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文作家为文学加热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11月21日09:42 来源：深圳商报

 

 

 

 

 

 

莫言获诺奖，是否意味着华文文学盛世的到来？最近十年，文学的境遇是更好还是更糟？世俗的生活与庄严的写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第二届“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日前在台中市举行，上述话题成为热议焦点。

　　本届高峰会由台湾新地文学社和台湾艺文作家协会共同主办，马森、郭枫、张抗抗、柳萌、阎连科、于坚、舒婷、李昂、薛忆沩、陈平原、陈思和、郑培凯、詹澈、李瑞腾、应凤凰、向阳、陈义芝等数十位来自两岸及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学者在台湾初冬的微冷中, 合力为文学加热。

　　莫言获诺奖成热议话题

　　华语在全球由受歧视到被重视已成为不争事实，但华文文学仍处于弱势和边缘化地位，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意味着华文文学盛世即将到来呢？与会作家和学者也对此持不同观点。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著名作家、戏剧理论家马森说，诺贝尔奖与翻译有很大的关系，莫言的大多数作品被译成西方文字，其中以瑞典文最多。马森认为，《生死疲劳》不能算莫言小说中最好的，但其中关乎轮回的描写，对西方人来说很新鲜，他的获奖与此有关。马森认为，华语文学有着光明的前途，诺贝尔文学奖属于西方世界，将来华语世界，完全可能设立自己的奖项，与之相抗衡。

　　本次峰会组织者、台湾著名作家郭枫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郭枫认为，莫言获得诺奖令国际文学界刮目相看，拓宽了中国文学通向世界的道路，他是凭其艺术造诣，突破了瑞典文学院“评审态度的偏差”和“西方政治的倾向”，拿到了一个真正的诺贝尔文学奖。郭枫说，近十年中国作家很可能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郭枫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能等同于伟大作家的证书，中国作家应该沉静下来，潜心写作，创造出华文文学史诗般的巨著。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培凯也认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诗人要获诺奖几乎不可能。

　　新时期文学与文学教育

　　本次会议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刘剑梅、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教授许文荣等分别向大会提交论文，对新时期文学、文学教育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陈思和的论文题目为《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他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新时期文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不是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变得更糟糕、更边缘化。陈思和说，这是他几年来一直保持的观点，并不因为莫言获得诺奖而改变。他认为，繁荣与腐朽是同体相生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当代作家由官方、学院和市场三条道路开始融合，最后导致新时期文学的繁荣。

　　陈平原的论文题目为《文学如何教育》，他说，文学就像大学校园内的一湾清水，它能给人以灵气。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高等学校开始设立文学史课程，那是“文学教育”学院化的开端，但那时的文学课程没有固定模式，教育家也各色各样，譬如沈从文，他教写作，是一对一的，教出许多著名作家；譬如顾随，虽然没有什么著述，但他是词人，他在课堂上的音容笑貌，会让学生铭记终生。陈平原希望藉追怀、重构并阐释曾经的“文学课堂”，来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策略。

　　世俗化与庄严性

　　对于华文文学创作的困境与出路，与会作家提供了不同的解读。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认为，金钱与权力对文学的双重控制，是海内外作家面临的共同困境。张抗抗说：如果我们无视读者的选择，我们会因此失去读者；如果我们迎合读者的选择，我们会因此失去自我。她认为，在高度商业化与信息化的网络时代，纯文学恰恰可以另辟一条险峻而绮丽的道路，因此她建议，“让休闲归于影像，让娱乐归于网络，把心灵归于文学。”张抗抗认为，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选择，终究会被写作者引领，提升和改变，而不是相反。

　　作家阎连科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不同脱俗的生活和庄严的写作》的主题演讲，他说，每个人都无法摆脱世俗生活，莫言也不例外，小说家是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必须认同世俗生活。他读村上春树的作品，最大的感觉是没有什么内容，因为村上是一个脱俗的人，每年有相当于110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可以只见一个记者，这在大陆是行不通的。

　　阎连科坦言，他们这一代作家可谓功成名就，但写作也遇到了瓶颈，因为大家反对，不认同，偏离世俗生活。他举例说，“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都是世俗的人，我们必须在世俗中做人，做个有尊严的人。”

　　阎连科认为，对文学庄重性的认识，是我们今天写作的最大障碍。他说村上春树虽然脱俗，但他把写作看得非常神圣，是宗教式的；莫言的写作未必这么庄严，他写《生死疲劳》只花了48天时间，但他对生活庄重性的认识，是村上所不具备的。他认为，“今天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如此复杂，作家们生活在其中，不应该抱怨、批判和仇恨，要在生活中爱你厌烦的人，在写作中，理解你讨厌的人。”

　　汉语不死新诗就有希望

　　相对于小说和散文，新诗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诗人们更有从天堂堕入地狱之感。如何面对这种现实?新诗的前景究竟如何?舒婷、于坚、陈义芝、詹澈、白灵、萧萧等就此展开讨论。

　　诗人于坚认为，诗歌的边缘化不是诗人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盛行功利主义，因为汉语的诗意被遮蔽起来，它的“道”没有被唤醒。他认为新诗是可以期待的，只要汉语不死，新诗就有希望。

　　台湾诗人陈义芝反对迎合大众，更反对难以阅读的标新，他认为随着时代的扭转，文学审美的坐标也会移动，而没有阅读就没有创作。他心目中的好诗，要有感觉、有感动，还要有感应。

　　台湾诗人萧潇用“X”来描述台湾新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走向，他说，台湾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社会，而诗歌就是各种文化交叉共构的结果，鉴往可以知今，至于未来，也可以用“X”来表示。台湾诗人詹澈提出了“边缘的前缘”说，他认为文学虽然边缘化，但诗歌仍然处于前沿，诗人永远是时代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