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浩然与杨沫在特殊岁月的一段往事

浩然

杨沫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清晨，一夜未睡安稳的父亲浩然从河北省三河市的泥土巢来到北京，参加《北京文学》第三届理事会。在中午宴请与会人员时，得知杨沫病危，住在北大医院。作为宴会主人的父亲没有等到活动结束，便不顾礼节地提前退席，赶往医院。

　　在病房里，父亲看到仰卧病床上紧闭双目、呼吸微弱的杨沫，不由得想起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共度的特殊岁月，想起替她担的“罪责”，忍不住悲痛起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父亲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市文联参加运动，先是被工作组推举为文联革委会筹委会的副主任，后经群众选举，成为正式革委会的副主任。过了半年的光景，也就是刚刚进入到一九六七年，父亲便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文联的造反派组织——造反派联络站夺了权，“罢官革职”，成为主要的被批对象，遭到三个多月的持续、猛烈批判，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在被批判的最初阶段，由于对造反派的一些言行难于理解和接受，自然就在会议上有所表露，结果引来更猛烈的批判，处境极其困难和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置于死地。当时危险和困难的程度，大概只有经历了那段时光的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许多朋友和关心父亲的人为此担着心、捏着汗，杨沫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开始公开批判《青春之歌》，但因其他问题，杨沫的处境也不是很好。在一次对父亲的批判会后，杨沫特意私下找到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怕父亲思想上转不过弯子，行言不慎，触怒造反派，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为了避免给自己及他人招来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父亲严控着自己的情绪，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做着检查交待，听着一些批判者的过激言论，少说，甚至不说与检查自己“错误”无关的话。尽管如此，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仍不满足，批判的火力并未减弱，借父亲几乎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机会，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地公开造谣、诬陷。父亲无论做多少次检查，检查得如何深刻，在他们那里也是不会得到通过的。对这一点，父亲看得越来越清楚，心里越来越明白。

　　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父亲的忍耐到了极限，在一次批判会上，父亲开始“造反”，几次打断批判者的发言，进行插言发问。文联的一些人也对造反派联络站的言行不满，和父亲不约而同地造了反，致使批判会只能无奈地中止。当第二天造反派联络站仍想继续开会批判原革委会和父亲时，又有一些人起来造反，使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会议无法继续进行。自此以后，造反派对父亲的批判逐渐收敛，虽然形势已大为好转，但父亲仍处困境，一些人还在虎视眈眈地紧紧盯着，寻找着可以再次下手的机会。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大肆鼓动批判《青春之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意识下，父亲也认为《青春之歌》同自己以往所写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可以，也应当进行“批判”，但是没有必要大规模地公开批判，更不能牵强地硬往刘少奇的身上靠。社会上有个正得势的工人造反派，到处散布《红旗》杂志正在约他撰写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向《红旗》杂志社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根本不存在，他们要辟谣。过了几日，《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又通过电话向父亲传达了否认约作者写批判《青春之歌》文章事发表的声明。这一天，父亲起草了一篇《为批判〈青春之歌〉事访问〈红旗〉编辑部》的大字报草稿。这篇草稿，被别人在父亲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贴了出去，引起了一场波澜。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师范大学等处的许多人来到文联找父亲，询问有关情况；那个工人造反派也公开宣称这张大字报不符合事实，又招来一些人找父亲澄清。

　　四月二十八日的上午，那个工人造反派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文联，就批判《青春之歌》等有关问题对父亲进行围攻，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

　　在这几天里，父亲几次跟《红旗》杂志社联系，进行确认，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一切都显现出胜券在握的迹象。

　　四月三十日，当父亲与那个工人造反派等各方代表及群众到《红旗》杂志社当面“对质”时，形势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因为《红旗》内部有些情况不能公开，对以往所说的一概不能承认。《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倒是把详情告诉了父亲，但父亲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根本没有错误而把《红旗》的内情揭出，他只能忍受，只能承担一切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对方占据了有利、主动的地位；因要对《红旗》负责，父亲则极为被动，无论对方有什么举动，父亲只能沉默。

　　大获全胜的工人造反派联络一些人，把斥责父亲“造谣惑众”的大字报贴到了文联，而文联某些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抱有成见的人也紧密配合，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甚至有人提出批判革委会的时候，就没有把父亲批透，大有再次掀起对父亲进行集中批判的势头。

　　为了避免牵扯出《红旗》，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父亲写了检讨性质的大字报，贴在了文联的院内。那个工人造反派或许是觉得已经获得了重大胜利，或许还因为父亲历史清白找不到“碴儿”，就没有再与父亲继续纠缠下去，此事也就逐渐地平息下去，不了了之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北京市文联被撤销，作家们来到位于西郊的教育行政干校，集中学习、“斗批改”。当“斗批改”即将进入到整党、建党阶段时，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杨沫因为“假党员”问题受到专案审查。在当时大的环境下，有的审查采取的是“对敌斗争”的方式，这对有些人来讲是难以忍受的，自杀的现象在社会上并不少见。父亲看到专案组的几个积极分子对杨沫采取那种处理敌我矛盾的审查方法，很为杨沫担忧，怕她对目前的审查想不通而产生其他想法。一天晚上散会后，父亲到楼下打开水遇到杨沫，悄悄地鼓励她，劝她道：有什么问题就老老实实向党交代，但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暗示她万万不可走轻生的路。真正的朋友是心有灵犀的，杨沫马上就领会了父亲的意思，表示决不会那样。据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记载，在这次谈话后，李学鳌还趁周围无人之机偷偷跑到杨沫的房间，代表父亲和他叮嘱杨沫三件事，让她千万记住，一定做到：第一，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想不开。一定要挺住。第二，千万不要乱说，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第三，保重身体。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一定要保护好身体。杨沫在这部书中还写道：“还有，浩然为我被撤消了专案组的工作。那是在军宣队召开的一次全连大会上，浩然忽然被宣布撤消了专案工作。而且当场叫他检查对我的‘包庇’。那场景叫人想起是难过的……”

　　一九六九年五月底，父亲到北京市房山县下放劳动，与杨沫分开了，但他们的交往并没断，时常书来信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杨沫也到家里看望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父亲回城时，也常去看望杨沫，聊天谈心。父亲与杨沫从相识、相交、相知，经受了特殊岁月的考验，建立起真挚的情谊，这种情谊他们从中年保持到老年，从老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