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朱效文

　　说起我和儿童文学的缘分，有一个名字是不可回避、无法忽略的。正如“父母”、“故乡”之于一个人的意义，它们是一个人终身携带的精神标签，永远不会退色。朱效文先生，是我文学的启蒙者、扶持者和领路人，之于我，他有着多重身份。我甚至认为，他直接奠定了我迄今为止的写作道路和人生道路。因为，如果不是他，我的职业和人生选择，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1989年夏天，我意外地收到了来自《少年文艺》编辑部的“获奖通知”，邀请我去上海参加“第二届新芽写作函授班获奖学员夏令营”。暑假里，我懵懵懂懂地去了上海。谁都不曾想到，这是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契机。

　　我做梦一样地来到了延安西路1538号，看到了想象中的老洋房，以及比想象中年轻得多的做编辑的人。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可能会被就此改写——我在这里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师长：朱效文先生。

　　朱效文先生当时是 《少年文艺》的诗歌编辑，四十岁不到的年纪，充满书卷气。他戴秀朗架眼镜，穿蓝格子短袖衬衫，因为用眼疲劳，喜欢不由自主地眨眼睛。在对成年人普遍畏惧的年龄，我似乎并不那么怕他。二十三年过去了，只要想起朱效文先生，他在我印象中始终是当年那个清秀儒雅的模样，没有变过。我并不清晰地记得我们有过哪些谈话，只记得在颁奖活动结束后，作为诗歌编辑的他问过我“会不会写诗，喜欢谁的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据效文先生后来说，凭他的直觉猜测，认为我有写诗的天赋。他热切地鼓励我尝试写诗，写了诗，可以寄给他。

　　夏令营结束后，我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一切都没有改变，但一切似乎都变了。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找到的诗歌，除了泰戈尔、徐志摩，还有戴望舒、波德莱尔、兰波、叶芝……不久，我的文章平生第一次在《少年文艺》上变成了铅字——那是一篇函授班时期的获奖作文《我的同学们》。这次发表对我来说意义深远，它激发了我潜藏着的对文学的憧憬和挚爱。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十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朱效文先生的来信，在信中，他说自己正患病住院，但没有忘记和我的约定，邀请我参加《少年文艺》举办的中学生诗歌征文活动。他甚至提到，假如学习紧张来不及完成，可以特意为我将征文截稿期限延长。这是一封让我受宠若惊、激动无比的信。那个深秋的下午，在最后一门期中考试科目结束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人生中最初的诗行。很快，便收到了效文先生反馈，他喜悦地告诉我，我寄给他的三首诗里录用了两首，并且，“这将是《少年文艺》历史上发表的最长的学生创作的诗歌”。他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夕阳还未落下，我举着信愉快地奔向邮局。”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诗歌般的句子犹如一把钥匙，已经在冥冥中开启了一个女孩的人生之门。

　　整个高三一年，和朱效文先生通信成了我学业以外最重要的内容。他在信中谈他自己的创作，谈他的人生经历，谈文学之于他的意义，我也向他请教专业选择的困惑，对前途的期许。对我这样一个文学初学者，他放下架子，以一个朋友的姿态引导我走向一个瑰丽的文学世界，他让我看见那个世界有多广阔、丰富、迷人。

　　但是，因为命运的安排，高中毕业，我并没有就读钟爱的中文系，而是免试直升了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远离父母来到上海，我并没有感到孤独。在渐渐品尝到专业不称心而带来的失落和烦恼时，我得到了效文先生这位大朋友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他来学校看我，为我制订了自学中文系课程的计划，提供相关的必读书目，竭力怂恿我回归“文学之路”。这条回归之路并不好走，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自己原本随波逐流的“乖孩子”形象，不再是逆来顺受地接受“要我怎样”，而是主动寻求“我要怎样”。

　　大学四年，我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写作，从写诗开始，慢慢学写散文和小说。而每走一步，都得到效文先生不遗余力的鼓励和手把手的修正。可以这样说，我早期的创作中，从诗歌到散文到中短篇小说，无一不留下效文先生的痕迹。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和作家，他很清楚，给一个初学者提供较多的发表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信心、动力、鞭策、可以触摸到的梦的实现。而之于处于青葱岁月的我，效文先生早已经超出了一个文学编辑的意义，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文学和人生导师、平等交流的大朋友。他让懵懂的我日渐明白文学的真谛，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好的文学，什么样的路才真正适合我。

　　人生中充满神秘的机缘。我不知道有多少编辑能做到效文先生那样的境界，我是何其幸运。当我后来也做了编辑，每每收到陌生作者的来信来稿，脑海里总是跳出效文先生的名字。他是我心中的标杆，我也唯有怀着体恤之心去对待那些陌生的作者，才对得起编辑的职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