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热”背后，如何确立当代文学价值？

　　缺的不是天才的描绘，而是丰厚的内涵

　　当雷达、王彬彬、汪政等评论家不约而同提到，莫言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会自行消失时，我们更应强调的或许是，藉由莫言获奖这一事件，在正确评估其对于当下文学产生何种积极意义的同时反思，这又在何种意义上凸显了当下文学存在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等如火如荼的“莫言热”自行消退以后，只要是稍有理智的人都能回到常识判断中来，也因此会意识到，一个作家群体不会因为某一位作家获世界性的大奖忽然间变得没有缺点起来。相反，因为诺贝文学奖的介入，当下文学如此切近地被放置到中外文学的坐标上来加以打量，也因此被几何级放大，我们才得以更切近地审视其微妙处境。我们也应由此更加明了：某些曾经被过度夸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成其为问题；有些问题其实很重要，却被我们不经意间遗忘或忽视了；而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很难直面却不得不直面的。

　　与会专家大多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包括莫言在内的很多当代文学作品普遍缺乏厚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举了美国以眼光犀利著称的评论家莱昂纳尔·特里林提到的一个例子。“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读19世纪英国作家的一些作品，你会感觉到其小说呈现的社会背后的肌质特别丰厚。这让我想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篇随笔中写到伯爵制度，她讲到去见一个地位尊贵的伯爵的子女，自己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穿着打扮。文章最后，她笔锋一转道，假如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人跟伯爵的子女一样平等，我们去见他不用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应该怎样穿戴。这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有文学吗？这一质问就特别有穿透力，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意味不言而喻。”

　　同样在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能读到其所刻绘的那个社会的价值。在陆建德看来，读《红楼梦》就会感到，里面的人物不管是刘姥姥还有王熙凤，他们背后有很深厚的东西，他们待人接物都有自己的讲究，她们说话也不是直来直去的，但她们并不像我们有些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动辄骂人、说脏话，尽管这和其人品好坏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其实我们都知道曹雪芹生活的那个年代，对文学创作有诸多束缚，但种种制约因素并不让作家缺少对社会的关照和理解。读这样的作品，你总会留下很多回味，然后会在心里对那个社会心存一种温存的敬意。”

　　然而在读莫言作品的过程中，陆建德显然找不到那种丰厚的感觉。“毫无疑问，他的语言自由、狂放，有奇特生动的想象，也经常做无限地夸张。他笔下的社会或许是荒诞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要追问的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没有文化，说话、做事情，待人接物的方式都进入了另一种缺乏内涵的渠道，他作品里描述的这样一个社会无疑是让人非常失落的。”

　　在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洪治纲的感觉里，阅读莫言的作品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某种意义上源于其颠覆性的写作姿态。“莫言获奖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莫言？我觉得莫言最大的聪明，就在于他总能把他所能想到的，或者比较有意思的有特点的东西，无论中外都放在一块。这样混杂的文本结构可以带来很多角度的解读。同时，他也不像别的作家提供一个主导性价值，这样读者可以从真善美、假丑恶等各个角度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喜欢他作品的人，自然会把它吹得很高。而不

　　喜欢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

　　理解和接受的角度。”

　　这种写作方式的确像评论家王纪人所形容的“拼图游戏”。然而，既然是拼图就难免有拼错的时候。洪治纲表示，莫言把中外文化都组合在一起，有时就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在《丰乳肥臀》里，马洛亚牧师是信仰新教的，而新教教义是反对自杀的，马洛亚却选择了跳楼自杀。又比如，莫言后期的几部小说，很多人认为他用的古典形式，但里面很多分明是神幻的成分，写法上其实也并不古典。他的这种写作，也难免会带来价值观的混乱。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在作品中传达何种价值。所以，他的作品给人感觉就有些混乱，因为混乱而缺乏厚度。透过他文字的背后，很难找出像摄影景深那样更为深广悠远的东西。”

　　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此，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评论家肖鹰认为，在评价莫言作品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对文学本身的社会文化价值有所反思。在把莫言作为一个大师来评价的时候，我们也要追问他作品的厚度是否已达到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标准。“文学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其厚度上。就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金瓶梅》和《红楼梦》，前者价值要低于后者，并不在于其不犀利，不鞭挞现实，而在于其缺少作为文学应有之义的人性理想的关照，这恰恰是文学厚度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个厚度一定要带来人性关怀，带来人性的理想，同时带来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爱和美的深刻呈现。以此来观照莫言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尤其是其后期的作品，只有粗鄙的宣泄，而缺少对人性矛盾的解析和多层面的展现。”

　　也因为此，在肖鹰看来，从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未来还是要重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路线。“以我自己的阅历经验来说，有两个标杆，是我们在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要牢牢记取的。一个是鲁迅，他体现了一种彻底的自我批判的精神高度，一种自上世纪以来曾经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触及的精神高度。另一个是沈从文，他代表着中国文化千百年来所积淀的相辅相成的美，这种美的表面可能是软弱的，也可能是粗陋的，但是深处仍然是光华灿烂的。换言之，当代文学唯有在现代文学已有的高度之上进一步开拓，才能真正赢得世界文学的尊重。”

　　对此，江苏作协创研室主任、评论家汪政不抱乐观态度。究其因在于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问题不来源于文学本身，而是来源于当代文学背后的社会，因此也并不是文学本身所能解决。而所谓文学的厚度，也并不仅仅靠文学本身能够提供。“打个比方说，但凡伟大的作家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这也是一部作品能够有厚度的一个重要前提。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知识界还在生产知识吗？我们现在的知识界存在文化生产问题、价值生产问题、传统延续问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丰富的知识生产非常困难，而没有人生产知识，又如何来体现文学的厚度？”

　　汪政举谈论莫言作品时经常谈到的“民间”一词为例表示，当整个社会，包括人本身，都可能已经碎裂成一个平面，不再有整体感的时候，被我们挂在嘴上的所谓的民间其实已经消亡。莫言笔下的民间只能是一种虚构的想象，一个纸上的空中楼阁。所以，资源的枯竭必然会造成文学创作的衰竭。“然而从写作资源角度来讲，获诺奖的一些伟大作家，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一些伟大作家，都不曾割断与真实的社会与民间的关系。以此看，既然当代社会已很难给文学，包括民间文学的原创提供这样的资源，又怎么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