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民俗风情和服饰形象

《白鹿原》剧照

　　小说《白鹿原》内容厚重，里面涵盖的东西是说不尽的。电影《白鹿原》用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声像艺术手段，突出而逼真地表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中中部农村——白鹿原上人们特殊时期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景。本文就民俗学和服装学的角度简析一下电影《白鹿原》成功表现关中农村民情风俗以及不同身份人物的着装情形。

　　电影《白鹿原》就像一幅场景巨大的关中农村生活风俗画，反映的是中国20世纪初关中中部农村，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白鹿村人们的生活状态。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称，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我认为小说也是一个特殊地域人们的民俗文化史。小说是抽象的语言艺术，它被转换成可视的声像艺术，对人们构成了特别的艺术感染力。

　　电影中所表现的民间风俗场景很有特点，自然逼真。比如白嘉轩和鹿子霖同时给各自的儿子白孝文和鹿兆鹏办婚礼时，两对新郎、新娘所穿的婚礼服装，全族人在祠堂相聚时呈现了农村婚俗中的“面花”。还有在武举人家，麦客们蹲在地上端着大老碗吃大宽面，吃完饭操起家伙(乐器)唱老腔，黑娃等人还再端着大老碗，继续吃着大宽面听戏，这些包含了陕西八大怪中的四大怪：一是老碗像盆子，即碗盆分不开；二是面条又宽又厚又长，即面条像裤带；三是喜欢蹲在地上吃饭，即板凳不坐蹲起来；四是老腔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吼出来的，即秦腔吼起来。其他民俗场面还有割麦子、打麦扬场等细节，这些都是民情风俗的典型表现，让人们看了以后，倍感亲切、温馨、美好。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再到抗日战争前期，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服装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清代，人们的着装很简单，男人长袍马褂，头上顶一绺长辫子，形象鲜明，天冷时上身加一件棉马甲，头上再戴顶黑色圆帽子，这就是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等人的着衣，他们是富裕农民的穿着形象。而长工鹿三、鹿三的儿子黑娃则是典型的中国贫民上衣下裤着装形象，他们天热时穿的是黑粗布单衣，薄大裆裤；天冷时是粗布夹衣、夹裤；冬天则是对襟粗布棉衣和大裆棉裤，棉上衣也叫棒棒裹裹肚。他们脚上平时应该是千层底粗布鞋，冬天则是粗布棉窝窝，像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等富人穿的可能会是高档一点的条绒、平绒布鞋。不管是富裕的白嘉轩们，还是贫穷的鹿三们，他们的着衣都代表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中中部农民典型的服装形象。电影故事开始不久，清政府就被推翻了，民国革命、农会革命等急剧变化，有些人的辫子被剪掉或自己剪掉了，这叫髡发。比如白嘉轩剪掉了辫子，而鹿三反而没剪，他不怕革命者要他脑袋，白嘉轩称他是真正的人(硬汉子)，但他后来也剪掉了辫子，留的是一头散乱的毛头，说明平民老百姓也不讲究什么发型。在男子着装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形象，就是在精彩的外面世界受过城市文化教育和现代文明熏陶的鹿兆鹏，这是一个新型的农村青年，有学识，有思想，他把代表现代文明气象的端庄笔挺的学生装穿回家乡，胸前一排黑亮的圆形纽扣，高高竖起的立领，对称的口袋，显得尤其精神、儒雅，活跃和丰富了沉闷单调的偏僻农村着装景象。鹿兆鹏的这种着装，正好表现了变革中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服装界西风东渐演化风潮，这种风潮在先进发达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比如北平、上海、苏州等地酝酿得如火如荼，波澜壮阔，蔚为大观，西式洋装、文明帽、墨镜、文明拐杖、细腰旗袍、鲜艳丝巾、亮丽、时髦蕾丝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而在闭塞落后的关中农村，西风东渐的服饰风潮影响微乎其微，就像到了神经末梢，激不起半点死水微澜。鹿兆鹏的黑色学生装仿佛是吹进白鹿村的一股新风，令人眼前一亮。他不光服装是新颖的，思想也是新颖进步的，他在白鹿村办学校，给孩子们传播知识和现代文明，又向黑娃、田小娥等同辈人传播革命思想、新型婚姻观念，他现代性的外在装束和他进步的内在精神思想世界是完全统一的。

　　服装被称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上述人们的服装演化就是一种印证。而《白鹿原》中最鲜明、最亮丽的人物着装自然是故事中的核心形象田小娥。田小娥就像是电影的精魂，是一个动人心魄的精灵。当她作为武举人的小妾身份时，她的着装是最妖娆艳丽的，她上身穿的是旧式斜襟襦袄，颜色鲜亮惹眼，布料是昂贵的丝绸质地，绿底起中型翠花，下襟和袖口都镶着漂亮的花边，领子是高高遮住脖子的中式立领，束衣的盘扣更是民族性的样式；下衣是宽大、富态的长裙，颜色稍深一些，和上衣形成和谐的呼应。她有时手里拿一把圆形绣花团扇，有时手里掂一把烟袋锅，再加上她那一头别致的发型，很像二三十年代上海月份牌上时髦女郎的发式造型，是一个典型的悠闲时尚、超凡脱俗的富家少奶奶形象。这样的形象很像江南水乡美妇人形象，也很像已逝画家陈逸飞笔下的江南仕女形象。如果给这样着装的田小娥照一张以黄橙橙的麦地为背景的肖像，那绝对会是一幅动人心魂的关中美妇人油画。在她和黑娃的情事暴露，双双被毒打赶出武举人家后，她和黑娃回到白鹿村，成为贫穷的普通村妇，穿一身朴素的农家女衣服，上身是花洋布裹肚(传统襦袄)，暗红色底子起小碎花，显得素静、淡雅，下身是稍紧身的裤子，这是从富家少妇过渡的装束，还不是很寒碜，也不失美艳少妇的风韵。而当黑娃因烧麦田被抓，随后又逃跑后，田小娥的服装形象大为变样，特别是在饥荒袭来，他和白孝文躺在烂窑洞里的烂席片上时，白孝文像疯子一样一头蓬垢乱发，她则是一身凄惨灰色长衣，她的服装形象跌到了最低谷。

　　总的说来，《白鹿原》中那些对生活场景的表现，对重要人物着装形象的刻画，都比较准确地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发生大动荡、大裂变时的旧中国关中农村大致的情形。不足之处，电影对民风民情的很多细节表现不够细致，有些服装形象的表现也是比较模糊的，比如麦客割麦子的场景不是很符合关中农民实际割麦的情景，割麦子很讲究姿势、割的麦茬要低，而且要很整齐，捆麦子时，拧成的腰子也很讲究。此外，人们脚上穿的鞋子不是很清晰，农村老男人们的腰带也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还有，农村年长的人爱抽旱烟，烟袋锅就非常讲究，比如烟嘴是石头的还是玉石的或是玛瑙的？烟锅头是铁的还是锡的或是铜的？等等，都没有明显的表现，倒是田小娥几次抽旱烟的形象深入人心，抢夺了男人们在这方面特别的风采。如果上述的风俗细节再讲就一些，电影的内容就会更加真实、亲切。

　　(作者系西安工程大学教授，服装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