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研究的新方法

　　新近出版的《西方美学论稿》(王向峰著，辽宁大学岀版社，2011年12月)一书，在体例编排、语言表述、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努力。可以说，作为著者50余年教学科研积累的水到渠成之作，《西方美学论稿》是在西方美学研究领域具有独立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一项学术成果。

　　首先，著者凭一己之功达成的史论规模，因其美学观念能够融会贯通到全书，使其颇具学理价值。全书五编35章，以时代为线索、人物为纲要，从古希腊美学到后现代的新历史主义，在全貌、全景式的学术视野里择要而论，时间跨度虽大但主要人物、流派基本详全。著者以“像蚕非生产丝不可一样”的理性冲动，集成如此规模的史论著作，既令人惊喜，更令人敬佩。

　　其次，“讲”为主、“论”为辅的表达，给西方美学史论带来趣味性和易读性。“讲”与“论”，一个强调用口，一个强调用笔，“我口说我知，我笔写我知”因交流对象不同，成文风格就有了不同。“我笔写我知”的文章行文缜密，结构严谨，文字质朴简洁，“文约而事丰”；“我口说我知”的文章散淡随性，即兴闲适，表达上口语多、短句多，文气更有活力，少了刻板之气，呈现一种素朴散淡的风格。譬如，著者在论及鲍姆加通的自由艺术理论时，写道：“艺术一词在古希腊意义广泛，凡是自然之外由人的技术造成的东西都是艺术，也就是广义的艺术。这种广义的艺术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工艺的建造，如做器皿，有定量标准，而非任意建造。如做杯子，有功用制约。现在工业生产有标准件，技术要求严格。而后来，把文学艺术从中分化出来，出现了自由的艺术。其重点在于显现人，而不是服从功能。而前者虽由人创造，但重点不是显现人。这一区分，把古老艺术的广泛包含中的文学艺术划分出来，实则把艺术与非艺术做了划分。”这里由语言平易所弥散出来的“简单味”，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神韵。这也正是作者闲静多思、不慕荣利的心境外化，是一种精神魅力的沛然显呈。正是这种“讲”为主、“论”为辅的方法，使《西方美学论稿》有了不同于其他同类研究的语言传达方式。

　　最后，该书中西互渗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美学史有了多维的呈现。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意义，在于推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美学的学术之门，同时奠定了汉语西方美学史著的基本形态。《西方美学论稿》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尝试，运用历史性和思想性兼容并及、中西互渗的论析方法，使读者既把握了西方美学史从时间维度上的客观存在，又见识了其内在的思想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领略到西方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实践，乃至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借鉴意义。著者在论述西方美学家的思想之际，不时地比照中国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以及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能使读者更加透彻地理解西方美学理论。譬如，著者用中国儒家的立德、立行、立言，《庄子·外物》的“得鱼忘筌”，《沧浪诗话》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佛教的第一公案，与海德格尔关于语言、诗对于人生存的意义互相参证，使西方美学思想因时空距离产生的隔膜感、生疏感有所消解，更易于读者的理解和吸纳。这样的西方美学研究不仅具有了原理的“传播性”，而且具有了原理的“生产性”。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美学史的真正意义，得以凸显。

　　总之，《西方美学论稿》一书在西方美学研究同质化日益严重的当下，显得尤为可贵和重要。著者对西方美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不仅为西方美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以及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