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与“寻找”之后的收获——陈忠实论

　　陈忠实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纵观他的创作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出时代的印迹，而他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也鲜明地折射出时代的色彩，甚至不乏里程碑式的标志。他上初中时即爱上文学，16岁在报纸上发表受“红旗歌谣”影响而写的诗歌处女作。高中毕业回乡当了民办教师，发愤自学，以文学寄托理想并企图以文学改变命运，不数年，即在报纸上发表数篇散文和诗作，引起关注。此时正是“文革”前夕，他二十出头。“文革”后期，在文化环境稍有松动而文学环境出现暖象、政策扶持工农兵新作者的时代背景下，他重新拿起笔，第一个短篇小说就引起文坛强烈关注，并由他改编拍成电影，此后的短篇小说创作几乎篇篇引起较大的反响，在那个荒凉的文学时代格外引人注目。他在这个时期写的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虽然受到当时政治风潮的影响，带有一定的政治概念痕迹，但是生活气息浓郁，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鲜明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生活特点，是我们解读和研究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特征的典型文本。新时期，他的小说创作紧密追踪时代变化的脚步，着力展现时代巨变中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的心理，注重人的思想特别是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融进了作者在时移世变时期对现实生活的忧虑和思考。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陈忠实的文化视野更为开阔，艺术探索更为深入，他的文学笔触也更为丰富多姿，探索从地域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觉醒与生命的关系以及文化观念对人的影响等方面描写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许多作品引起较强烈的反响。陈忠实在50岁以前即《白鹿原》出版以前，一直扎根于农村，从民办教师到基层干部，从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都不脱离他艺术描写的对象，对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研究和体验，这样的作家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白鹿原》面世以前，他已经发表短篇小说50余篇，中篇小说9部，题材涉及当代中国农村的各个时期，人物也是方方面面，艺术上总体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追求“史诗”品格，手法上很少讨巧，多是正面切入、正面描写，因此，他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乡村生活的生动画卷，是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农民包括乡村干部的真实、准确而且可以见出时代特征并成系列的形象画谱。陈忠实的文学史意义，还在于他的创作道路、身份变化与共和国的文艺政策、文学体制密切相关，一滴水而映大海，从他的人生履痕可以见出文坛变化的轨迹以至某些内在的脉动。

　　陈忠实某些时段的创作也有徘徊以至困惑

　　他是一个看重生活积累、强调生命体验并在此基础上极为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包括政治关怀的作家，原本从文学爱好起步，从业余写作入手，后来在环境、时势和个人的追求中一步步成为半专业以至专业作家，时代所给的思想教育，环境所给的文化影响，个人所修的艺术准备，先天的和后天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当他把文学当作终生的事业孜孜以求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创作时有自觉的反思。在经历了文学以及因文学而引起的人生挫折之后，特别是面对变化着的新时期的社会生活，他更是从理性高度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博览群书以广视野、得启迪，深刻反省以吐故纳新，用陈忠实的话说，就是“剥离”自身的非文学因素，进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正是有了自觉的和不断的“剥离”和“寻找”并在这个过程中，陈忠实的创作才有了大的跨越以至超越。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是一个转折点。他写此作时，是1985年。1985年前后的中国文学，是一个转折点。此前，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形势总体上是以伤痕、反思、改革这样的潮流一浪一浪地向前推进着，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但都行驰在一条文学的河道上。而到了1985年，出现了拐点，出现了分流，出现了各自不同的追求。其中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先锋”，一个是“寻根”。一个向前求索，一个向后探寻。正像一个人在路上，开始只顾闷着头急急地赶路，到了岔路口，去向莫明，需要前瞻后顾一番，很合情合理。对陈忠实来说，他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并揭示其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他以蓝袍先生为参照，也在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盲点和误区，为的是“打开自己”，进行“精神剥离”。他所谓的“剥离”，就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新事象或变革，面对一些新的思潮和新的观念的兴起，精神受到触动，心灵受到震动，他就静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回嚼”或曰“反思”，对新事物和新观念更多地以比较的方式进行辨析判断，辨其优劣，同时伴之以或艰难或痛苦的感情变化，最后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精神上的新生和心灵上的回春。陈忠实的创作方向亦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蓝袍先生》之前，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紧密关注并且紧跟当下的现实生活，而蓝袍先生徐慎行的性格和命运从新中国成立前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现这个人物命运的时候，特别是发掘这个特意把门额上的“耕读传家”的“耕读”二字调换成“读耕”的人家的时候，这个门楼里幽深的宅院以及这个宅院所能折射出的一些民族文化心理的隐秘，那历史深处某些重要而神秘的春光乍泄，让陈忠实久久凝目并且沉思。仿佛一个急着赶路的人，陈忠实的眼光一直盯着前面和脚下，未曾歇脚，未曾回首来时的路，偶尔一回顾，倒让陈忠实暗暗大吃一惊。身后的风景居然还有那么多迷人之处，而且，身后的更远处，迷茫的历史烟云飘忽不定，脚下的路正从那里遥遥伸展而来。理不清来路，就不知道去路。由此引发了他对民族命运这一个大命题的思考。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作品

