考，使王十月有了一些不甘，想和别的作家站在同样的平台公平竞争，而不是被人看作弱势者，接受施舍。

　　从2004年到2006年，王十月称之为是一个“徘徊的、痛苦的，否定了过去的自己，又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的阶段。在那一阶段，他写了许多实验性的小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不停地肯定和否定，转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最初写作的根由上来。他想：我用文字和这世界沟通、对话，既如此，何必在意笔下写出来的是什么文学？又何必在意别人怎么看呢？

　　他决心回到最初的起点，重新明确自己的文学观，“我很笃定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想写什么样的作品，不会被别人的观点左右，也不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把文学作为我和这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我更看重的，是我说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而这一选择，日益坚定，并成了我的文学信仰。”

　　现在的王十月，已经成为《作品》的正式编辑，从漂泊走向了安定的生活状态，写作心态也相对从容。他的《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寻根团》获得人民文学奖，而他的长篇小说《无碑》，已初步具备了史的气象：“一百年后，人们要了解今天的底层打工者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内心有怎样的声音？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提供这样的角度。这是中国变迁中最应该被铭记但事实上却被忽略的庞大群体。”

　　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走进编辑部时，一位正涂沫指甲油的女编辑对他的冷漠，这使他自己在从事职业编辑的时候，格外地珍惜和当年的自己处境相仿的打工作者。与此同时，从大量的来稿和对文学期刊的大量阅读中，他也发现当下中国文学在审美上有一个重大欠缺，那就是阴柔美、小桥流水式的作品容易获得好评，被认为是文学的。我们这个时代，己经渐渐失去了对大江东去的阳刚美的欣赏能力。

　　大概正因为此，王十月的作品大气而充满力量，他说，希望多年之后，读者仍然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到我们这个时代一部分人的真实生活，并以此作一个窗口，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切、我们的理想与我们的困境。

　　现在，王十月正在创作长篇小说《米岛》，已完成了30多万字，大约还有10万字才能完成初稿。“我很迷恋写人在历史的潮流中的挣扎与无奈。写现实，并不等于说是照抄生活。有些人认为，写实的小说家是没有想象力的，是不会虚构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我写的是现实生活，但这是经过我的观察思考提炼后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