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 仍有不可忽视之“轻”

　　当代文学 仍有不可忽视之“轻” 专家：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的失衡，不会因莫言得诺奖而自行消失”

　　莫言即将赴瑞典领取属于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文学观察者们正以莫言的获诺奖为契机，重新估量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也重新认识这位已经在文坛顽强书写了30多年的老兵。

　　在《文学报》和《文汇报》文艺部日前共同举办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文学价值重估研讨会”上，众多评论家表示，莫言的获奖毫无疑问是个“重量级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当代一批优秀作家成功地将西方文学技巧与中国本土经验结合、化为自己的血肉，它也将促使中国更加自信、自如地与世界文学对话。但评论家们也清醒地看到，当下的“诺奖效应”与其说是传统文学被“激活”，不如说是文化消费市场上的又一场“跟风”，即使挂上了这枚沉甸甸的诺奖“砝码”，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也不会“扯平”，依然有多处轻飘空荡，需要精神的追求来填补。

　　当代文学作品少见“人性理想”

　　评论家们把莫言作为一个窗口，从中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也看到了精神追求上的缺憾。雷达最近查阅了自己评论莫言作品的文章，从第一篇评论《红高粱》的文章开始一直到最近，足有30多篇。纵观莫言的创作历程，雷达认为，莫言获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创作上的艺术创新和独特的艺术感觉。但雷达也不讳言，在如何认识和定义莫言方面，评论界至今还拿不定主意，更有绕不开的“暴力美学”、“粗俗狂欢”等问题。他说：“从《红高粱》开始就有活剥人皮，到《檀香刑》这种酷刑的极致，其实历史上没有‘檀香刑’，要说有，就是莫言‘发明’出来的。”在评论家洪治纲的眼中，莫言“非常善于把所有他想到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不像别的作家那样提供一个主导性价值。所以他的作品里面真善美丑恶全都搅合在一起，让每一个读者从自己的角度判断”。这就产生了“没法评说”的尴尬。

　　评论家肖鹰说，在评价莫言作品的时候，除赞赏他的才华与优点外，不应放弃思考文学本身对社会文化的价值。他感觉后期的莫言作品“体现出来的是语言狂虐和精神犬儒，凶猛但缺乏厚度”。肖鹰说：文学真正的价值应该是人性多层面的厚度，“一定要带来人性关怀，带来人性的理想，同时带来一种深刻，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爱和美的呈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陆建德认为：其实在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先锋派还是写实派，“对于人性的恶是缺乏认识的，对不加拘束的力量是膜拜的，似乎很少反映我们的文明中温情、道德、恻隐之心的一面，其实我们的社会肌质中，这些并不缺乏”。他若有所憾地说：外国人如果把某些当代小说作为认识中国的途径之一，“很难让他们放下书，叹一口气，心融化在其中”。

　　风格化写作和先锋性探索在消退

　　雷达说：“听说现在一年出版长篇小说是6000多本，但是真正能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也就10多部而已，最热的就是几部作品，数量和质量的严重失衡，不会因为莫言得诺奖而自行消失。”

　　大众文学阅读的退潮，固然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有关，作家们的自我退化也难逃其咎。评论家杨剑龙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各个样式都陷入一些困境，例如探索精神弱化、小说的影视化、向大众献媚的倾向，以及向本土文学借鉴、传承联系的弱化。“很多小说家不是在创作小说，是在创作影视作品，一些中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想写成一个影视脚本，刻意去做场景和对话，而把小说中涉及心理描写的微妙东西都淡化了。”

　　作家和评论家陈冲认为，尽管莫言的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谁也无法否认他非常强烈的风格化写作，这确立了莫言之为莫言的特殊性，而“上世纪80年代出来的那批作家，很多一开始是有风格的，比如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等，后来慢慢地，风格就没有了”。上海市作协副主席王纪人肯定莫言的“史诗情怀”。他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许多作家纷纷举起“新写实主义”旗帜、大写特写琐碎日常生活的时候，莫言始终不渝地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表述。

　　一些作家名利得失心越来越重

　　评论家们还提到，现在的文学奖项越来越多，从政府奖到民间奖，从诗歌奖到小说奖，从国际间大奖到省、市级奖项，但得奖数量对创作质量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反而滋长了一些作家的名利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诺奖和中国文坛的诺奖情结。

　　《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不无调侃地说，莫言获诺奖给中国文坛“常年饱受诺奖焦虑症的患者”带来了福音，从此可以放下包袱，专注于创作了。他说：“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树大招风，成为众多文人的超级人文话题，众多心智高远的作家、准作家，如痴如醉地迷恋诺奖，说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做过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莫言的获诺奖水落石出，一锤定音，终止了层出不穷的空穴来风。在可以预见的若干年内，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作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从此幻觉可以消散，心口可以平稳了，言行可以消停了，写作可以专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文学理性前行，怀抱期待的人们应该感谢莫言。”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