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现代舞”

　　有人说，艺术是全世界的通用语。作为直接与人类精神世界产生联系的艺术，是最能跨越语言障碍进行对话的。

　　今年年初的一趟以色列之行，让我对这个问题的感触尤为深切。在2016年以色列“欢乐春节”活动演出内容里，有中国的钢琴、武术、杂技表演等。当中，国内某现代舞团的现代舞演出项目格外引人注目。在艺术舞蹈领域，在中国，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现代舞这个舶来品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可中国的现代舞团来到了以色列这片土地，同样受到了以色列观众的青睐。

　　其实，具体到某一种艺术门类，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很难毫无障碍。而舞蹈，这种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来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运用舞蹈语言、节奏、表情和构图等多种基本要素，塑造出具有直观性和动态性的舞蹈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或许更符合这个要求。换而言之，舞蹈，应该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开展文化交流障碍最少的艺术门类之一。

　　相较于其它艺术形式，以现代舞这种样式走进以色列，或许会得到更多的欢迎。这就需要结合这个国度的具体国情。地处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虽在地理区域上属于亚洲，但文化方面更接近于欧洲。国民喜欢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对现代舞也具备一定的欣赏力。而以色列的现代舞发展水平比较高，有不少知名的现代舞者，在世界现代舞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对艺术的喜好和审美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差异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种情况之下，“桥梁”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在中以之间，现代舞扮演的，恰恰是“桥梁”的角色。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我们同样要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用外国人所熟悉的文化方式进行文化交流。

　　如何学习好、使用好文化交流的“世界语言”？现代舞无疑是其中的一种途径。

　　作为现代艺术之一，现代舞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上世纪30年代，舞蹈家吴晓邦从日本带回了现代舞，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创作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的作品，在上海、重庆等地演出。40年代，舞蹈家戴爱莲回国，并与吴晓邦合作作品。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种种原因，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衰微。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一些华人舞蹈家义务回到中国传播现代舞；北京舞蹈学院开办了现代舞试验班，并请来西方的现代舞专家上课；专业的现代舞团体也相继成立。时至如今，中国的现代舞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国内的现代舞蹈团体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座城市，他们的演出也频繁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亮相。

　　近几年来，正在发生的一个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方面开始关注现代舞，并积极地推动中国现代舞艺术的发展。就在这个月上旬，由文化部外联局、浙江省文化厅主办，浙江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以色列现代舞编导大师班”在杭州举行。这一次，两位知名的以色列现代舞编舞大师被请到了中国，为来自中国各地的近一百名编导、演员授课。“去探索去创造，尝试新的东西，个性化的表达。”“更大胆一些，没有唯一的答案，重在体验。”课堂上，老师这样鼓励学员。短短的十天时间，以色列老师不一样的教学方式，让学员们接触到许多新的理念。

　　从事舞蹈研究已三十四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亲身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去年给第一届“大师班”开过讲座的他，这次又来了。他将“大师班”的举办比喻成“播种”，有了“播种”，便能够推动新观念的普及。欧建平坦言，目前国内的现代舞作品总体质量还不是非常高。只有在扎实的根底上，才能创作出好的现代舞作品，没有无根之木。当然，中国的现代舞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光靠“大师班”这种活动还远远不够，但这样的尝试总归是让人惊喜的，毕竟能走出国门去学习现代舞的舞蹈从业者仍是少数。

　　找准国与国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下最适合的“桥梁”开展文化交流，是最容易得到民众欢迎和接受的。中国现代舞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传承、弘扬和传播；另一方面，也需要吸收当代文明及其他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以便于更好地“走出去”，更顺利地与世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