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然走了

　　李默然是表演艺术大师，这么些年，他却几乎没跟我谈过表演艺术。惟独一次例外——在锦州评选辽宁省戏剧奖时，我请他到家吃饭，席间他从我的一首诗说起：“不论什么艺术都应该以几何图形为标准，要具体，要有长度，宽度，更要有深度。”

　　默然不是科班出身，没进过高等戏剧院校。解放前生活在伪满洲国，家境清贫，只读过小学三年级。1947年，他和两个“国高生”杨伯元、狄兆雨在黑龙江省尚志市一面坡回民联合会工作，“国高”，相当于今天的高中与大专之间。三个青年人初入革命队伍，还不大懂得怎样开展群众工作，天天在一座小楼里坐等群众上门。当地回族读书人很少，在回族人眼里国高生即是圣人了。于是人们便称他们那座小楼为“三仙楼”。

　　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有一支小分队在一面坡回族聚居区搞土改，同时招募新兵。当时回民支队最缺少的是知识分子，就动员杨伯元、狄兆雨、李默然等三个青年参了军。回民支队有个营级编制的教导队，教导队的教导员韩景政自己有文化，也喜欢有文化的人，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班。我在教导队深入生活当通讯员，跟这帮知识青年一起上课，学到不少学问。李默然在地方时就喜欢演戏、朗诵，我又是宣传队下来深入生活的，就缠着李默然教我朗诵。大约半年左右(太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默然不习惯部队的紧张生活，加之他的心思仍然依恋着戏剧表演，就申请回地方到哪个剧团去演戏。韩景政教导员觉得默然发声嘹亮如洪钟，是个表演的材料，怕误了他的前程，便支持他退伍投身艺术界。同年10月他在哈尔滨市考入东北文协文工团，1954年进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这之前，杨伯元、狄兆雨先后转业到宁夏，杨在宁夏日报任编委、总编室主任，狄在固原地区任党校校长(1958年被补划右派)，我本来与默然同在沈阳市，后来也因补划右派被发配宁夏，只有默然一个人仍在东北。“文革”期间我同杨伯元都担心默然那段暂短的“参军历史”会给他带来麻烦，果然如此，默然被打成了“解放战争的逃兵”，让他多受了不少苦头。

　　我改正后回到辽宁锦州市，尤其后来做了市文联主席，与默然来往多了。他虽然已是国内外戏剧界著名人物，但对几十年前的战友仍然亲切如初。记得1992年我送他一本诗集《苦歌》，几个月后我们见面时，他说他基本都读了。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我在锦州文坛苦于听不着真话。他说那我就说几句真话，一大本诗里好诗不多，能让我记住不忘的诗句没有几行。默然可能怕我心情太落寞了，就半是安慰地说：“当然好诗也有，我记住了好几句，像序诗中的‘我不是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这样的诗，我会记住一辈子。”他的直率让我感到了战友的亲切与温润。

　　1989年，李默然做了一件带有创举性的事情——成为中国艺术界名家广告代言的第一人，为“三九胃泰”做广告。各大媒体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基本上是一片责备声，绝大多数人接受不了伟大的爱国主义名将“邓世昌”为了金钱去做广告。社会上对李默然为胃药做广告这件事，说法不一，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有的甚至很离谱很荒唐。我后来调到锦州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在创办《锦州晚报》时，请默然为晚报创刊题词，题罢词默然为我的闯劲而兴奋，趁他高兴我便向他询问了广告代言一事。他非常平静地讲了“代言人”的幕后故事。

　　当时默然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头头之一，该会计划举办一届戏剧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说白了就是“差钱”。在这种情况下李默然作为大艺术家蹚了广告代言人的“头水”，一举获得20万元。那时20万元可是个天文数字，其中17万填补了中国戏剧节的开支；他当时还是辽宁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也得关心家乡的事情，其余3万元就全用在辽宁省戏剧评奖上了，他自己没有拿一分钱。

　　默然仙逝，过于突然，让人难以接受。11月8日上午他还和家人一起收看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下午感到心脏不适，孩子们当即送他去卫生部北京医院。或许就怪那比堵心还难受的堵车，医生说迟来了一步，抢救无效。人民心中的老艺术家驾鹤西去，给亿万爱他的观众留下长长哀戚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