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魂”与“诗史”的舞台呈现——评话剧《杜甫》

话剧《杜甫》剧照 王雨晨 摄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很少有其他诗人可以与之比肩的；而他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纯熟、精湛程度，也很少有其他诗人可以企及。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唐栋编剧，王晓鹰执导，刘佩琦等主演的大型原创话剧《杜甫》 ，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刻画了“视国家为生命、以民生为己任”的诗人形象，展现了杜甫的民族大义和文人筋骨。该剧以杜甫励志效国、应试不中、困顿长安、安史祸乱、梦碎弃官、漂泊川渝等经历为主要线索，将杜甫颠沛流离、艰辛曲折的个人命运融汇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通过杜甫从求官、做官、贬官到弃官的变化过程，表现出他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和体恤人民的仁爱之心，将一位正直怜悯、愤世嫉俗、铮铮铁骨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立在了话剧舞台之上。纵观全剧，话剧《杜甫》突出表现了杜甫及杜诗的“诗魂”和“诗史”的特质。

　　所谓“诗魂” ，是指诗人的精神内涵。戏剧评论家林克欢曾经说过：“戏剧表现的是关乎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存处境始终是戏剧关注的中心。 ”他还说：“伟大的戏剧，拨动千百万人心弦的戏剧，肯定是那些表现生命的躁动、宇宙的微茫，让人领略人生的况味与宇宙的深境的作品。 ”在话剧《杜甫》中，导演艺术而形象地将杜甫的生命状态、生存处境和精神内涵呈现在舞台上、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杜甫身上集中反映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人阶层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剧中的杜甫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和精神追求，有着为国家社稷、黎民百姓舍身忘我的理想担当。正因为此，杜甫才积极入世，以参加考试、投诗求引、上表献赋自荐等方式求出仕从政。舞台上的杜甫生活拮据，但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在长安一住十年，最终谋得了一个看守兵器、管理门禁的小官，这对于“窃比稷与契”的杜甫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其伤心与愤懑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也使杜甫从另一方面更加看清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黑暗，从客观上使杜甫更接近和了解到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

　　导演以对比的手法将现实的黑暗、人民的困苦与杜甫内心所追求的精神理想交汇在一起：杜甫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与其所追求的差距愈来愈大，其内心的煎熬与苦闷可想而知。这时，舞台一侧的朗诵者伴着剧情将杜诗《兵车行》 《丽人行》等感情丰富地大声朗读出来，杜甫通过诗歌的形式对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其忧国忧民之情真切而生动地被表现了出来。之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使他更多地目睹了人民群众的凄苦生活。当杜甫被唐肃宗封为左拾遗后，他自认其政治理想可以得到实现，对社会弊端、政治昏暗大加批判，引发肃宗不满，招致贬官。这对杜甫的打击颇大，但同时也使他认清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也更加深了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正是在这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杜甫毅然弃官，而将全部精力转向反映人民疾苦、鞭挞社会黑暗、抒发自己情感的诗歌创作上来。剧中，当杜甫弃官而去，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由老百姓为其缝制的“百衲衣” ，将它穿在身上时，由衷的一句“真舒服” ，道出了杜甫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也折射出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诗圣”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诗魂”的本质所在。

　　杜甫适逢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他以诗歌创作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人民的疾苦、个人的情感统统记录下来，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杜诗又有“诗史”之称。全剧或通过杜甫之口或通过舞台一侧的朗诵者将杜甫的主要作品展现出来，并再现了他创作这些诗歌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例如《石壕吏》一篇所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话剧中就将这一幕重新再现，连老翁翻墙而去的情景都不打折扣地进行了展现，从而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真实而艺术地呈现了出来，其“诗史”的特质也在这种呈现中被表现了出来。

　　该剧导演王晓鹰说：“杜甫的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瑰丽的珍宝。话剧《杜甫》表达的是诗人的情感历程、精神境界，自然少不了舞台上的‘诗魂’和‘画意’ ，更少不了演出中的‘诗化意象’ 。 ”大幕拉开，舞台上呈现出一片空旷疏朗的古风古韵：远处背景的一幅幅水墨丹青意蕴深长、诗意盎然，与中景的林木，近处的卧石、书案等相互组合，遂生画境。而人物则在这样的画境中表达了一种诗意的勃发。在舞台一侧的乐池，间或由著名朗诵家配合剧情朗诵杜诗名句，而在另一侧，则有民乐演奏家现场以琵琶和笛箫伴奏，为全剧营造了一种古朴而深沉的意境。

　　如果说话剧《杜甫》有什么不足的话，笔者以为在剧本创作上。该剧为了突出杜甫的形象，也为了增加戏剧冲突，刻意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作为杜甫对立面的诗人何秀，他趋炎附势，欺下媚上，搜刮百姓，卑鄙无耻，不忠不孝；另一个是根据杜甫《春夜喜雨》一诗虚构的善良姑娘春雨，失去双亲的她被杜甫所救，视杜甫为兄长，在何秀以杜甫全家性命要挟她嫁给自己时，她跳江未死，最终出家为尼，与杜甫一家凄别夔江边，点醒杜甫以诗歌表现人民的疾苦，能够使诗人和他的作品永存。作为历史人物传记性作品，其创作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而话剧《杜甫》中的杜甫与历史上真实的杜甫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关于杜甫生平，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诸多著述，可谓史料详实，如冯至就曾著有《杜甫传》 ) ，使观众觉得舞台上的杜甫并非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杜甫，因而使全剧失去了历史史实的依托。而剧中所显示的时间等细节，也与史实颇有出入。正是由于剧本本身的这些瑕疵，削弱了该剧的思想力度和艺术感染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