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30年：从新兴艺术到第一大文化消费方式

　　30年，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而立之年的壮年；30年，一株幼小的树苗可以长成一棵挺拔的大树；30年，电视剧从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变成内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一大文化消费方式。

　　纵观电视剧整个行业的发展和现状，就如同大的社会一样，一方面是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繁荣景象，如产量骤增、技术提升、题材渐趋多样、市场化日益成熟；另一方面，繁荣之下凸显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某些作品质量低下、创新能力需要提高、生产方式有待更新等。套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内地已然是电视剧生产大国，但肯定不是电视剧生产强国。面对最新年产量高达1.5万集并且还有上升趋势的庞大数字，“减量重质”成为目前内地电视剧的当务之急。

　　1981年播出的《敌营十八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地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从那时算起，内地连续剧已走过三十余载。最初十几年间全国也就是每年一两百集的产量，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视剧行业经历市场化转型，此后便惊现“井喷式”增长，现在达到每年一万五千余集，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剧“大”国。30年间，翻了几番的不仅有产量，还有投资。《渴望》时的拍摄成本是每集2万元，现在每集的成本动辄两三百万。投资的加大带来的是“硬件”方面的突飞猛进，拍摄和制作技术的提高，服装、化妆、道具整体水平的进步，还有影视基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兴建。

　　但“软”实力的提升就没这么乐观了。正如电视剧“大”国的“大”仅指产量而绝非质量，“金字塔”型基本能代表当下国产剧质量的现状。

　　举个简单的例子，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形成为界，此前每年能够被观众记住的至少有一两部，《红楼梦》、《西游记》、《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围城》、《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此后，剧集产量以每年千集的速度递增，但能被观众记住的却没与此速度成正比，如《大宅门》、《空镜子》、《历史的天空》、《亮剑》、《士兵突击》、《金婚》、《奋斗》、《潜伏》、《黎明之前》、《媳妇的美好时代》、《甄嬛传》等，这说明什么问题？数量骤增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完全随之同步提高。有的是平庸之作，有的生产完即成库存积压，也有的播出后即“随风而逝”。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方为经典，30年来始终被观众津津乐道的佳作屈指可数。

　　为何“产量大、佳作少”的反差如此突出？这与行业的进入门槛低、大量资金涌入以及某此从业者“赚快钱”为上的想法不无关系。游资和热钱的大量涌入，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了供求关系处在相对合理的区间，供求失衡必然导致产量骤增、片酬飞涨等问题，同时也为这个行业蒙上一层浓浓的浮躁之气：“开拍前没有完整的剧本、拍摄时边拍边写”、“演员自称多为即兴发挥、编剧不爽剧本被修改”、“制作方搭个班底就想卖钱、电视台购片看不到片子”。

　　总之，这个行业的某些相关体大多时候都在“向钱看”。某些不专业的投资方只为赚快钱，他不会给创作者时间去精雕细琢一部作品，能够短时间内收回成本的作品，其质量必然粗制滥造。电视台最硬性的考核标准是收视率，有收视率就有广告商，有广告商就有钱赚。道理如此简单，综合两者，什么剧制作起来省时省力又有收视率就成为“热钱”和“游资”考虑的问题。于是，抄袭、山寨、雷剧、狗血剧不断有人去拍，也不断有电视台去播。

　　作为一个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的行业，赚钱无可厚非，但如果只为了赚钱，那么这个行业的希望又在哪儿呢？从事任何行业的人，如果没有职业理想、没有专业背景、没有工作热情，甚至连对这个行业一点点的爱都没有，那么这个行业的前途注定是暗淡的、是不会进步的。当从业者在依靠这个行业赚钱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抱有对这个行业最起码的尊重，哪怕是一点点敬畏呢？

　　郑晓龙 见证“三十”

　　30年来，如果让您数出认为不错的经典剧集，想必以下大多作品必定会入选。

　　如果要选一位见证内地电视剧30年发展的业界人物，导演郑晓龙无疑是最权威人士之一。从1982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成立至今，郑晓龙不仅是这个行业的第一批拓荒人，而且一直活跃在内地电视剧界生产制作的最前沿，由他担纲策划或亲自指导的大部分电视剧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贫嘴张大民的故事》、《金婚》、《甄嬛传》等。30年间，整个行业的变化很多，但对郑晓龙来说，唯一不变的是对内容和品质的坚持。

　　市场化以前

　　从业者充满理想和热情

　　1982年9月17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以下简称“艺术中心”)成立。作为生产电视剧的专业单位，艺术中心是全国第一家，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成立还早一年。当时电视剧的生产并无市场概念，艺术中心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这两大国家单位出产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内地的大部分电视剧，包括《红楼梦》、《四世同堂》、《便衣警察》、《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

　　“那时电视剧产量很少，全国每年也就几百集。当时飞天奖里有个奖叫丰收奖，专门对每年拍摄超过15集的单位予以奖励，可见那个年代搞连续剧有多费劲。像艺术中心出品的《矿长》，2集；《头发的故事》，1集；直到《四世同堂》，28集，连续剧才慢慢拍起来。《西游记》的片头会打上‘长篇电视连续剧’，可以说明那时的长剧很少。”

