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后半夜的说书人

　　李修文，“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代表作家之一，省作协副主席。曾从事编辑、记者等工作，著有小说集三种和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曾获第二届春天文学奖，并入围“年度中华文学人物”等多种奖项，多部小说被翻译为英、德、日、韩文字。

　　李修文本质上是个诗人，不然，以他的才情、聪慧，和他对人世敏锐深邃的洞察力，早已在文坛上大红大紫，而且早就赚得盆满钵满。很多年前，基于他对语言超乎常人的直觉，我曾试探性地问过他：你写诗吧？他笑而不答，后来又承认他真的写诗(他答应给我看的，但终究没有拿出来)。李修文对诗歌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远在许多自诩为诗人的人之上，从宋玉到杜甫，再到周邦彦、唐寅，从里尔克、艾米莉到沃尔科特……他都如数家珍。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李修文为什么会写出《滴泪痣》、《捆绑上天堂》那种“绚烂之极”的小说来。美与幻灭，爱与死亡，这些充满了“暴力美学”的主题曾一度构成了他作品的主色调，他善于用一种极度绚烂的文字赋予他小说别样的气质，呢喃，婉转，唏嘘，嗟叹……在缠绵悱恻中纵情一跃，全面烘托出他作品的意义来，但在事后他会问自己：“这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能做的只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后半夜的说书人”。

　　如果循着这套轻车熟驾的写作路数一路狂奔，李修文肯定“堕落”成了一个“成功”的作家，畅销，改编，得奖，然后志得意满，仿佛真理在握。幸好，他早已明白文学说到底是一桩“失败者的事业”，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而言，有时候“写坏的欲望”比“写好的愿望”更加强烈。因为相同的文学趣味和近似的价值观，我俩曾多次结伴去外地“封闭写作”，我亲眼目睹了李修文对自我的强烈“质疑”。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曾试图分析过他内心紧张和焦虑的根源：“他有一个看上去很魁梧其实多病的父亲，作为一位年轻的长子，他试图承担起世俗意义上的责任，但心智的早慧却让他在每每面对父亲时百感交集。这种情感既与卡夫卡似的‘惧父情结’全然不同，又与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大相径庭。正是那颗在爱与怕之间摇摆不定的心灵衬托出了李修文当下的写作风貌。”我不知道评论界在论述李修文的作品时，是否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应该是解读李修文全部作品秘密通道之一。而所谓“父亲”，在这里不过是文学意义上的前辈(或传统)，究竟是该颠覆还是继承，究竟是该充当“长子”还是“孤儿”，他一直在反复地拷问中。然后是他美丽的女儿呱呱来到人间，他一边被迫扮演起“父亲”的角色，一边越来越爱上了这个红尘俗世。

　　在我所熟悉的写作者中间，很少有人像李修文那样爱与自己较真，他一定要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体会到绝处逢生的快乐后，才会感觉到写作终究是一桩有趣的活儿。在他的作品中，每一个词语必须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每一个句子必须浑然天成，每一个人物必须给足在场的道理和命运的空间。所以，写作在李修文那里从来不是一件轻松事，从凝眉苦吟到脱口而出，他每完成一次蜕变，就让人增添了一份对他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很辛苦，他的读者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