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眼中的文学

——记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

沃莱·索因卡

阎连科

西格丽德·努涅斯

刘震云

张悦然

　　2012年11月4日上午9时，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报告厅举行。沃莱·索因卡、阎连科、西格丽德·努涅斯、刘震云、朱莉亚·李和张悦然共六位中外文学获奖者，依次对“文学与世界”、“文学与思想”和“文学与我们”三个主题进行了对话，多位国内外著名作家和学者进行了回应和点评。

　　文学与世界

　　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首先祝贺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这是对一切文学和自由的支持者莫大的鼓励”，表示参加本届世界汉学大会的目的是“呼求自由，呼求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去解释‘人’本身”。他提出人类的生存已经“被困在僵化的教条和自由探索之间”，并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正反两面的论述。

　　首先，他批评了“反智者”、“不忠于创造性思维的人”与“禁忌”的发明者。这类人因为害怕人类创造性对自身安全性构成威胁，发明“禁忌”来操纵人类的心智，占领人类的想象空间。他们“实际上是一种神权的和世俗的政治的结合，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质疑”。

　　随后，他重新阐释了“我思故我在”的内涵——“我思”在根本上是一种遐想和臆断，一种没有限制的思考，是人栖居的理想之地，也是人对权力、宗教和世俗的挑战。“挑战”就是一种“创造”，因此，索因卡呼吁：“让我们去想想那些对现实的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我创造故我在’。”

　　对于索因卡的发言，老舍文学奖得主阎连科评价：“这是我们经常思考而没有思考到、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如果我能代表大家的话，将对他的发言表示尊敬。”并以“巨大的世界与最小的我”为题，从三个层面阐发了他的观点：

　　一、“我的文学”。他认为，很多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讨论的恰恰不是世界性，而是在世界文学中讨论了“什么是‘我的文学’”，只有用自己的文学思维去辨析和追求世界的文学思维，才能透视文学的大个性，才能谈论世界性。阎连科说自己的文学宗旨便是“要在说不清的地方说清楚”，并将文学看作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

　　二、“作家形象”。作家的身份必须在作品中得到辨识，“有了‘我的文学’，才能有‘我’这一作家……就像我们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形象甚至比人物的形象更鲜明。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就能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焦虑、困惑和痛苦。”至于他本人的形象，他笑谈：“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完全的阎连科，而阎连科这个形象在我的作品里才更完整呈现出来。”

　　三、“文学土地”。阎连科指出：“每一个作家都有个人性的文学土地，这并不是指红土、黑土或黄土，而是洋溢着作家本人的文化意识的文化土壤。只有那些属于‘我’的、在自己的文学土壤中开出的文学之花才具有广泛恒久的意义。”他也自称：“我还在寻找和培育着这片土地。”

　　文学与思想

　　西格丽德·努涅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兼文学评论家，曾获美国怀丁作家奖。由于天气的原因她未能出席本次汉学大会，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司马懿宣读了她的演讲稿。

　　西格丽德·努涅斯通过发问“我们为何写作？写作的思想从何而来？”引出她的两个中心议题：思想该不该成为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文学作品中思想的特质是什么。西格丽德·努涅斯列举了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和苏珊·桑塔格对第一个议题的不同看法，其中她对苏珊·桑塔格的看法表示认同：文学作品的魅力离不开思想的光芒。但她同时认为，小说家的思想不同于哲学思想，真正的文学思想到底是什么，她至今也无法确定，只能通过阅读和写作来不断探寻。

　　对此问题，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提出三点看法：

　　一是文学思想的重要性。他坚信，一位伟大的作家必定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地基之于大厦。他还将作家与哲学家进行对比，认为哲学家是采用某个思考维度来思考某个领域的问题，而作家是用全部情感来思考整个人类与历史。

　　二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学的思想。刘震云指出，孕育于大陆的中华文明具有自闭性，拒绝陌生和冒险，导致思想营养上的先天贫乏。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不缺乏思想，产生了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思想之深邃从他所塑造的三个典型人物可看出——即阿Q、祥林嫂和孔乙己。

　　三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的思想性。刘震云指出，莫言是中国当代具有思想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但他并不是唯一有资格的获奖者，因为这涉及到汉语作品的翻译问题。如果用汉语来评选，中国目前至少有十位有思想的作家可以与莫言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观众提问环节，刘震云解释了衡量一部作品、一个人、一个国家是否有思想的标准，是“眼光”与看问题的出发点、视角和远见。“一本书，一个人，一个民族莫不如此。”

　　文学与我们

　　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小说家、电影导演朱莉亚·李，结合她的创作经历，讨论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从第三部作品开始，她“不会以一种写作者的身份进入到作品中去，而是以一种外在的立场来描绘主人公的行为与姿态。”从此以后，她的作品开始带有电影“纯粹外在书写”的色彩，她自知这种“外在书写”风格的形成，对自己的书写方式其实意味着一种约束。她也谈到外界因素对艺术创作的干扰，呼吁现实环境能给予艺术创作足够的自由，使文学和文化能够越来越强大，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

　　曾获春天文学奖的青年作家张悦然同样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谈论了中国年轻一代作家所面临的创作困境。她否认年轻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写作题材。“80后”作家与中间代作家被出版界明确地界定出来，以区别他们与前辈作家的不同。但在张悦然看来，“这种不同只是因为前辈作家在其所擅长的题材上已经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而我们只能用这种题材的不同来慰藉和鼓励自己。”她认为，年轻作家与前辈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学阅读。前辈作家的主要阅读对象是西方经典作品(如托尔斯泰、福楼拜)，年轻作家的则是西方当代作品(如村上春树、玛格丽特·杜拉斯)。张悦然强调，经典的没落与阅读的多样化，是年轻作家应该重视的问题。

　　张悦然指出了年轻作家小说背景的趋同性。“80后”作家在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反映他们童年乡村生活的文本创作越来越少，甚至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年轻作家笔下日益趋同的城市生活正在失去生命力，她认为：“年轻作家如何沉入城市生活的深处，寻求中国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这是应当思考的。”她也反思了年轻作家小说语言的同质性——随着标准书面语的普及，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年轻作家的作品里。他们更热衷于日本翻译体的语言，这种语言固然规范、优雅，却会使汉语失掉不少原本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