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戏剧人生

赵大民剧本朗读会，话剧《茂陵封侯》片段，罗钧饰苏武，张艳秋饰乌琴公主。 王 晶 摄

　　不记得多少次我坐在剧院的舞台下，期待着那种兴奋而又紧张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父亲此刻就站在剧场里某个黑暗的角落中，然后，大幕开启，那些或灿然或悄然走上舞台的演员们……

　　只是，这一次，大幕不曾开启，而是在黑暗中，让灯光慢慢照亮舞台，照亮父亲生前一张张亲切的照片。天津市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还执意将父亲的书、父亲的书桌，以及书桌上的稿纸和眼镜搬上了舞台。紧接着，一幕一幕地，表演着父亲生前创作并导演的剧本，让我们在父亲毕生工作的地方，依旧沐浴着他睿智而感性的光芒……

　　记得，几年前，父亲出版了他五卷本的《赵大民戏剧诗文集》。但我不曾想过，要为父亲的戏剧创作写点什么。那时，总觉得父亲的作品在我们中间，就那样天经地义地存在着、浸润并环绕着，就如同生活本身。还或者因为那时父亲就在近旁，所以脑海中游走的，大都是些日常的琐细，反而疏淡了父亲对艺术的那些年深日久、锲而不舍的探求与追索。我和父亲所共同拥有的，反而是一些平凡的日子和不经意的往事了……

　　倒是那些在父母身边度过的成长岁月，显得日久而弥新。而那些记忆，也和剧院和舞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因为父亲对戏剧堪称执着的追求，进而，让我们的家庭，也一如生活在父亲的戏剧生涯中。

　　自儿时起，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永远坐在书桌前。在他的案头，不仅有书，还能听到，从他笔尖流淌出来的那些人物和对话。他不仅要笔耕不辍，还要满怀激情地走进排演场。于是，行走于笔端的万般景象，在父亲的导演中，生动地活络了起来，一个多么神奇的过程。在做文与做戏之间，数十载岁月过去，父亲优雅完美地完成了他的戏剧人生。

　　很多年来，总是“现在时”地领会着父亲，却不曾回望他是怎样从那悠远的乡村中走来。在满院的杏树下，一个日渐式微的满族大家庭。父亲说，给了他人生重要起步的，其实就是乡下家中，可供他朝夕阅读并无限遐想的那些旧书。

　　父亲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离不开我的祖母。“文革”中，我们被送到乡下，才谙知了这个乡下的小脚女人，有着怎样非凡的智慧。她尽管生活贫乏，却有着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她尽管目不识丁，却虔诚地信奉着耶稣基督。她看不懂《圣经》的教义，却能歌一般地唱诵“爱是永恒的忍耐”。便是这个单薄、瘦小的女人，在那个视土地为生命的乡下，竟做出了哪怕卖地，也要送父亲上学的英明决断。不久后，父亲考进了昌黎的汇文中学，开始了祖母所赋予他的人生旅程，得以遍学新学与旧学。也是在那里，他喜欢上了神圣的并附丽于他毕生的戏剧。

　　父亲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毅然中断学子生涯，于一九四四年加入到革命文艺的行列中。伴随着解放的号角，父亲的文工团进入了城市。不久后，父母双双调来天津，从此与这座城市共命运，如今已逾半个多世纪。

　　父亲以他对艺术的投入而安身立命。对他来说，从乡村到城市无疑是一个转折的过程。他只是怀着一腔年轻的热血，听任革命洪流将他带到任何地方。无疑大城市给了父亲更大的舞台。而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与众不同处，就在于少年时远离都市的乡野生活，让父亲拥有了这份与大自然天然共生的诗意。

　　就这样父亲从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了都市艺术家。在衣食无忧的城市生活中，以为从此他将永远和艺术在一起。是的，那座如歌般的剧院，就坐落在市郊的水塘边，就仿佛建造在水中的一座艺术的城堡。园中藤萝绽放，白鸽起舞，还有栏舍里的鸡鸭、树丛间的蜻蜓。剧院是父母工作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摇篮。那时，我们就住在剧院的宿舍里，耳濡目染那里的氛围。而我们听到、看到、呼吸到的，全都是弥漫在空气中的艺术气息。

　　因为父亲，我成了剧院里最忠实的观众。漫长的几十年间，从连排，到彩排，又到剧场的正式公演。不记得曾有过多少次，我坐在剧院的舞台下。我喜欢那种黑暗中的感觉。紧张而又兴奋地，等待着，大幕开启的那一刻……

　　德才里二十八号，是舞台之外的另一个舞台。剧院中几乎所有的主创人员，都住在这座出自苏联设计师之手的房子里。每天出出进进看到的，都是从舞台上走下来的叔叔阿姨们。于是舞台被莫名其妙地延伸了。无论在走廊上、厨房里，甚至刷牙、洗脸时，他们都在谈论着正在排练或已经公演的那些戏剧。总之，二十八号根本就不像一座住宅楼，而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感的表演中心。如此让工作和生活都一道纠缠在戏剧中，这在今天看来，确实是显得太奢侈了。

