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化与理论感的丧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局限所在

　　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在“告别理论”中不但丧失了批判锋芒，难以透彻，而且“缺位”和“缺信” 。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文学批评家在倡导文学创作多元论时提出：“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 ”这些文学批评家强调了选择的自由，却忽视了人在自由选择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21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告别理论”的思想倾向。有的文学理论家看到过去文学理论的局限，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既无力抗拒又无法容纳现代主义文学和大众文学，并在这两类文学的冲击下频频受挫，认为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可以有自己关注和熟悉的专门领域和研究重点，但他的心里要装着文学世界的全部、整体，就是说，要意识到、要承认整体的存在。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应充分注意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努力从中提炼出新的美学原则。有的文艺批评家看到过去文艺理论的缺陷，即个别文学作品只是文学理论的佐证，认为这种无穷大的理论就是无穷空的理论，就是永远固定的条目，它只是规定和立法，不是激发和创造。他们指出，在相当的时期里，文学批评臣属于文学理论，它们二者也共同维护着文学实践的秩序。而当下文学创作实践更多转向了个人经验，曾经作为规范的文学理论，现在并不能规范文学批评，更不用说规范当下文学创作实践。当代文学批评与旧有的文学理论分道扬镳是时代变异使然。文学理论应该更多转向具体的文学批评。他们认为文学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批评家应该有更广阔的容忍空间，既看到文学作品的差异，也看到作家的千差万别。

　　一些文艺理论家有力地批判了这种“告别理论”的思想倾向。他们认为，文艺理论对文艺现状不应该只是追随和认同，而应该有所反思和批判。文艺理论不仅不是什么“无限大的”和“无限空的”理论，它探究的恰恰是我们为了反思、批判首先必须予以解决的最根本的思想观念。“批评的开始不是‘元理论的终结’而恰恰应是元理论的加强！它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有的一种修炼和学养。这样，我们的批评才会具有远见卓识，对于当今文学创作的反思才能见出力度，才能对文学创作起到真正的引导和促进的作用，而不至于只停留在表达个人的直感和随想的水平上。 ”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这种“告别理论”的思想倾向不过是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倾向的折射。

　　中国当代历史的碎片化倾向有三大显著的特征。第一大显著特征是时间与空间的分裂。文学批评家如果将整个历史看成一堆碎片，那么这个世界就将成为一个互不联系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只有空间存在，而没有时间存在。这就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联系。第二大显著特征是局部和整体的分裂。文学批评家如果迷信感觉，不能把握整个社会生活，就难以区分历史的假象与历史的真相、历史的主流与历史的暗流。有些作家、文学批评家迷信的感觉不但难分社会生活的主次，而且可能以历史的假象为历史的本质，以历史的暗流为历史的趋势。这就割裂了局部和整体的辩证联系。第三大显著特征是个人和集体的分裂。文学批评家如果只关注个人命运的变化，而不关注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根本改变，就看不到这种个人所获得的自由是虚假的甚至异化的。这种个人脱离他所属共同体的浮沉，并非整体历史改变的量变积累。因而，这种个体命运的变化不但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不合理。这些个人在自由选择时放弃了社会责任。这就割裂了自由选择和社会责任的辩证联系。寄生在中国当代历史的碎片中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完全丧失了理论感，不能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理论感这一概念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提出的。恩格斯在比较德国工人与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时指出，德国工人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德国工人虽然起步时间较晚，但却能够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工人有理论感。而英国工人运动前进得非常缓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接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批判了那种蔑视一切理论的最肤浅的经验论，认为“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的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 ”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在“告别理论”中不但丧失了批判锋芒，难以透彻，而且“缺位”和“缺信” 。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艺“过度娱乐化”倾向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有些文学批评在理论上不彻底，既不透彻，也没有击中文艺“过度娱乐化”倾向的要害，往往不是极度抬高批评对象，就是极度贬低。这种不彻底就是混淆了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这两个范畴，混淆了乐人与动人这两个概念。中国元代文学家高明在“南戏之祖” 《琵琶记》中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 ”高明所说的乐人与动人并非喜剧与悲剧之分，而是艺术作品的艺术效果的层次之分。有些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是喜剧与悲剧之分，是浅薄的。19世纪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深刻地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而是要把精神从有限世界的内容和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绝对真理显现和寄托于感性现象，总之，要展现真理。 ”中国当代有些文学作品追求无聊的趣味，出现了“过度娱乐化”倾向。那些无聊的趣味也令人入迷，但却不能打动人心。而艺术感染力则能打动人心，令人感动。中国当代有些文学批评家没有从理论上严格甄别生理快感和美感的区别和联系、无聊的趣味和艺术感染力的区别和联系，而是严重混淆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这两个范畴。这种理论的不彻底必然制约文学批评的锋芒。

　　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探究文艺理论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毫无疑问，理论的兴起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媒介的普及，以及对文化关系和跨文化关系兴趣的日益增长；但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有三个：首先来自人们对艺术本体这一信念越来越怀疑，其次是印象式批评造成的混乱越来越大，最后是对意义的追寻和由此产生的阐释冲突。 ”他认为“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 。伊瑟尔所说的印象式批评所造成的混乱和阐释冲突已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泛滥成灾。因此，文艺理论的兴起将是不可避免的。

　　而文学批评界如果要真正克服历史碎片化倾向的侵蚀，就必须深刻认识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并合理地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在解决这样两对矛盾中左右摇摆，一对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对是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有的偏重前者，强调解放精神生产力，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多样；有的偏重后者，认为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即使极其丰富，甚至可能在一些方面出现过剩的现象，它们也并不都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有些精神文化产品甚至是违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他们强调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还要进一步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倡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但是这种多样化发展不能完全各行其道、漫无依归，而应是有方向的。多样化的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积极汲取人类有益艺术文化养分的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但是，那些力倡文学创作多元论的文学批评家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拒绝进一步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这些文学批评家是解放精神生产力的急先锋。但是，他们却放弃了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高下判断，不能积极引领当代文学健康而有序的发展。这种理论失误还可以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肢解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清晰地看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文学批评家在倡导文学创作多元论时提出：“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 ”这些文学批评家强调了选择的自由，却忽视了人在自由选择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在理论上的局限，即他们在引进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时往往只截取他们需要的，而不是完整准确地把握这种思想并进行深入的批判。的确，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有价值高下分别的。萨特指出，人就是人。这不仅说它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但是，人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目的。 ”萨特认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所以，“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 ”在萨特看来，“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是不能回避自由选择的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的。

　　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所以难以深入甚至出现分裂，是因为有些文学批评家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认识不够深入。如果文学批评家深入地把握并合理地解决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就不会发生分裂，其文学批评在理论上就不难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