　　不知是否应验了“少而精”、“慢工出细活”的道理，那个年代戏不多，但留存下来的不少。《红楼梦》和《西游记》虽被翻拍无数，但公认的经典仍是上世纪80年代的版本，且成为寒暑假重播率最高的剧目之一。“如何判断一个剧是否为经典，就看它在各个台的重播率。”这是业内不成文的说法。《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现在来看，或许画面已经过时，但内容还能引发观众会心一笑。

　　为什么在一年只出产几百集剧目的年代，能留存下并不算少的有口皆碑的经典之作？“跟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种思想上的解放包括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精神的指导，那个年代就不会有精品力作的爆发式出现。文学上，伤痕文学开始占据主要地位；电视剧上，拍了《便衣警察》、《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电影方面，《红高粱》、《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等，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出产了一大批好作品。”

　　其次，那个年代从事这行的人不是奔着钱去的，郑晓龙表示，“那会儿的从业者都充满了理想和热情，他们对过去有很多自己的反思，因此拍出来的作品对一代人以及社会都有一定影响力。现在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是金钱至上，金钱至上的另一面就是又会被金钱限制，很多投资商或从业者拍戏的逐利性过强，作品的真实性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反思过去、反映现实的作品必定是有力度的，以《北京人在纽约》为例，一部剧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描写“移民潮”的同时也反映了“出国热”。

　　市场化以后

　　靠好剧建立市场规则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电视剧尚未有明确的市场化概念。郑晓龙跟记者聊起当年的一件事儿，“艺术中心的前主任李牧1986年上党校学习，他毕业论文的名字是《电视剧也是商品》。虽然多年以后被印证了，只不过电视剧是带有文化属性的商品，但这篇文章发表在《大众电视》上以后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他们不认为电视剧是商品。”

　　不认可电视剧的商品属性是有历史渊源的。“最初送给电视台是白播，不挣钱，我们是国家拨款单位，拍电视剧就是你的工作，你拍戏，国家给你发工资。电视台播剧也不是为了挣钱，也没广告，他们是党的宣传单位。但这种关系慢慢发生变化了，电视台开始播广告了，有额外收入了，我们作为制作单位就和电视台商量，你们在挣大钱的同时我们挣点小钱。1989年拍《渴望》时，我们卖给电视台要求1分钟10块，每集45分钟，就是450块。全国那么多台播，即便是这样，艺术中心投资这戏还是赔了。《渴望》是花102万拍的，总共50集，大约每集2万；我们最后才收回59万。”

　　据郑晓龙透露，高收视末了还赔钱的不止《渴望》一部剧，“还有《编辑部的故事》，花了150万，最后才收回90多万。”直到《北京人在纽约》才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这个剧花了150万美元，是从银行贷的款。除去还给银行的，艺术中心还赚了70多万(人民币)，一部比一部好。”

　　逐步“打破电视台不给钱的习惯”是电视剧行业市场化的关键标识，但在当时若想让电视台愿意掏腰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好剧。“靠好剧建立市场规则。央视当年播《北京人在纽约》，怎么合作？央视不出购片的钱了，但让出5分钟的片前广告，我们卖广告时间。央视的片前广告本来只有5分钟，《北京人在纽约》的播出让片前广告延长到了10分钟。”

　　行业现状

　　减量重质是当务之急

　　三十年来，电视剧行业在“硬件”上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拍摄设备、后期制作、外景地建设等都有长足进步。“现在看以前的片子都会觉得粗糙；现在就是一部烂剧，视觉效果都会觉得还凑合。服化道更加专业；建了很多影视基地，经制片委员会授牌的就达到44个。以前没有，要是拍故宫就真得去故宫拍，但故宫不可能让你到处拍去，所以古装戏当时会受到很大限制；拍胡同的戏就去胡同，或者临时搭建一个，拍完就废弃了，也挺浪费的。”郑晓龙介绍说。

　　伴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某些问题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其中最为凸显的问题仍是量多质低，这一现象进而引发演员片酬飞涨、国民的文化消费单一等。片子的数量怎么就减不下来呀？“跟大量民营公司的建立、大量游资进入不无关系，大家觉得电视剧是个能挣钱的东西，如果能够提高门槛，不是随随便便什么资金都能进来，整个行业保持在一个合理、专业且相对较高的制作费用的话，这种现象会有所缓解。”郑晓龙分析说。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电视剧已成为内地人民群众的第一大文化消费方式，对电视剧的依赖过重，而部分电视剧，毫不夸张地说都是垃圾，根本称不上精神食粮。“老百姓的文化消费方式应该多元化，比如多读书，现在很多人不看书，中老年人也没有丰富的选择。电视剧成为一家独大，一家独热，这是不对的。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从自身做起，控制电视剧产量，提高电视剧质量至关重要。按照咱们国家的行业现状，就这么喂着观众，观众自然变成依赖了，就像小孩儿要喝牛奶，一直给牛奶，但其实他需要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一旦成人了，他的肠胃会不适应。”

　　此外，郑晓龙指出，目前内地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还维系在小作坊式，没有进入工厂化生产方式。“整个制作公司或单位犹如一个个小作坊，就算是一个大公司，也是签了一堆小作坊，缺乏整体规划，单独的工作室都是各自为政，跟我们20多年前拍《渴望》时没什么区别。”

　　晨报记者 冯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