　　还记得，当时父亲排演了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不久，郭老便亲手题写“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牌匾，从此赫然悬挂在剧院大门口。而那时的天津人艺恰是最辉煌的时代，进而因为艺术的卓越和表演的精湛，而名列全国五大剧院之一。

　　是的，那时的父亲，对艺术的未来，一定是怀了很崇高的期许；对自己的创作实践，自然也是信心满满，他任编剧或导演的剧目到处公演，屡获好评。然而，他怎么会想到，人生中最激情四射的年华会突然被剥夺，而他所为之倾注心血的艺术创作，也随之顷刻间崩塌。

　　当父母因“四清”而远离我和弟弟长达一年之后，一天，父亲突然回家，又突然地，不再回家。后来知道，他被关进了“牛棚”，自此开始了我们这个家庭在十年浩劫中的艰辛与苦难。在遭遇抄家、批斗以及关押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后来知道，其实父亲就被关押在剧院里，徒步十几分钟我们就能看到他。但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怎么敢去看父亲？偶然在剧院与父亲不期而遇，也只能是低着头，不敢看，更不能去和他说话了。

　　不知道“牛棚”里的父亲是怎样生活的。隔绝了他那么热爱的艺术世界，那他的生命中还能有什么？后来才知道，父亲即或被羁押，却依旧固执地在心里默默构思着他的古体诗词或戏剧细节。

　　“文革”不仅破碎了父亲为之奋斗的艺术梦想，后来干脆被摒弃于他一直置身其中的艺术团体。从此下放郊区，劳动改造，父亲成了一个彻底被时代抛弃的人。但父亲离家时，好像看不出他有怎样的沮丧。他后来说，只把这当做又回到了乡下。后来听父亲几番说起人要能上能下的道理。他的比喻生动而无奈。他说人应该做到的，就是把你扔在了石头缝里，你也要尽力活下来，并生根开花。这或者就是父亲几十年人生经历的体验。他必定是每每被踩进了泥里，又每每不甘，自强不息。父亲凭着坚定的意志，往来于乡野。偶尔回家，竟已一派老农的架势，言谈话语间，甚至已对乡村生活生出一片恬静与喜悦了。

　　父亲的一生，是他所经历的时代的缩影，亦是他追求真善美的漫长旅程。在不同的背景下，父亲都写出了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在每一次创作中，他都会满怀着热忱与真诚，倾其全力地将他的艺术理念贯穿其中。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色工会》、《把一切献给党》，还是六十年代的《红岩》、《飞雪迎春》，抑或历史剧《钗头凤》和《蔡文姬》，总之父亲总是把他对戏剧艺术本身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所以“文革”中，父亲才有了“反动学术权威”那样的头衔，让他吃尽苦头。

　　改革开放，给父亲带来巨大喜悦的，就是心灵的自由，从此他始终不渝地坚守在文学和戏剧的领地中。或者他觉得那是他对历史的一份责任，亦是他对心灵的一重使命。他用诗笔写剧，剧笔写诗，他的剧才能每每充满华辞丽藻、诗情画意；他的诗亦每每跳动着鲜活、浪漫的音符。于是，向革命先烈李大钊致敬的《晨钟》、为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觉悟》，都浸满了父亲由衷的心血。而后，千古绝唱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及至讴歌民族英雄苏武的《茂陵封侯》，更是将父亲的艺术追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让他在寄言寓情于戏剧的同时，也完成了他对自身的历练。

　　父亲行进中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从来不曾终止过学习。儿时的咿呀学语，幼年的四书五经，青年的新知旧识，成年的学而不厌。到了老年，更是手不释卷。九十辞世之前，仍耳聪目明，博古通今，始终不曾落在时代的后面。学习不仅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也让他和生活永远切合着节拍。父亲喜欢读书，无论古今中外。这是他骨子里的嗜好，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

　　作为女儿，我始终觉得自己是父亲的影子。也一直在想，几十年来，父亲所传递给我的究竟是什么。相貌？抑或血液中的那份传承？我和父亲类似的东西其实很多，譬如我们都喜欢整洁，喜欢生活中充满秩序。我们还都喜欢读书，喜欢长久地坐在桌前。我们也都敏感脆弱，遭遇过诸多挫折与失败。但共同的是，我们都不曾舍弃，在逆境中坚守着某种刚毅。还有一点相同的是，我们都能固守寂寞，也都知道远离浮华是一种幸运。

　　写作这篇文章时，知道父亲已经不在排演场，甚至，已经不在我们身边。

　　我们想念他。

　　想念，是因为剧院的那些好友们，从来就没有忘记他。人们才会在父亲别离周年的这一刻，为他筹办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剧本朗诵会。

　　是的，再度走进剧场，望着父亲的舞台，心中生出绵长的思念。静静地，我知道，就像小时候那样，其实父亲没有走，他就在我们身边。

　　慢慢地，剧场里的灯光渐次熄灭，大幕缓缓拉开。所有的人间悲喜剧，都将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