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长篇小说《春尽江南》缅怀诗歌的时代(贺绍俊)

　　《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是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的终曲，这个三部曲耗费了他十多年的心血。真应了曲终人散这句话，最后这部作品传达给我们的竟是死亡的信息。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格非在动笔写这个三部曲时，让他魂牵梦萦的乌托邦情结已经在他心中死去，他只不过还有勇气把死亡的过程讲述给我们听。这大致上也就决定了三部曲的音色，它们是灰暗的、阴沉的。但即使我们断定格非是带着死亡的意念上路的，仍能感觉到他并没有丧失先锋作家的气质，因此他从死亡中发现了神秘之美，小说主人公谭端午说他“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事实上，小说叙述从头至尾都弥漫着这种浮靡之美。浮靡之美是这部小说的主调，也是格非面对现实发出的一声叹息。

　　格非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基本上处在虚空高蹈的状态下写作。中国新时期的先锋作家在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短暂风光之后，便纷纷偃旗息鼓，转向写实性的写作了，他们因此常常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但格非是少有的几位仍然保持着先锋锐气的作家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格非拒斥现实，只不过他有自己处理现实的方式，《春尽江南》就是格非直接面对现实的一部作品。当我们读完这部作品后，也许应该为我们曾经对先锋作家的嘲弄而感到汗颜了。因为对于格非来说，他从来就没有偃旗息鼓，先锋性始终是他的锐利的武器，他能够面对现实，却并不屈从于现实，而是将先锋性嵌入到现实之中，因而他对现实的穿透力远远胜过一般的写实作家。事实上，我们应该对先锋作家的努力给予更加公正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嘲弄他们由先锋写作转向写实写作，相反应该从这种转向中看到他们是如何给现实带来新的处理方式和新的空间的。格非是在这方面做得特别认真也特别成功的一位，他的《春尽江南》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并不是一面纯粹反映现实图景的镜子，现实主义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作家主体是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必然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格非在面对现实时有着清醒的主体意识，主人公谭端午可以说就是他的化身。他不过是写了一个对现实越来越不适应的小知识分子身边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描写当然不会是全景式的或史诗性的，但他从这个人物狭窄的生活视镜里看到了现实最致命的问题。他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归结为“浮靡之美”。今天的社会显得是多么的繁荣啊，就像是热带雨林，蒸腾着旺盛的气息。追逐物质和享受成为人们惟一的目标，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挣钱，也可以毫无羞耻地沉湎在声色犬马之中。问题在于这种“浮靡之美”已经深入到社会的骨髓，几乎无处不在，无一幸免。连谭端午去参加诗歌研讨会，吉士首先拉着他去的是色情场所，吉士的理由非常正当，他引用的是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言：“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要细加参详。”他要像靡菲斯特一样带谭端午去“破戒”。格非的死亡意念由此而来，也许在他看来，现实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人们沉浸在浮靡之美中，但谭端午清醒地知道，这只是死水微澜的反应罢了。

　　格非为我们塑造了两个相对应的人物，他们对待现实的方式截然相反，一个是谭端午，一个是他的妻子家玉。家玉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的挑战，也能够把握住现实的脉搏，她刻苦自学，取得律师执照，办起律师事务所。以世俗的眼光看，她完全是一个成功者，她有足够的资格训斥谭端午。在家玉的眼里，谭端午是一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格非不正是把谭端午当成一个对抗者来塑造的吗？但这是一种特别的对抗，他是以做一个失败者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对抗的。因为这是一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你只有成为一个失败者，才能守住自己的灵魂，才不会同这个时代同流合污。谭端午是格非为我们精心打造的时代勇士。这个勇士显然并不被现实所认可，他在现实中无所适从，甚至都无法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细小问题。但情节的发展却是，成功者需要失败者来拯救。当家玉身患绝症，一个人悄悄躲在成都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谭端午正在机场焦急地等待航班起飞的通知。在两人的QQ对话中，一再训斥谭端午是一个无用的人的家玉，却痛苦地承认：“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这或许是格非对现实的一种预言，他把希望寄托在失败者的身上。

　　当然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格非所说的失败者。失败只是针对现实而言的。只有当一个人对现实彻底失望时，他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失败者的身上。花家舍是格非为这个三部曲设计的乌托邦，三部曲写了花家舍的三个历史阶段，而《春尽江南》中的花家舍堕落得最为彻底。谭端午的哥哥元庆和商人张有德合伙租下花家舍，要把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但显然两人的思路截然不同，元庆想把它恢复成乌托邦式的“花家舍公社”，但商人张有德不过是要把它建成一个隐蔽的销金窟，美其名曰“伊甸园”。元庆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了。元庆以正面对抗的方式去解决现实的问题，但最终被现实摧毁，成为一个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元庆反衬出谭端午的姿态才是最恰当的：“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

　　但必须看到，谭端午敢于做一个失败者，并非他要去践行老庄思想。今天那些萎靡颓废、不思进取的人都愿意从老庄那里找到口实。谭端午的内心是强大和丰富的，他的内心装着的并不是老庄，而是另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格非的文学理想大概也是在那个年代建构起来的。他至今对那个年代仍充满着景仰和缅怀。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浪漫的精神自由飞翔，那更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谭端午是80年代小有名气的年轻诗人。诗人无疑得到社会极大的尊重。秀蓉也是因为仰慕诗人而跟随着来到荒僻的招隐寺，并且羞怯又天真地对谭端午说：“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但是，一位诗人之死预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于是，秀蓉也改名为家玉。谭端午后来再次遇到家玉，并与她结了婚，但让他纠结的是，“‘秀蓉’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早已远去、湮灭”。格非以诗歌作为时代的分界线，他所说的诗歌，当然不仅仅是指一种文体，而是囊括了一切精神文明的历史积淀。我们在80年代的现实中能够感受到它，捕捉到它，但这个美好的现实随着一次诗人之死而戛然终止。让谭端午以及格非痛心的是，在当今的现实里再也找不到诗歌的位置，甚至连现实中的诗人也变了味。格非在叙述中会忍不住站出来对没有诗歌的时代嘲弄一番，“如今，诗人们在不大的地球上飞来飞去，似乎热衷于通过谈论一些犄角旮旯里的事来耸人听闻。这是一种新的时尚”。格非把所有的理想都赋予了诗歌，所以他要写一首诗歌作为这部小说的结尾，诗歌名为“睡莲”，这个意象是圣洁的、静穆的，很适合表现逝去的80年代。我读到其中一句“白蚁蛀空了莲心”时，感到一阵钻心的刺痛。我以为，格非始终是带着这样一种情绪在写作的，我们能在叙述中体会到作者的痛感。

　　如果这部小说仅仅传达一种死亡的信息，那顶多只是让读者哀伤一把。格非并没有丧失知识分子的立场，他要把死亡的信息传达给大家，是为了让大家对现实保持足够的清醒。小说写到一个细节，谭端午一度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写了一首长诗，题目就叫“牺牲”。他认为，“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意义”。格非让谭端午整天捧着《新五代史》在读，因为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但格非要强调的是，欧阳修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或许格非就是以欧阳修为楷模开始了《春尽江南》的写作，但格非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要为盛世时代写一本“衰世之书”，其中的深意不难明白。　(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