　　《白鹿原》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农村地主、长工和乡村贤哲形象，成功地塑造出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年轻一代鲜明各异的性格，展示了他们追逐时代的步伐或被时代的车轮驱裹而形成的或凌乱或跌宕的人生履痕和复杂多变的命运，深刻地触及了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和历史脉动，展示了一个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轨迹和心理行程，揭示了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人格精神在现代文化背景中的深刻矛盾和裂变。该作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斗争视域，超越了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以宽阔的历史视野观照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以幽深的文化眼光打量历史行程中的各色人物，是一部史诗般的巨作。该作的主旨是探寻民族的文化心理并进而探求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白鹿原》的核心人物是白嘉轩。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他的身上继承了几千年来传统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他是非常现实也务实的人，没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换句话说，没有浪漫情怀。他所在的白鹿原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主体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耳濡目染，又接受了来自朱先生的儒家思想和伦理观念的教化，他终生服膺儒家的思想和精神，并以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在白嘉轩之上，是整个白鹿原的灵魂人物朱先生。朱先生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和生活的指路人。白嘉轩则是朱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实践者。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精神文化象征，他的思想渊源是儒家，具体到他的身上，则是儒家思想的变相理学，理学中的关学一脉，关学强调“通经致用”，“躬行礼教”。这样一种实践理性非常契合白嘉轩们的生活实践和生命实践，对于白嘉轩这样的农民和族长特别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们易于和乐于接受并且能够深刻地掌握。鹿子霖也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一个典型人物。这个人物与白嘉轩性格相反但却能成为一个互补的形象。白嘉轩做人行事，遵循的是内心已然形成的信念和意志；而鹿子霖行事做人，则是依照现实的形势，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判断时势也能够很快顺应时务的乡村“士绅”。千百年来，中国的乡村社会，主要的核心人物就是由这两种人物构成，一个坚守先贤的遗训和内心的原则，一个观风看云不断顺应时势的变化，一静一动，动静冲突又结合，构成了一部激荡的而又稳定的中国历史。白嘉轩和鹿子霖都是白鹿原上的精明人和威权人物。他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都具有原型的意义。这部小说对秦地文化和渭河平原风俗的精彩描写，对关中农民日常生活的精确描绘和农民语言的传神运用，构建了一部难得的中国北方大地乡村美学文本。

　　也许是创作《白鹿原》用力过猛，也许是该作后来巨大的成功反而成了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也许是陈忠实所期望的“枕头工程”已然完成，总之，《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在创作上多少有些“懈气”，“原下的日子”稍显悠闲和平淡。也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挑战或者对抗才能激发创作的巨大能量，失去了挑战和对抗，创作的激情也就消散了。当然，这完全可能是对一个作家的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